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济宁
在我出生的前三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祖母去世，父亲丁忧去职，全家也离开了广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父亲为祖母守孝期满，改任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兼管黄运两河事宜。上任之前，他把家暂时安置在济宁。第二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撒手人寰，国家也改元为宣统元年。这一年是己酉年，闰二月十四日（1909年4月4日）我就出生在山东济宁。
民国元年（1912年），父亲应山东都督周自齐之召，到济南署理山东提法使。不久，又改任都督府秘书长，兼筹备国会省议会选举事务所所长。这期间，我们家也随父亲安置在济南。民国二年(1913年），父亲任胶东观察使，兼外交部烟台交涉使。官制革新后，观察使改称为道尹。道尹衙门在烟台，我们家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也就迁来烟台。父亲在道尹的任上一连做了十年，所以我们家后来也就一直在烟台生活。在儿时的记忆里，我印象最深的是烟台的道尹衙门，是我们的私塾、父亲的书房等，而关于我的出生地济宁和幼年时曾经生活过的济南，却没有多少记忆。下面就是我对儿时生活环境和一些活动的片断记忆。
道尹衙门
道尹衙门原先是一所师范学校。它的东墙外是安仁街。安仁街一直往北，可以通往烟台山。
整个道尹衙门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两个区域之间有一条走廊连接。从整个建筑来看，走廊不在正中间，而要偏东一些。走廊也是通道。走廊南头东边对着大门，进大门往西走十几米，就到了与这条走廊和南北通道交叉的路口。从这个路口一直往西，可通往职员们的住处；往南，可以进入道尹衙门的南半部分，可以进入操场，操场西边是内宅；往北是道尹衙门的北半部分，由这条走廊又把北院分成东西两片。
南半部分的东侧，是一个很大的操场。逢年过节，大的娱乐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母亲去世后，放焰口的台子也搭在这里。操场的南边，约占操场四分之一的地方，有一片草地，草地上立着一根很高的旗杆。操场南半边西侧，是洗印室和大厨房；北半边西侧是一个跨院。跨院里有正房和东西厢房，东厢房和上房之间，还有个小厨房。平时，父母他们住正房，我们小孩住厢房。我就住在东厢房。操场北面是过厅，母亲学琴和弹琴都是在这个过厅里。在过厅和跨院之间，有一座古墓，当地人叫"丘子"，不知道是什么人的遗骨，暂厝在那里。四周砌着矮墙，里面长满了荒草。
道尹衙门的北半部分有很多间房子，原来可能是学校教职员的办公室和教室。走廊东片的房子原来大约也是办公室、教研室，只有一排，都是朝西开门；西片可能是原来的教室，有两排。
用作道尹衙门之后，东片最南头是"签押房"，是父亲处理公务的地方，相当于后世的办公室。签押房的外间是父亲的书房，里面放满了书架。书架上放着各种图书和文件。再往北是西餐厅。西餐厅北边有几间住房，其中有木工房，里面有木匠师傅们干活用的长凳，以及锯子、刨子、锤子等各种工具。几位木匠师傅也住在那里。再往北，就是北院的最北头，是私塾，也就是我和兄弟姐妹们读书的地方。西片的两排房屋，挨近走廊的一排，即前面的一排，跟签押房对着的是一般办事人员办公的地方，跟西餐厅对着的是洋花厅。后面的一排，是职员们的住处。
私塾里边，我和兄弟姐妹的座位在房间的最北头，背北面南，老师的桌椅在我们对面。西边有一张方桌，是我们和老师一起吃饭的地方。东北角上搭了一张木床，木床上常常支着一顶帐子，那是老师休息的地方。
走廊的最北端，是秋千架，自北向南排列的有爬绳、绳梯、木梯等运动器材。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活动身体。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爬绳。
这就是我能够回忆起来的道尹衙门，是我儿时生活和活动的主要地方。这里曾留下我快乐的笑声、伤心的泪水。在这里，父母为我定下了娃娃亲；在这里，我接触了照相这样的新技术，养成了对新事物感兴趣、喜欢钻研的性格；在这里，我目睹了父亲在道尹任上的一些所作所为；在这里，我经历了丧母之痛的人生大不幸。总之，这里是我由一个懵懂无知的幼儿，成长为一个心智初开的少年的地方。从这里我走上了人生的漫漫路程。
娃娃亲
我三岁时跟着家里人住在济南，四五岁时才去的烟台。在济南生活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大事。在我三四岁时，我的父母做主，给我说下了一门亲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三四岁时，在去烟台之前曾经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济南是山东省城，人物荟萃，父亲因此结交了很多颇有作为的朋友。其中一位就是我后来的岳父梅光羲。梅光羲当时是地方法院的院长，又是一位佛学大师。听说在他公署衙门外墙，立着一根很高的旗杆，旗杆上还点了灯，旗子上写着四个大字："阿弥陀佛"。还听说他要求监狱中的犯人都要念经礼佛。他精通的不是密宗，是法相宗，是唯识论。
