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广西：壮语调查

我被史语所录取后，清华出版事务所一时找不到人接替我的工作，我只好暂时留下来。大约两个月后，才办好移交，于1935年10月到位于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到。

史语所在南京钦天山北极阁办公，所长是傅斯年先生。史语所下设四个组，第一组历史组，主任是陈寅恪先生；第二组语言组，主任是赵元任先生；第三组考古组，主任是李济先生；第四组人类学组，主任是吴定良先生。我在第二组，跟着赵元任先生。

到史语所之前，我跟傅斯年先生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到史语所之后，谈起来，才知道我家跟他家还沾点亲戚。傅先生夫人名叫俞大绥，是著名学者俞大维的妹妹，他们的母亲叫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我前母名叫曾广珣，也是曾国藩的孙女。因此论起来，我要称傅先生夫人为表姐。虽然如此，傅先生是堂堂大所长，而我只是一名助理员，因此起初的时候，我们之间的交往不是很多。当然，毕竟有这样一重亲戚关系，慢慢地两家的走动也比别人显得近些。他拿我当小辈看，有时说话做事相当武断，以至于几年后我和他彻底闹僵，导致我不得不离开史语所。当然，这已经是到昆明以后的事情了。

我一到南京，马上就被派到广西南宁，跟随李方桂先生去调查当地民族语言﹣﹣壮语。我因为在上海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跟李先生约定，我从上海走水路，到南宁后与他会合。

我于1935年10月18日从上海出发，利用我家跟招商局的关系，乘海元号轮船从海上南行。盛家有四艘海轮，分别按《周易》元、亨、利、贞的顺序排列，海元号是第一艘。我们先到汕头，再到香港、广州。从广州溯江而上，直航广西梧州，终于在10月28日到达南宁，见到了李先生。这前后用了十天的时间。

壮语是汉藏语系中的一个小分支，而武鸣和龙州两处的方言各有其特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们选择了这两地的方言作为调查的重点。从地理位置上说，从南宁出发，往北可达武鸣，向南可通龙州，所以南宁就成为我们这次进行方言调查的基地。

先调查的是武鸣方言。我们从南宁出发，带了些仪器，雇了挑夫，从南宁市往北，过一座大山，大明山，走到武鸣马头村，就在此地展开调查。我的主要任务是记录民歌，比如当地流传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经过调查，我们了解到，这里流传的梁祝故事，与我们所熟知的汉族地区流传的这同一个故事，实际内容有很大的不同。感觉这里所谓的梁祝故事，实际上只是借这个故事的名和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按照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加上改编者个人的想象编出来的故事。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种用壮语叙述的梁祝故事翻译成汉语。在工作中我们发现，当地所用的字，很不统一，几个县都用自己造的字，彼此各不相同。虽然如此，当地的语词以至文字，都与汉语、汉字有密切的关系，都是由后者衍生出来的。由此可以看出汉族文化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有很深的影响。当地用的字，还有一些别的资料，我们用晒图的方法复制下来。那些字从前我都认识，都记得，现在差不多忘光了；就是拿给今天的壮族人看，恐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未必能认识了。

此后我们又去了龙州、百色等地，重点调查了龙州土语。龙州与武鸣虽然同属广西，但语言差别很大。武鸣话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多，小学生都学汉语，说出话来大体就是西南官话。龙州、凭祥一带地理位置上已经接近越南，语言上与北部有较大差异。所以虽然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比如梁祝的故事，用这两种土语唱，几乎完全不同；写出来也很不同。

广西的方言土语非常复杂。大致说来，广西全省的语言可分为官（官话，国语）、平（南宁话）、壮（壮语）、白（白话，粤语）四种。壮语本身又分为南部方言、北部方言两大类，而这两大类方言的内部，又各分为若干个土语区。这种情况为研究语言的多样化，为研究语言特别是语音发展变化的规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比如我们从对武鸣土语、龙州土语的调查中发现，这些语言的声母、韵母、声调都有它们的特点，如辅音有复辅音，元音分长短，有入声等。现在汉语中复辅音没有了，简化了；元音、声调也都简化了。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有到无。

这促使我们思考：最初的语言是比现在更复杂还是更简单？我们有理由怀疑古代的语言更复杂，不用说不同种族间语言不同，各个村落之间使用语言，都可能有所不同。一些研究音韵的人认为，后代的语音都是从《切韵》《广韵》发展变化来的，这就有问题，可能不合语言发展规律。当然，我对这些问题没有做过什么深人研究，只是表示怀疑而已。

