婚姻大事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我的婚姻大事。
前边已经说过，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给我说下了一门娃娃亲；到我八九岁时，男女双方又正式交换了订婚的信物。也说过，我在上海的时候，认识了情投意合的小表妹。那时只是说一说、想一想而已，现在我已年近二十，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婚姻问题也就到了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先是梅家派人来催，说，姑爷十九了，姑娘也十七了，什么时候送过来呀？因为两家早有婚约，父亲自然是积极促成。但梅家姑娘除小时候见过她与家人的合影照片之外，十来年的时间没有任何来往，彼此之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相比之下，在上海的时候，我与小表妹有过那一段亲密的接触。说实话，我内心里当然希望表妹能成为自己婚礼上的新娘。
一方面是父亲的威严很难违拗，另一方面是自己心中的梦想不愿放弃。那一段时间，头脑里整天为这件事纠结。
正在此时，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时认识的一位朋友跟我和大哥联系，约我们兄弟跟他一起去日本留学，说一切手续都已办好，只要我们同意，马上就可以走。
刚好当时大哥也正在闹家庭革命。起因是这样的：我的那位大嫂姓邱，名秀菁。她家当时已从山东搬到天津，家里有一幢小楼，她父亲好像仍然担任审判厅厅长之类的什么官。她家比较新潮，我家比较守旧。父亲对这位大嫂平常的表现不很满意，两家的关系因此也比较疏远。大哥受这些影响，也嫌父亲管得紧，早就想离开这个家。
我和大哥两个，一个要摆脱父亲的管束，一个要逃婚，收到这样的邀请，一拍即合，当即决定一起离家出走，东渡日本，去过另一种生活。
我们背着家里人，悄悄准备好行李，买好了船票，从天津到了塘沽。赶到码头，约我们一起去日本的那位同学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正准备登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发起高烧来，头痛，嗓子痛，眼看上不了船了。没办法，大哥只好退了票，陪着我到医院看病。一检查，好家伙，原来得的是猩红热，不但发病急，而且一时半会儿的还好不了，把去日本的事彻底耽误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人的命运可真奇怪，正是因为在关键时刻突然发病，让我迫不得已放弃了去日本的计划。而没能去日本，不但影响了我的婚姻大事，而且影响了我整个的人生之路。那位约我们去日本的同学，顺利地登上了船，顺利地到了日本，可后来却成了汉奸，下场很可悲。现在想想，假如不是我突发猩红热，跟他一起去了日本，会是什么结果呢？真让人不敢想象。
从医院出来后，我被送到我大嫂的娘家养病。养病期间，我想了很多，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想我和表妹的事，虽然舅母喜欢我，愿意促成这桩亲事，但舅舅始终不明确表态，实际上是不大赞同。猜想正如父亲看不上他一样，他对父亲、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也有他的看法。这个时期我又听说，舅舅想要送表妹出洋留学，而如果跟我结婚，一定会影响她的前途。又想到与梅家姑娘的婚约是母亲在世时定下的，与梅家结亲，是母亲的遗命呀！脑海里一会儿是梅家姑娘小时候与家人的合影照，一会儿是跟小表妹在一起玩耍说笑的情形；一会儿浮现出小表妹天真可爱的模样，一会儿浮现出定亲时母亲期待的目光……想着想着，渐渐有了些头绪，一个思想在自己心里慢慢明确起来：我不能只为自己着想，要多为别人想一想。既然喜欢表妹，怎么能因为我而影响她的前途？梅家姑娘已经许给了我，我如果悔了婚，让她今后怎样嫁人？让父亲在他的朋友中怎样做人？我这样做，对得起我九泉下的母亲么？
一天早上，天刚亮，我还在床上躺着，我堂兄吴宗焘就来到我大嫂的娘家。他是代表我父亲来找我的。他告诉我，父亲知道我们离家出走的事，很生气，也很伤心。父亲表示不再干涉我的婚事，他说："是要上海的，还是要梅家的，自己决定吧，家里不管了。"父亲态度的转变，让我很受感动，更促使我下了决心，决定放弃那一段"宝黛迷梦"，面对现实，与梅家姑娘结婚。