在济南的时候，父亲免不了要出席一些宴会。有一次宴会，父亲带着我去参加了。父亲的朋友们看着这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像是挺机灵的样子，让我表演一个节目。记得我当时练了一套八段锦，一下子被梅光羲看中了。他有十几个孩子，大多数都是女孩儿。他说："我的女儿，你挑一个，嫁给老大或是老二都行。"父亲说："老大已经有人家谈过了，就老二吧！年龄要配，总要男大女小吧！"现在的人大概很难想象，三四岁甚至一两岁的小孩子，就要谈婚论嫁了﹣﹣当然是由父母代替的。
我九岁时，父亲在烟台任道尹，梅光羲到烟台来办公事，趁这个机会，就为我们订了婚。订婚仪式还挺复杂，双方要互送一些订婚的礼物。我们家送女方些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女方送给我不少礼物，其中包括袍子、马褂、靴子之类的东西，但都是大人穿的。我当时不懂事，又淘气，躲在一边悄悄地试穿，觉得很好玩。心里高兴，主动给我这位未来的老丈人剥了一个橘子，惹得大人们拿我打趣，说："这孩子真会来事儿，现在就知道拍他丈人的马屁。"
梅光羲也带来了这女孩儿的照片。记得是一张集体照，好像是梅家的全家福。大人们指着坐在前排的一个小女孩儿跟我说："看看吧，这就是你的媳妇儿。"我一眼看见一个哭着脸、样子挺丑的女孩儿，一边喊着"我不要，不要她做我的媳妇儿"，一边哭着跑开了。后来才知道，照这张相片的时候，她哭着闹着不愿意照，大人硬要她照，结果就照成了这个样子。她比我小两岁，订婚那一年才七岁。
两个不懂事的孩子的婚事就这样被决定了。这完全是一桩包办婚姻。但就是这桩由父母定下的娃娃亲，竟决定了我的终身大事。就是这位叫梅静明的女孩儿，最终成了我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虽然从儿时订婚到长大后成亲，这中间出现过一些波折，但就是她跟我生儿育女，跟着我颠沛流离，陪着我担惊受怕，与我一起度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坎坷岁月。与她在一起生活的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留待后面再陆续补出吧！
鸬鹉咳
大家看我活到了一百岁，而且看上去身体还挺好，总以为我从小身体就比一般的孩子好。其实这是个误会。我小时候身体并不好，可以说是体弱多病，健康状况甚至连一般的孩子都不如。为了祈求神佛保佑，记得大人在我的床头挂了一张济癫和尚的画像。小灾小病不大记得了，至今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大约五岁的时候，我得过一种很麻烦的病﹣﹣鸬鹚咳。
鸬鹚是一种水鸟，有的地方又叫墨鸦，通称鱼鹰。"鸬鹚咳"这病听起来挺雅，咳起来真的很难受。这种病的第一个特点是喘得厉害，尤其是春秋两季，更加厉害，喘的时候，喉咙里发出一种像是野鸭叫声一样的很难听的声音，我想这大概就是它被命名的原因吧。它的第二个特点是连续不断地咳，几乎不分白天和黑夜，一直不住地咳。它的第三个特点是非常顽固，很难治愈。
为了给我治病，最辛苦的是我的母亲。在烟台到处求医问药，不见好转。没办法，为了给我看病，她带着我坐轮船从烟台到天津，又坐火车从天津到了北京。
在天津，我们住在梨站。梨站在劝业场隔壁，是天津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我们住在二楼上，窗外就是大街。有一天，忽然听见有人喊："发水了，快跑呀！"再一看，坏了，水已经把一楼淹了，客厅里都是水，下不去楼了。我们只好从二楼窗子爬出来，坐船逃生。后来就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们住在爽良家。爽良是旗人，清朝遗老，民国年间，参与过修订《清史稿》。他的太太，我要喊她"干娘"。看病的医院，当时叫德国医院。这家医院在台基厂路东，是现在北京医院的前身。说来很巧，这家医院就是在曾纪泽毅勇侯府的旧址上建起来的。侯爷府在曾纪泽去世之后，又过了些年，遭了一场大火，几乎被夷为平地。那时父亲早已离开了那里，对这场火灾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再往后，德国人才在这里建了医院。
给我看病的大夫是个外国人，叫狄卜尔。他的医术很厉害。他是外治内治相结合。外治要贴芥末膏，把些什么药跟芥末掺在一起，涂在纱布上，制成胸口那么大的膏药，贴在我前胸和后背上；内治是往肚子上打针，很粗的针管儿，里面是黄色的药水儿。最后我这病还真就给他这样治好了。
现在想想，这种病也许就是肺结核吧，当时的人们都不了解它，中医大夫们拿它没办法。
私塾和父亲的书房
我没有读过新式小学。大约是五岁左右，比现在的孩子上小学略早一点，我开始在私塾里读书。我们的私塾，实际上就是道尹衙门最北面东侧的一个房间。我和哥哥、姐姐都在这里读。到后来，弟弟、妹妹到了开蒙的年龄，也在这里读书。当然，兄弟姐妹年龄不同，学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各有各的进度。