李先生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武鸣土语》和《龙州土语》两部著作。这是他研究当地方言的力作。20世纪50年代归队以后，我利用当年调查得到的资料，完成了《武鸣壮语中汉语借字音韵系统》一文。这距离那次调查活动，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年。

这次方言调查，按我的行程说，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武鸣和龙州两地方言调查大体完成后，我又接到赵元任师的指示，要我到湖北与赵师他们会合。当时赵师正带着丁声树、董同穌、杨时逢几位在湖南、湖北做方言调查的工作。于是我便原路返回，又回到上海。这时已经是第二年的元月9日了。

这次广西之行，除了在武鸣、龙州一带进行方言调查之外，我们还去了百色、柳州、桂林、阳朔等地，了解当地语言，了解其民风民俗，游览名胜古迹。很多往事在记忆中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比如，武鸣人苏增伟对着录音设备唱梁祝故事的样子，苏和他的族人们同李方桂师一起照相时的情景，我与李方桂师一起参观清华同学赖彦于所创广西印刷厂的情景，一起在百色澄碧江探胜的情景，一起夜宿柳州拥炉煨芋的情景，都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还有大明山的雄姿，大明山山麓的梯田，山下的沃土，大明山畔苏乐村男男女女在田间割禾刈稻的场面，马头村里的民团列队操练的样子，都令人难以忘怀。

在百色，我们看到顺流而来的小船傍岸之后，人们不是把小船系在岸边，而是把它扛在自己肩上，继续赶路；看到墟上有人扛着县里关于禁止白银出口的告示，一边敲锣，一边大声吆喝着宣传。还是在百色，我们看到墟上正在进行的劈蔗比赛：一些男子聚集在街头，争看比赛，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妇女们担着担子忙着各自的事，在人群中匆匆穿行；小孩子们在旁边看热闹，等着捡拾劈下来的碎甘蔗。据说这劈蔗比赛，比的是看谁一刀下去，劈的甘蔗更多。

在柳州，我们游览了罗池，参观了柳侯祠，观赏了祠内的东坡《荔子碑》，瞻仰了柳宗元衣冠冢，在柑香亭前凭吊先贤遗迹，真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游桂林，从叠彩山望城东、城南诸山，犹如身在画中。买小船游阳朔，看江中奇峰，山上飞瀑，清流见底，水平如镜，真有唐人诗中所写"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本知识的学习和在实际生活中亲自经历、亲身感受，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

游览名山大川，也是我平生所爱。这一性格特点，在从湖南往昆明撤退的路上，曾给我带来不小的麻烦；而在1957年"反右"时又帮助我逃过一劫，没有被划为右派。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跟着赵元任先生调查方言

我在1936年年初从广西回到上海，接着到了南京，与赵元任师和几位师兄弟会合。

我们师兄弟几个，按进入史语所的时间说，丁声树是1934年进的史语所，比我早一年，是大师兄了；我是1935年，董同穌1936年。杨时逢是师母杨步伟的娘家侄子，也跟着赵先生学。

我们当时所做的工作，要么是去做调查、去录音，要么就是整理调查材料。我主要跟着赵先生做调湖北方言的工作。从这以后，我才知道做方言调查，先是要用仪器把语音录下来、记下来；然后按照古韵把它们整理出来，制成一个方言调查字表。完全根据《切韵》系统，拿调查来的字音跟它对比，看每一个字出现多少变体，把它们分成若干类。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很特别的。

赵先生带我们，与其他先生不大一样。他既要求我们注重传统音韵学的学习，又要求我们注意学习西方一些学者的分析方法。比如，他要我们对《广韵》之类的韵书，对各个小韵的反切，对每个字的音韵地位多下功夫；也要求我们看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那虽然是一部用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认读汉字的读物，但从中可以看到外国人怎样利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从而吸收借鉴些有用的东西。这样眼界就拓宽了。

调查湖北方言时，事先要得到地方政府的同意，要跟他们打招呼。当时那里的行政长官是陈诚，他是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军官，好像也兼任省主席。他很年轻，对我们这些中央研究院的人很有礼貌。

调查时差不多每天一个县，常常是找一个比较大的学校，找那所学校的学生，以县为点，各县找人，找两个人，请他们发音，听有没有差异。录完音之后，按规定，给那些学生一点儿饭费什么的。