堂兄把我的意思报告给父亲，父亲喜出望外，怕夜长梦多，催着让我们尽快完婚。结婚之前，双方家长安排我们在北海五龙亭附近见了一次面。记得是春夏之交的时节，双方家长约好，同时到那里喝茶。两个茶桌相距不太远，继母把她指给我看。不知是因为心意已决，还是所谓"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此时我眼里的她，十足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丽姑娘，先前的一点儿顾虑，一下子也就打消了。我从心里认定，梅家的这位小姐﹣﹣梅静明就是上天赐给我的妻子。
我们是1928年刚放暑假时结的婚。由于我父亲与梅光羲都是旧式文人，婚礼也比较传统，在西单的一家大饭庄请的客。婚后住在我家，新房就是我原来的卧室﹣﹣花厅西侧的暗间。就是我的这位妻子，在此后二三十年共同生活的岁月里，跟我甘苦与共，休戚与共，患难与共，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妻之闺密
许多女孩子青少年时期都有自己的闺中密友，我的妻子梅静明也是这样。她的一位闺中密友既与我们成达学校的前校长有关，又关系到后来我的一位老师，因此值得说几句。
她的这位闺密名叫徐樱，是徐树铮的女儿。她们二位是怎么从相识到成为闺密的呢？起先她们只是一般的同学关系，都在同一所学校学画画儿。那所学校叫"北京女子西洋画学校"，是唐守一女士办的，只收女生，教她们学画油画。学校在东单牌楼往北的一条胡同里，离协和医院和我大哥的照相馆都不远。徐樱的母亲是江西人，我夫人的母亲也是江西人。这样两家人之间也就有了些来往，她们二人不知不觉间也就成了无话不说的闺密。
听我夫人说，徐将军在的时候，她家里来往的人多是些达官显宦。为了讨好徐大将军，不少人为徐樱说婆家，但这位女孩儿有自己的看法，没有被哪位媒人说动，一直待字闺中。我与梅静明婚后不久，有一天，徐樱来找梅静明商量，说有人给她介绍一个人，叫李方桂，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又说，家里人不大看得上他，说他刚从外边回来，没有钱，人又长得不漂亮。徐樱拿不定主意，问梅静明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梅劝她乱世之中要往大处看，往长远处看，还是找个文人好。两个人嘀咕了半天，徐樱才下了决心，同意接纳李方桂，成就了这一段姻缘。所以李方桂先生本来跟我们是平辈朋友，后来我考到史语所，李先生又成了我的老师。他的夫人与我夫人姊妹相称，因为李先生的关系，我有时又要称她为师母。这情况也成为我们几个人之间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读清华
清华当时是四年制的学校，可我从1928年考入清华，到1934年才毕业，前前后后用了六年时间。一般人在大学只读一个系，一个专业，我却是先学市政工程，后改化学，最后从中文系毕业。其间有一年半的时间，因病休假，又做了些别的事情。其中有很多曲折，很多往事，常常引起我的回忆。为了叙说方便，先把在清华读书的事情说一说，病假期间的事稍后再谈。
我读清华期间，因为有庚子赔款的支持，清华比其他大学有钱，学校设备好，教职工的待遇高，所以国民党几个派系的人抢着到清华做校长。有一段时间，校长换得非常频繁，就像走马灯一样。当时学校教授们有个组织，叫"教授评议会"，权力很大，哪位校长如果得不到他们的认可，就待不长。例如吴南轩在清华做校长时，因为任用其亲信担任教务长、秘书长等事，只干了一个多月，就遭遇了"驱吴"风潮，被教授和学生们赶走了。又如罗家伦先生，他从1928年起就担任清华校长，在任期间大刀阔斧，有很多大胆的改革，对清华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最后也是被赶走的。那段时间，清华出现了校长常换，教授不动的特殊状况。直到梅贻琦先生做校长之后，才稳定下来。
我考入清华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好像只有两三位，但毕竟开了先河，以后慢慢就多起来了。说起这种情况，当时有一件事，后来常常引起我的回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笑。我刚上清华不久，有一次我夫人到学校来找我，不巧，在校园里碰到我们班的几位同学。有同学问我，她是谁？我当时不好意思说自己已经结了婚，仓促之间说：这是我表妹。本来以为这样就搪塞过去了，不想一位老兄居然看上了她，想要跟她交朋友，求我为他介绍。这虽然是一段笑话，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在清华校园里，年轻的女性是不常见到的。
刚入清华时，我读的是市政工程系。我们系主任姓施，施家炀先生。我们学的专业，主要是为了适应城市的市政建设，设计下水道等地下管线。学习使用平板仪之类的仪器，那是一种既能测定地面点的平面位置，同时又能测定点间高差的仪器；有时还要下车间，第一学期学木工，第二学期学金工。