教书先生姓沈，常州人，前清时中过举，旧学根底不错。他教我们念些儒家经典，《诗经》《论语》全要背，《孟子》挑着背，《礼记》念过其中的几段，《春秋》只讲《左氏》传，不讲《春秋》经，《尚书》和《周易》没有念过。念这些书的时候，只是要求我们背诵，老师不怎么讲解，很多内容，当时并不理解。
小时候淘气，不好好背诵，有时喜欢出点花样儿。比如背《诗经·卷耳》:"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还要再加上一句"青菜萝卜汤"。给老师听到，免不了要挨板子。
在私塾里念这些东西，说不上怎么抵触，也说不上多么喜欢，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学下来了。但仗着小时候记忆力好，念的东西，许多现在还能背得出来。我的这点儿古文基础，都是那时打下的。不仅如此，念的那些书，其内容当时虽然不完全懂，但回首百年来的人生路程，可以看到，它们对自己一生思想行为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我平生在思想上受儒学和佛学影响最大，儒学的影响实种因于此。
七八岁时，私塾老师教作诗，也是先要求背，再模仿着写。先五言，再七言。很多诗的内容，实际上是似懂非懂，有些诗甚至是完全不懂。虽然如此，我还是被旧体诗优美的旋律深深地打动，甚至强烈地吸引了，由衷地喜欢这些诗。在古代诗人中，我最喜欢李白。说不上是喜欢他那狂放的性格，还是羡慕他的天纵之才，总之就是喜欢他。
在百年生活的历程中，常常有诗歌陪伴着我，觉得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逢到兴之所至，情不能已，我不禁要动笔以诗歌的形式寄托自己的情感。直到近些年，也还是时不时地写几首旧诗。这些都跟小时候受到的诗歌方面的教育有直接关系。
沈老师教了我们三年，就离开了我家。新换的一位老师姓张，叫张荔裳。张老师主要教我们读《古文观止》，学着写文章。张老师懂些新东西，除了文史知识之外，还教我们数学。原来只学过珠算，现在要学算术等知识。数学课本也是线装书，从加减乘除一直学到开平方，也学了点儿初等几何。学数学不仅让人识数，也训练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帮助人学会思考，学会分析问题。
除了老师教的知识之外，我们也看些课外书。父亲办公的签押房外间，就是父亲的书房。书房里有很多书，我们可以随便翻阅，父亲从来不干涉。那时头脑里虽没有四大名著的概念，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看了不少的书，而那四部书也都是那个时期看的。大概先看的《西游记》，我喜欢孙悟空，找根棍子当"金箍棒"，仿佛自己就成了孙悟空。后来又先后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看了《水浒传》，佩服武松。武松打虎，武松杀嫂，又有本事，又讲义气，真是个英雄。看《三国演义》最佩服关羽和诸葛亮。关公跨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驰骋疆场，神勇无比；坐在灯下，手捋长髯看《春秋》，义气千秋。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知天文，晓地理，神机妙算。书中把这些英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看《红楼梦》喜欢贾宝玉。看到拷打宝玉的情节，想起自己挨打的情景，觉得自己就是宝玉；母亲去世后我到了上海，与舅舅家的表妹朝夕相处，又觉得表妹就是黛玉……
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两种书对我影响比较大。一种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书，从第一本到第八本，书名记不确切了，好像是《共和国教科书》吧。记得第一本中有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第二本头一课，有个小孩子到罐子里拿糖，手进去抓了一把糖，结果手拿不出来了，大概是教育人不要贪心吧！还有战国时齐国的田单用火牛阵大败燕军的故事，给人印象深刻。小孩子的心理，见什么就想学什么，我家没有牛，就把家里养的猫拿来做试验。在猫尾巴上绑上鞭炮，点着之后，鞭炮一响，吓得猫一边尖叫，一边拼命奔逃。大人知道了免不了一顿责打。记得第八本有铁达尼游船（即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事。看了之后令我震惊，我不明白，那么大的船怎么会沉呢？这样的故事让我对新的事物产生兴趣。那时候我有一个由发条驱动的小汽车，不明白为什么用一把钥匙拧几下它就能跑。心里好奇，忍不住想拆开了看。不想发条的力量很大，突然弹了出去，一下子把屋子的顶棚冲了个窟窿。顶棚是房顶上用秫秸搭的架子，糊上纸，又隔热，又隔音。有了它，屋里冬暖夏凉，房顶也显得好看些。糊顶棚是件挺麻烦的事，把顶棚弄破，当然是闯了祸；加上那小汽车虽说是玩具，在当时买，也要花好几块钱，算是件比较值钱的东西，把它弄坏，也要受到惩罚。结果二过并罚，受了一顿重责。这便是我那好奇心惹的祸。但是，责打并没有压制住我的好奇心。相反，我一生对各种新鲜事物感兴趣，什么东西都喜欢自己动动手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养成的。读清华，学市政工程；在大学里玩摄影，参加乐队；工作后从事过多种行业，包括搞电影，搞仪器设备等；一直到最后几十年，专门搞实验语音学，都是受这种性格的影响。到现在，我虽然已经一百岁了，但仍然喜欢摄影，可以用电脑写东西，可以上网查资料，收发 E - mail ，感觉还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是得益于我的这种性格。