记得我们那时用的录音设备是刚刚从美国进口的，叫唱片灌音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当然从现在的眼光看，还是相当笨重的。它用金刚石针头刻铝片，这样做出来的是母片，可以把它送唱片厂复制成一般的唱片。但我们没有去复制，而是用原刻的铝片。针头是用美国出的，很尖，很硬，比较耐磨。用几次，坏了，就换新的，市面上有卖的，一盒一盒的。等到把几十个县的调查都做完之后，就带着这些材料回南京整理。

就这样，从1936年初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和赵先生主要就是在湖北、湖南做方言调查；调查得差不多了，回到南京，就整理这些资料。事变之后，过了一个多月，上海也打起来了，我们就奉命从南京向大西南撤退。撤退的具体情况，下文再详细说明。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几乎一直在赵元任师身边，跟着他从事方言调查，学习调查和分析方言的方法。这让我对语言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我后来决定跟着史语所向大西南撤退，虽然经历了很多磨难，仍然要跟着赵先生走做学问的路，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也为我后来从事语音学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总起来说，这一段生活比较平稳，比较单纯，也比较平淡。但也是在这期间，有一次到苏州录音的活动，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得到消息，苏州正在办一个"古乐会演"。这是由上海的几个音乐家黄自、李廷松等人发起的，目的是搜集苏州道士们演奏的乐曲，据说其中保存了不少已濒临失传的乐曲。赵元任师派我和杨时逢一起去为这个会演录音。我们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天，任务完成了，也认识了黄自。在此之前，只知道他是一位留美回国的音乐家，在上海的沪江大学和音乐专科学校里教学，有创作激情，有爱国热情，他创作的《怀旧》《抗敌歌》《旗正飘飘》等，都很令人感动。我最欣赏他作曲的《长恨歌》。这部作品以白居易的著名诗歌为依托，用音乐的形式再现了原诗的主要情节，并借题发挥，讽刺了国民党上层一些人，在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刻，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不抵抗主义政策。这个合唱，有人称它是清唱剧，在当时影响很大。它的乐曲和歌词都令我深受感动，很长一段时间里，脑海里浮动的都是它动人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在接触过程中，知道黄自早年也在清华读过书，共同的话题多了，自然更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亲切感。可惜时过不久，我们撤退离开南京不到一年的样子，他就因病去世了。

家里的变化

下面说一说这一时期我家里发生的变化。

1936年10月间我父亲吴永在北京去世了。父亲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的一生有很多事情值得总结。

父亲是一位旧文人、旧官僚。他自幼饱读诗书，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次是佛教思想。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用这些思想对我们进行教育。

和很多旧文人一样，父亲走的也是一条读书做官的路。因为文章典故烂熟于心，他在侯爷府中任文书时，处理日常文件，可以说应付裕如，颇得曾纪泽赏识。做了怀来县令，谋得一官半职后，他忠于职守，有循吏之名。庚子年间，在怀来接驾时，他对最高统治者竭尽臣子之责。官升四品道台以后，在广东参与过"剿匪"的事情，在"乱匪"和朝廷之间，他坚定地站在朝廷一边。在山东任上，为了处决犯人的事情，他费尽心思，尽量保全人犯的性命；在交涉使任上，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他不卑不亢，从容谈笑，博得外人的敬重。中年以后，他多年一直过着一妻一妾的生活。他不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对，因为那正是旧时代一些人所追求的所谓"齐人之福"。还有往西伯利亚派送劳工的事情，既是完成上面的差事，同时也是俸银之外的外快，他做这些事时自然也会心安理得。