我因为少上了高三年级的课，数学的基础不行，学习过程中明显感觉吃力。但如果一切正常，这个系按部就班地办下去，努努力，应该也能读到大学毕业。但不巧的是，我在这个系只读了一年，就出了问题：清华的市政工程系不办了。学生怎么办？学校给了我们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学习市政工程专业，但需要转学到交通大学，当时称作"铁道部交通大学"，本部在上海；一个是留在清华，但要转系。因父亲不愿我离开北京，我只好留在清华，而改读化学系。
化学系的系主任是张子高先生。张先生是庚款留美的学生，学成之后，回到国内。来清华之前，张先生曾在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任教，1929年来到清华。张先生是湖北人，讲课时开口总喜欢说："这个时候的时候。"拿这句话当开场白，惹得同学们也在背后学他说话。记得有一次做实验，在煤气灯上烤试管，一位男同学操作不当，试管的塞子喷出来，从对面一位女同学耳边擦过。张先生见状说："这个时候的时候，你怎么把个小姑娘这样搞？万一伤到了，让她以后怎么嫁人哟！"跟张先生相对的是数学系的罗邦杰先生，罗先生常常是一个人在黑板上哗哗地写公式，写完之后解释，每说完一句话总要不由自主地说："这个……公式，奇，奇，奇！"他们二位，一位开场白有特点，一位结束语有特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在化学系读了整整一年，刚觉得学出点滋味，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30年夏天，我又一次生了病。记得主要是肺病，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请求休学。按照当时清华的规定，学生就读期间，允许请假两年，假满之前，如愿意回来读书，可以请求复学，可以接着读原来的专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转读别的系。这样我就向学校请了两年假。
1932年春天，我提前结束休假，回到清华。在外面漂泊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半。这一段时间做的事情，主要是电影制作方面的事，几乎与化学没有什么关系，到决定复读时，大学化学课的知识，全都丢生了。因此重回清华后，根据当时的情况，选读了中文系，念二年级下。
这次重回清华，除了不得不改变专业方向之外，家里的情况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于我休学期间做的事让家里损失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加上父亲对读大学本来就不大认同，继续读书的经济来源就成了问题。父亲一直主张，只要自己下功夫读书，有所了悟，就能学到真本领，上或不上大学，都无所谓。他常说："家里那么多书，不好好看，去花钱上什么大学？"就这样，决定复读之后，伙食费、学费等项开销，他不主动给，我也不好意思要，一时让我感觉压力很大。幸好我夫人全力支持，拿出了她自己压箱底儿的钱，大概有三百多块吧，帮助我完成了学业。什么是"患难夫妻",当时觉得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待到几十年过下来以后，才知道当时遇到的那点困难，真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清华中文系，可谓名流云集，如朱自清、刘文典、俞平伯、杨树达、刘盼遂、王力等先生，都是中文系很有名的教授。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这一段时间也在中文系任教，但不记得有没有听过他的课。刘文典先生与刘盼遂先生合称"二刘"。刘文典先生号叔雅，专门为我们讲《庄子》。他爱吸烟，身着布袍，口不离烟袋，讲起课来，眉飞色舞，旁若无人。他讲课不看讲义，古书都背得滚瓜烂熟；也不看学生，自己表演。刘盼遂先生好像比刘文典先生还随便，他为我们讲诸子什么的。他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也跟黄季刚先生学过。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里关于成大事业、做大学问必须经过三种境界的说法，是刘先生介绍给我们的。在清华读书期间，感觉王国维先生的流风遗韵一直没有消失过。闻一多先生给我们讲《离骚》，对《离骚》有很深的研究，没人讲得过他。