再有一种书就是《吴友如画宝》。这套书内容非常丰富，又非常有趣，画儿画得生动传神，很适合小孩子的口味。记得里面的图画有古今各类人物，各种风土人情，奇闻趣事，以及多种珍禽异兽等。有些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比如汉高祖斩蛇起义的故事、伯乐相马的故事，过去从别的书里读到过，但在头脑里不够具体。这部书中专门有"高祖斩蛇""伯乐相马"的画片。借助这些生动的图画，这些人物、这些故事就在自己头脑里一下子活跃起来，让人觉得特别亲切。当然，书里表现的一些事情，和自己成人后所了解的世界不尽相同，但它对打开小孩子的眼界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可低估的。
父亲书房里除了书籍之外，还有不少古今名人字画。郑板桥的、刘石庵的，等等。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写着"放下"两个大字的条幅，写在一张很大的圆纸上。那是"谛闲和尚"为父亲写的。谛闲和尚属净土宗，是父亲的朋友，对佛法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因此父亲很敬重他。父亲也信佛，是在家修行，他有个道号，称"显光居士"。父亲在官场上做久了，难免遇到些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推想"放下"这两个字，就是老朋友为帮助他排遣那种郁闷心情而写的。父亲把它挂在书房，当然与欣赏它的书法艺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父亲深深认同这两个字所传达出来的那种佛学思想，那种禅意。这两个字虽然是写给父亲的，但它对我的一生也有很大影响。像我这样一个生于清朝末年，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可以说是世态炎凉，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如果没有"放下"的心态，怎么会有今天的我呢！
在父亲的书房里见到过的一封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封与秋瑾有关的信。信是辛亥革命前写的，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民国几年了。信里有一张印着秋瑾小照的明信片，大概是用作宣传的。照片里的秋瑾穿裙子，手里拄着一把闭着的阳伞，戴着一顶东洋人的帽子。信是秋瑾的结拜姊妹吴芝瑛写给父亲的。吴是位颇负盛名的才女，比秋瑾大几岁，跟我母亲比较熟。写信的目的是想要营救秋瑾。秋瑾犯了事，吴芝瑛和她的丈夫廉泉等人以为父亲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上话，所以托父亲为秋瑾说情。从今天了解的情况看，秋瑾于1907年7月13日在绍兴被捕，只隔了一天，15日便在当地英勇就义，其间根本容不得别人展开救援活动。所以父亲当然不可能为挽救这位女侠的生命做些什么事情。虽然如此，这件事情在今天看来还是颇耐人寻味的。父亲是吃着清王朝俸禄的地方官，而秋瑾则是一位造清王朝反的革命家。从大的历史背景看，双方本是势同水火的敌对阵营的人。秋瑾被捕入狱，她的朋友们怎么会找父亲帮忙开脱呢？父亲又为什么要保存与这位清廷反叛有关的信件呢？我想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这些革命者的眼里，父亲是比较开明的、对革命抱有一定同情的人，是遇到事情可以求助的人；而秋瑾被捕，事出仓促，吴芝瑛等人为了营救秋瑾，尽了最大努力，动用了各种可以动用的关系，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力求让秋瑾免于一死。在父亲眼里，秋瑾这位女中豪杰大约也是一位值得敬佩、值得纪念的人物。
【吴宗济（1909-2010），字稚川，笔名齐鲁，籍贯浙江吴兴，生于山东济宁。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音研究室主任、国际语音协会常设理事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及该会学术委员会委员。2010年7月30日逝世，享年10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