父亲曾遇到过常人难得遇到的"良机"，也遭遇过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他风华正茂时，得以成为清末重臣曾国藩之子毅勇侯曾纪泽的乘龙快婿。在眼看可以青云直上，有望大展宏图的时候，结发妻子不幸病逝；时隔不久，他的岳父，政治上的靠山曾纪泽也不幸亡故。从此颠沛辗转，过了将近十年，他才得以补授为怀来知县。清朝末年，国运已衰，一个穷邑小吏，本已是出头无望，谁知遇上了"庚子之乱"，他因所谓"接驾有功"，不但得到迅速擢升，而且享有专折准奏的特权，可以直接向最高统治者进言。那时父亲不满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又与曾家有这层特殊关系，因此得到慈禧太后宠信。假如一帆风顺的话，很可能平步青云，成为大清王朝的枢机重臣。但他毕竟只是一介书生，书上的事知道得不少，对官场上的规则却不甚明白，终于被岑春煊等人与慈禧身边的太监联手排挤出了当时的决策层。即便如此，接驾的这一段经历，在很多人看来，仍然是罩在他头上的神秘光环。在他以四品道台的身份被派到广东做官时，幸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他。当时的邮传大臣盛宣怀，看好他的政治前途，把自己年仅十六岁的堂妹嫁给了他。他如果善于经营，借助这重关系，或许也能成就一番可观的事业，可他偏偏对盛家那些洋派的东西不大看得上眼，甚至怕我们跟着盛家人会"学坏"。所以，虽然和这样大富大贵的人家结了亲，却没有给他的处境带来什么有利的影响。直到清王朝灭亡，乃至民国年间，父亲的官职再也没有升迁过。不但如此，在胶东任上的最后一段时间，地方割据势力在烟台竟然闹出了双道尹的事情：省长田中玉把他这位中央正式委任的道尹晾在一边，另外安排了田氏自己的一位亲信也做道尹。两个衙门相距不远，同时办公。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不得不挂冠去职。也是在山东担任道尹期间，他的第三位继室夫人，盛宣怀的堂妹，我的母亲盛翰玉，在跟他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为他生育了七个子女后，撒手人寰，让他又一次经受了丧妻之痛。中年丧妻，身边是七八个孩子，大的不过十多岁，小的才一个多月，他当时所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父亲晚年彻底离开官场以后，曾投资数千元，支持大哥开照相馆，但连年亏损；又出资五千元支持我搞电影，更是血本无归。从此父亲对商业投资也没有了热情。

父亲一生交游颇广，朋友们或称他"渔川先生"，或称他"槃盒先生"。但到晚年，除必要的应酬之外，父亲整日以书为伴，或抚琴吟哦，或临帖挥毫，对时事的变化都很少关心。再到后来，特别是我考进史语所到南京就职之后，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加上家里经济情况不好，孤独忧愁，终于在这年十月十七日，在北京求志巷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我手边保存了一封父亲写给一位亲戚的信，其中有些内容反映了父亲晚年的生活状况，抄录如下："……弟自前月望后，因内热蕴结，偶有外感，遂致卧病。服龙友方十余剂，今虽渐愈，尚不能步出户庭。饭食无多，睡眠尤少。济儿夫妇已南去，院宇萧寂，不异僧寮。大儿营业，仅能糊口，尚有外债，无力清偿，以此益增愁绪。老年困惑，累于豚犬，真不知税驾之所矣……"父亲当时的生活状况、身体情况和孤寂忧虑的心情，于此可见一斑。父亲病重之时，我未能在他的病榻前多尽孝心，只是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才从南京匆忙赶回北京，与家人们一起料理了他的丧事。虽说有公务在身，但多年来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中之痛。每展观父亲遗墨时，哀痛与思念之情都不能自已。

父亲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庚子接驾的事。他以一位穷邑小吏的身份，得近天颜，骤蒙恩宠，颇为朋辈同侪们所艳羡；而最终被远派广东，未能再获升迁的结果，又颇令人叹惋。这一段经历经他亲自口述，由他的朋友刘治襄先生执笔，写成了《庚子西狩丛谈》。这本书完整真实地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了。后来，它被译为多种文字，成为人们研究那一段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父亲身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留下比较多的是书籍和碑帖之类的东西。我们兄弟分家，大哥分到的主要是碑帖、拓片字画，我分的主要是书籍。父亲一生酷爱书法，所以碑帖中有不少精品，有不少原碑原拓；父亲好读书，搜罗了不少善本书，在我的印象里，虽不记得有宋版书，但有一部金版的《昭明文选》，也很难得了。至于明版书，在父亲的藏书中并不罕见。这些书平时放在特制的榆木箱里，箱子都做得很考究，每一个箱子上面都有父亲书斋号"观复斋藏书"的标识。这些书箱平时靠墙整齐地码放成一排，像是活动的书柜，既有利于书籍的保护，又方便取用。书籍虽然分给了我，但当时我就把大部分都卖掉，用来给四弟做学费了。虽然如此，带到南京去的书也还有几十箱。除了书籍之外，我还分得父亲珍藏的一箱印章，大约有百十枚吧，另有一幅郑板桥亲笔画的手卷，也分到了我的名下。这些东西在我手里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就毁掉了一大半。