闻先生和俞平伯先生都习惯穿袍子，这与西洋文学系的王文显先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两位是绝对的土，而王先生是绝对的洋。俞平伯先生讲课很有意思，他讲课时，眼睛总是半闭着的，从来不看学生，看似自说自话，但讲到他高兴的时候，甚至大呼小叫，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俞先生负责给我们讲词，诗则是朱自清先生为我们讲授的。朱先生有几篇很有名的散文，像《荷塘月色》《背影》等，在同学中影响很大，但其实朱先生是教古典文学的教授，写白话散文，只是他的个人爱好。还有一位先生，姓吴，叫吴其昌，给我们讲《昭明文选》，讲得非常好。听他的课，就像听故事一样。他对《文选》非常熟，全部能背，不用拿书。印象中他也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我刚到中文系的时候，系主任是杨振声先生。大概一年后，杨先生走了，系主任的工作由朱自清先生接任。
在清华读书时，有时学校也会请外校有专长的名教授来校授课。我在中文系读四年级时，有幸听过当时在北大任教的罗常培先生的音韵学课。罗先生开的课是"中国音韵沿革"。最初选听罗先生的课时，我对音韵学毫无了解，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出于误会：我因为喜欢写写旧体诗，以为音韵是讲授旧诗创作的，才选了这门课。待到听下来之后，才发现这门课虽然与诗歌写作没什么关系，但见真功夫，很有用，很值得学。罗先生对旧音韵学全凭口耳相传的教学方法所做的批评，令我受益终生。他说：音韵学必须用"实验以补听官之缺"。这是我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我的座右铭。20世纪50年代，我离开科研队伍已经十多年，罗常培师几次托人找我，让我归队，才有了我后来的一点成绩，才有了我的今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详细情况，以后再谈吧。
我从小在家里家教很严，到清华后，一下子放开了，学业没有人督促了，做事没有那么多约束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情况有利有弊。有弊必有利，因为贪玩，正经的学业难免受到影响，但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
首先是可以自由阅读。清华的图书馆很漂亮，藏书颇为丰富。这里是我最常去的地方。我初入学时，新馆还没盖。记得这座图书馆有三层，去看书时，只要在外面签了名，就可以进入书库。在书库里可以自由阅读，看完后，自己把书放回原处，就可以了，不用办任何手续。图书馆专门有一层存放古籍。有很多善本书，有些甚至是孤本。这些书只要办个手续，都可以借出。我当时最喜欢看的是小说、游记、画册、国外大学介绍之类的书籍。总之，三教九流，一时对什么书感兴趣就看什么书。泡图书馆花的时间多了，有时耽误了课业，影响了成绩，看起来损失不小，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收获还是主要的。
在课堂上听诸位老先生的课，课下又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可供利用，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毕业论文﹣-《唐曲江考》。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阐述了盛唐时期曲江的繁华，考据出不少东西，就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也还算是一篇比较像样的论文吧！
除了写论文之外，我有时也写写诗。古人说诗言志，我有时触景生情，心有所感，也喜欢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这个习惯陪伴了我一生，直到现在，兴致来了，还想用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不是个高产的诗歌作者，平生写的诗都凑在一起，大约也就是几十首吧。可惜年轻时的习作都随手丢弃了。前些时候有人来看我，居然翻出我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的一首诗，我自己早都把它忘掉了。这首诗的题目是《子夜歌》，发表的时间是1934年。那时的我也就二十多岁，按我的年龄，可以说是少作吧。现在看这首诗，还觉得很亲切。和后来写的东西相比，个别地方还不够规整，但话说回来，那时写的东西现在写不出来。现在的东西可能沉着些，但已没有了那种灵气。从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子夜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大家知道，六朝时有一首古诗，题为《西洲曲》，写尽了男女相思之情，自古至今不知感动了多少青年男女。这首诗的作者有疑，不能确定，全诗三十二句，每句都可以引申出一些东西来，很了不起。正如古人评论的那样，全诗"续续相生，连跑接萼，摇曳无穷"。我看到这一点，取这首古诗的每一句为第一句，另外续出三句，敷衍成篇，写了这首《子夜歌》。
清华的文娱活动开展得更好，可以说是有声有色。我们有自己的乐队，先是军乐队，后来发展为交响乐团。军乐队的指挥，记忆中先是一位英国人，他在北京饭店还是什么单位的乐队兼职；还有一位军乐教官，叫王龙陛，他是当时北京唯一的一位职业指挥王龙海的兄弟；后来正式请了一位捷克籍的德国人，名叫 Kupka ，我们叫他古普克。他也在城里有兼职。
我的音乐室在大礼堂楼上，背后就是操场，那是我们练习乐器的地方。有时天太热，我们也在室外练习。
我在乐队里先是吹圆号，配合体育比赛，在操场上表演。演出时，我们都身着军服，有帽徽和绶带，精神漂亮，很出风头。第二年又让我改吹伸缩喇叭，因为我学什么东西都学得比较快，所以乐队里缺什么，就让我练什么。乐队里的伸缩喇叭必须安排在第一排，行进时也走在第一排，很惹人注目，自己也觉得非常神气。我们乐队里有两个人吹这种喇叭。到我休学回来，又让我在交响乐团里拉大贝斯，就是大提琴。我们的交响乐团演奏过许多名曲，包括舒伯特的交响曲。
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我们与燕京大学的乐团一起在协和礼堂演出，很受欢迎，连演几场，都是满座。这样的演出也卖票，挣的钱全部捐给穷人。这就是所谓的"冬赈"。那时街上常有无家可归的穷人，晚上随便找个墙角之类的地方过夜，天气不冷的时候，还能勉强生活；到了冬天，肚子里没食，天气又冷，有的人头一天躺下去，第二天就醒不了了。每年冬天都死人，这样死的人叫"倒卧"。政府不管，社会上也没有专门的救济单位。我们用这种方式募集点钱，赈济穷人，算是为社会做点善事吧！
在清华，我除了参加军乐队（后来是交响乐团）的活动之外，还参加了"清华摄影学会"。这个学会组织过不少技术学习、交流的活动，还举办过摄影展览，请刘复先生、郑颖孙先生为我们评奖。我那时认识了刘复先生，没有想到，大约过了七八年以后，我也步刘先生的后尘，走上了研究实验语音学的道路；更没有想到的是，再过几十年后，我到欧洲考察，竟然遇到了刘复先生的同窗、捷克查尔斯大学的哈拉教授，并因为这重关系得到他的关照。
1928年暑期，北伐军进北京，从宣武门入城，有人组织一些女生给带队的军官献花，我把这种场面拍了一张照片，给《华北日报》投稿，被采用了。后来听说那位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是白崇禧。从那之后，我又加入了"华北摄影学会"，认识了蒋汉澄、宗惟赓等人。蒋先生后来在协和医院做照相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宗先生后来到了香港，还是从事摄影工作，在那里的摄影界也有些名声。1950年我在香港还见到过他。
文娱活动比较出名的是外文系，当时叫西洋文学系。系主任王文显先生带出来不少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像李健吾、张骏祥、万家宝（即曹禺）等，那时都非常活跃，后来都成了戏剧界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排演的戏剧，记得有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等，女演员是一位姓刘的职员的太太，三十多岁，很放得开，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后来有了女生，演戏的事就多了。
在清华读书期间，1934年4月，有机会到日本去了一趟，常常引起我的回忆。事情是这样的：
当年读清华时，除了要交纳伙食费之外，还规定每学期另交10块钱。四年下来，可以积攒到80块钱。这笔钱到毕业时要返还回来，但不是退现金，而是用这笔钱资助学生外出游学。到我毕业那年，也贴出布告了，要求自愿报名，可以在西安、上海、日本等几个地方选择。那时日本政府为了收买中国学生的心，向中国青年灌输日本文化，由文部省出面邀请这样的游学旅行团赴日参观游览。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在日本全境乘坐车船、住旅馆一律半价。当时不懂那么多，只是大致估算一下，有这80块钱，差不多够用了，就选择了去日本。