避乱西南

下面谈谈撤退到大西南的情况。

从1937年9月史语所奉命撤退，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差多八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西南活动。从湖南到贵州，到云南，再到重庆，到广西，最后又回到重庆。但因为1940年春天我就离开了史语所，而这一章主要讲我和史语所的关系，所以下面所谈到的在西南的活动，只涉及去重庆之前的事情。至于到重庆以后的事，只能留待后面再陆续述说了。

从开始撤退，到离开史语所，虽然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却经历了不少事情。一些事情关系到人生的大转折，一些事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现在把能想得起来的尽量回忆出来，供关心这些情况的人参考。

首先说向大西南撤退的情况。

1937年8月，日寇进犯上海，开始了为期近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国方面一面派军队在上海拼命阻击日军的进攻，一面组织一些工厂、机关、学校向内地转移。9月间，史语所奉命撤离南京。当时对我们的安排是，像我这样的助理员，每人发80块钱，可以用这些钱做路费，跟着史语所撤退，继续工作；也可以把它当作遣散费，从此脱离史语所，自谋生路。

追随赵师

战争骤然升级，一时人心惶惶。一开始我也拿不定主意：是跟着史语所向西南撤退呢，还是拿了这80块钱，从此自谋生路？那时我夫人的大姐嫁到上海，她先生是位世家子弟，有钱人，住在上海觉园，那是一座花园洋房。这位大姐不断有信来，想让妹妹到她海觉园，那是一座花园洋房。这位大姐不断有信来，想让妹妹到她那里避难。她劝我们说，上海是国际都市，英、美等国的势力不小，日本人不会去；此外，去到那里，我要找工作也比较容易。我夫人在她们姐妹中行五，从小受大姐的关照，大姐的话对她很起作用。因此，劝我离开史语所，到上海去谋生。

我当时思想很是矛盾：如果离开史语所，到上海投亲靠友，因为有现成的关系，很省事；但我从此之后就要走一条与此前完全不同的路，很可能从此永远离开刚刚开始的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要离开赵先生和几位师兄弟们。前面已经说过，谋得史语所的这一份工作，是自己辛苦奋斗又加上几分侥幸的结果。一年多来，跟随赵先生搞方言调查到现在，兴致正浓，对将来在这方面能有所作为，充满了信心和渴望。现在突然说要放弃这条路，实在难下决心。而如果追随赵先生继续搞研究的话，就要向大西南撤退。赵先生的经济条件没有问题，几位师兄弟当时还都是单身，行动方便，有80元做路费，也够用了。我跟他们不同，不但结了婚，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拖家带口的，要走那么远的路，不但经济上紧张，而且行动也不方便。就这样思来想去，很难拿定主意。

最终，我还是决定跟着赵元任先生走，并终于说服了我夫人，跟着赵先生他们向西南撤退。

让我下决心跟着大家往西南撤退，赵先生当时的意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赵先生有一位老朋友在昆明，是华洋义赈会的一位负责人，叫什么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这位朋友说：这次仗打起来，看势头东南各省恐怕都保不住。你们还是到西南来吧，昆明是在龙云的统治之下，在云南有很好的基础，兵力也强，一时日本人打不到这里。我们觉得这些话比较有道理。从远离战争、求得安全的角度说，大西南总比东南沿海更为可靠。我不知道史语所的撤退路线是由哪些人决定的，也不知道赵先生的意见对做出这一决定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但从后来整个史语所都陆陆续续地撤到了云南的结果来看，赵先生那位朋友所代表的对时局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是得到了普遍认同的。从后来战局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上海当然不可能幸免于难，觉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就被日军占领，并被破坏；就是大西南的云南昆明也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撤退到昆明前，我们先撤到了湖南。记得大家一起乘船到的长沙，在这里休整了一段时间。我们住在圣经学院，除了继续整理方言调查材料外，还做些录音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大约持续了四个多月，随着战局的变化，我们又从湖南继续西撤，往昆明撤。

【吴宗济（1909-2010），字稚川，笔名齐鲁，籍贯浙江吴兴，生于山东济宁。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又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此踏上漫漫"寻音"路。他走的这条路可谓一路荆棘，人生命运也是一波三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已是寿登古稀的老人，才得以全身心地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并奇迹般地屡有重大创获，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实现"人机对话"、为"科大讯飞"的诞生提供了语音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他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音研究室主任、国际语音协会常设理事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及该会学术委员会委员。2010年7月30日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