记得我们这个旅行团带队的是外语系一位姓钱的先生，加上他一共31人。同去的同学除中文系的之外，还有外语系、经济系的。能记得的同学有龙炳圻、顾宪良、马耸云等，还有四五位女同学，如尤淑芬、汪学熙等。
我们4月初到天津大沽口，从那里登船。记得是日本的"长城丸"，直航日本门司港，从那里又坐了一夜火车，到了东京。在东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参观游览了不少地方，比如东京帝国大学、朝日新闻社、明治神宫、歌舞伎座（歌剧院）、松竹座（电影厂）、警视厅等。也参观了一些公园、街市。
那一次游了差不多半个日本，除了东京，还参观了京都、大阪、神户、长崎、横滨等地，大都是参观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庙宇等，游览了奈良、岚山、宫岛、琵琶湖等名胜。4月间正是樱花盛开时节，日本人，特别是青年人，观赏樱花时那种如醉如痴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带队的钱老师安排，从一同到日本的同学里挑几个男生，一人照顾一位女同学。我被安排负责照顾汪学同学。汪学熙是一位天真活泼、很可爱的女生。一路上我对她的照顾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她对我也非常友好。有一次大家一起去观赏樱花，花开正盛，我们从山上下来，看到一家家人或三五好友把锦垫铺在地上，团团围坐在樱花树下，纵情歌舞，纵情吃喝，高谈阔论，也有青年男女大胆地谈情说爱。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禁脱口而出："要是静明也在这里，该多好呀！"汪同学问："静明是谁呀？"我回答说："是我夫人。"不料汪同学听了我的回答，大吃一惊，问："啊？你结婚了呀？"原来我结婚的事在同学中一直没有公开，她自然也不知道，在她心里把我当成了男朋友。汪同学满脸惊疑的样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说实话，当时心里真有一种"恨不相逢未'娶'时"的想法。后来在南京，在长沙，在昆明，又多次见到过她。在昆明时，知道她嫁人了，嫁了一位越南人。唉，人跟人的缘分呀，真是不可思议。
在清华读书期间的事就说到这里吧。下面说一说我病假期间的一些事，这些事对我后来的人生之路，同样有重要影响。
初涉电影
1930年夏天，我因为肺病休学在家。经过一段休养后，病体渐有起色。自己已经是有家有室的人了，身体大体恢复，就不好意思再在家里享清闲了。干点什么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我尝试着做了些与早期电影有关的事情。事情的起因和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现在的电影早已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艺术形式，国产片、进口片，想看什么有什么；电视也几乎成为家庭必备，不出家门就可以欣赏到各种精彩的影视作品。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电影事业才刚刚起步，全北京可去的电影院屈指可数，放映电影的手段也很原始。记得那时有个很有名的电影院，叫真光电影院，它的建筑和设施在当时的北京堪称一流。它坐落在东安门大街上，现在的中国儿童剧场就是在它的旧址上翻建的。当时真光电影院专演外国片子，原片上没有声音，另外有一套磁带跟着放音，不对口型。这就是所谓的配音电影，懂英文的，就可以直接看了。买票时，每人发一张剧情概要，是中文的，所以去看电影，哪怕是一部新影片，开演前也已经知道结果了。中国电影不是一部也没有，但喜欢看的人不多。
那时我认识一位先生，名叫朱石麟。他本是我三弟的朋友，因为三弟的关系，我也认识了他。朱石麟是搞电影的，做编剧，也做翻译。真光影院放映的电影中，剧情介绍有不少都是他翻译的。他编了个剧本，叫《故都春梦》，在真光电影院演的，结果一炮打响，一时好评如潮。这部影片奠定了他在影业界的地位。我涉足影业，与他有直接关系。
当时影业界最有实力的是华北电影公司，董事长叫罗明佑。罗明佑来头很大，他伯父或叔叔是民国政府的一位高官，他家在政、商两界有不少关系。他又善于网罗人才，把朱石麟等有实力的编剧、导演吸收到他的公司里，为他做事。那时罗明佑踌躇满志，先是与上海的民新影片公司合作拍片，进而与民新合并，在此基础上又与其他几家影片公司合并。将几家影片公司合并在一起后，又吸收其他行业如印刷业的有钱人，筹备成立一家大公司。为了吸纳更多的资本，罗明佑等人大规模招兵买马。当时说，无论是谁，能出5000块钱，就可以成为公司的一位创办人。终于在1930年成立了一个大公司，命名为"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大家习惯上称它为"联华"。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事业，是一项新兴的事业，展现出的是一派蓬勃发展、前途无量的势头。我因为从小就喜欢玩照相，对电影也有兴趣，听了他们的宣传也就动了心。
正在这期间，朱石麟找到我，劝我也搞电影。这和我当时的想法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所以没用他怎么动员，我就同意跟他们一起搞电影了。于是我就撑掇父亲投资，参与此事。当时的5000块钱很是一笔钱了，所以父亲最初颇为犹豫：看到自己离任后剩下的几万块钱出的多，进的少，他当然希望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他内心里是支持我去创业的。然而，我大哥办照相馆年年亏损的教训，又让他对我的想法有所保留；加上对电影事业的发展状况茫然不知，所以对是不是拿出钱来投资影业，一时拿不定主意。我坚决要去做，他坚持不松口，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不过最后我还是说服了他，拿出这笔钱，以我的名义投资，让我以创办人之一的资格进了联华。
加入联华之后，联华派我先到上海民新制片厂，去找黎民伟，实习与电影制作有关的事情。同去的还有荫铁阁、郭绍仪二人。荫学经理，郭学会计，我学习照相、洗印及置景等技术。准备将来以我们几个人为骨干，在北京办分厂。正巧我夫人将要分娩，想到上海她姐姐家去生产，我们就一起到了上海。
黎民伟的制片厂全称是"上海民新影片公司"，简称"民新",厂址在徐家汇。黎民伟是这家制片厂的创建人。公司最初在香港建立，1926年左右迁来上海。民新并入联华后，在这个制片厂的基础上又相继组建了几个分厂。徐家汇的这一处被大家习惯地称为第一厂。我到上海后，就在这里跟着他们学做电影摄影啊、灯光啊、剪接啊之类的事情。这里有颇具规模的车间，设备也很不错。
我就此正式涉足影业，那一年是1930年。这时，中国开始有了片子上有声音的电影，电影技术有长足的进步。
当时联华内部相当热闹。导演分两派，一派较为守旧，拍的多是些缠缠绵绵的作品；另一派较新潮，有点革命性。资格较老的是卜万苍，新派的代表是孙瑜，他们二位都是联华公司成立之后加入的。卜万苍拍的片子有《恋爱与义务》《桃花泣血记》《一剪梅》《人道》等。其中《恋爱与义务》相当叫座，《人道》后来受到些批评。卜万苍后来与田汉接触较多，受田的影响，思想较为进步。孙瑜在南开中学念过书，认识周恩来总理，后来上的清华，跟我算是老同学，所以我跟他来往多。他参与拍摄过《故都春梦》，后来又拍《野草闲花》《大路》等。《野草闲花》也很轰动。《大路》的插曲，是聂耳作的曲。20世纪50年代初期，孙瑜因为拍了电影《武训传》，受到批评。
那时，与联华公司唱对台戏的还有一家影片公司，就是明星影片公司。两家各有各的台柱子。联华的两位台柱子，女演员是阮玲玉，男的是金焰；明星的台柱子就是胡蝶。那个时期，胡蝶主演的电影有《白云塔》《火烧红莲寺》《啼笑姻缘》等。两家的电影争奇斗艳，一时热闹非凡。
那个时期还有一批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就是黎锦晖带领的明月歌舞团。黎锦晖是湖南人。他有位哥哥黎锦熙，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授，是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当初在长沙师范教书时，大学做教授，是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当初在长沙师范教书时，曾是毛泽东主席的老师。他家还有几位兄弟也很出名，有所谓"黎氏八骏"的说法。黎锦晖本人是近现代流行音乐的重要创始人，很多歌曲，都是他一人身兼乐曲和歌词的作者。他带的乐团在1931年也并入联华。他们团里有一批年轻的男女演员，台柱子叫黎明晖，是黎锦晖的女儿，她唱的《毛毛雨》非常流行。王人美也是这个歌舞团的，她在孙瑜导演的《野玫瑰》中演主角，出了名。后来她又主演了《渔光曲》，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更是风靡全国。
在这个乐团里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是聂耳。聂耳为这个乐团作曲，同时又担任小提琴手。这个人天分很高。联华拍《大路》时，里边的插曲要请聂耳作曲，因此我和主演金焰去找他，商量一些事。他当时在上海的住处，是在一个小楼上，月租5元钱。我们去那里找了他几次，跟他算是比较熟了。后来他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国歌，这是聂耳当初想不到的。1932年，我回清华复读，他也因为跟乐团关系紧张而离开了这个乐团。
我在上海实习了一年，就回到北京，跟荫、郭等人筹划成立第五分厂，当时称作第五厂。当时它其实只是个空架子，没有厂，人员、设备也都不行。即便如此，也要拍片子。1931年夏天，这个厂开拍了一部电影，叫《故宫新怨》，是朱石麟编剧。影片以颐和园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找了个民营的摄影师，这个人过去是拍新闻片子的，水平不是很高。
为了拍片子，我们在北京办了一个培养电影人员的训练班，名称好像叫"演员养成所"。借用颐和园里的一处地方，招收年轻学生，培养他们做演员或做其他技术工作。我那个班上招了三十来个学生，什么都教，有教导演的，教音乐的，教戏剧的，等等。专门有位话剧导演教导演课，我负责搞厂里内勤。拍《故宫新怨》的演员，就是从训练班里选拔的。
班里有个女学生，当时名叫杨君丽，就是后来的著名演员白杨。那时她还在上学，只有十几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她家里相当苦，但听课非常认真，表现出有很高的天赋。在《故宫新怨》里她扮演了一个小丫头，演得很好。后来她又拍了《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解放后还演过《祝福》等影片，都很出名。记得有一次在清华见到她，她还跟我打招呼，叫我"吴老师"。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故宫新怨》拍出来了，在真光影院上映，也很热闹了一阵子。但因为联华经营不善，到了冬天，第五厂得不到后续资本的支持，终于垮台了。这个制片厂经营了一年，昙花一现，厂子倒闭了，训练班不得不解散，我家投资的5000块钱也就打了水漂。
想想自己初涉影业的时候，可谓是信心满满，甚至想如果干得好，就这样做下去，也未尝不是人生的一番事业，不一定要再回清华读书了。不想事与愿违，一年多下来，馀羽而归。只好回清华想办法完成学业，毕业后另谋出路。
由于这一段休学期间从事的是与电影有关的事，往大处说，也就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事，所以结束休假后，我就选择了读中文系，直到1934年夏天完成学业，从清华大学毕业。
回顾这十二三年的经历，我从一个在私塾里读了几年书的小孩子成长为从清华这样的学校毕业的青年。小时候，除了因为看病跟着妈妈到过北京、天津之外，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心里的天地只有烟台那么大，如今可以说是走南闯北，甚至出过洋，眼界和阅历与从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回顾这一段生活，我感到人生中有些时候，遇到的问题自己无法选择，是凶是吉，只能听任"命运"的安排。譬如，我跟大哥商量好要离家出走，但由于我突然发病，不能成行，只能走"命运"为我安排的另一条路。而另外一些时候，遇到的问题自己可以做出选择，做出怎样的选择，同样关系到人生的道路，关系到人格的形成。譬如，在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时候，是只顾自己，还是多为别人想想。这两种情况在我此后的人生道路上，还多次遇到。历尽坎坷走到今天，应该说我是相当幸运的；同时也应该说，在需要我做出选择的时候，我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体会，人生的选择很多时候归根结底是义与利之间的选择。能把"利"看得轻些、淡些，对于走好人生之路，十分重要。
毕业前夕，学校秘书处通知我留校，在清华出版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此后，又在冯友兰先生的鼓舞下，离开清华，投考了史语所，开始了人生新的历程。
【吴宗济（1909-2010），字稚川，笔名齐鲁，籍贯浙江吴兴，生于山东济宁。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音研究室主任、国际语音协会常设理事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及该会学术委员会委员。2010年7月30日逝世，享年10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