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我家祖上事情的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一份《西园迁徙》的小资料，对此有很简要的概括。从中我了解到，袁家中我们这一支脉，在明代的时候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畈，在那里世代务农。清代雍正年间，从第11世祖开始，我们家的族谱排辈的字序是"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承先贤业，常遇圣明时"。我是"隆"字辈。
我的曾祖是"繁"字辈，他有兄弟四人，取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礼、智"排名。我的曾祖父袁繁义排行第二，生于1840年，就是爆发鸦片战争的那一年。后来在太平军起义的战乱中，因偶然的机会，曾祖父弟兄们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那是押运饷银的清兵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舍弃的银钱。几兄弟从此弃农经商，家道也由此兴旺起来。到清光绪己丑年间（1889年），四兄弟离开了青竹畈，去到德安县城发展。他们齐心协力，苦心经营，逐渐有些积蓄，于是在县城里建起了大约有千余平方米的住宅，当时在城中就是第一大宅了，被后世称为"西园袁氏"，算得上是县中的"望族"。这个大家族到20世纪20年代分了家。我祖父袁盛鉴，建宅于县城北门，取名"颐园"。我小时候从北平回老家住过几年，就是在颐园。在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中，江西德安成为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袁家在德安的家产大多毁于战火。不过，在此之前，我已随父母到了武汉，躲过了这一劫。
曾祖父那一辈因从务农转到经商，命运有所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开始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因此，祖父盛鉴公考中了举人。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他又随时代而变，从旧式的读书人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在清末筹划宪政的时期，他曾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辛亥革命以后，由九江五县同乡会公举，他做了两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辛亥革命以后，由九江五县同乡会公举，他做了两年的"知事存记"，大概相当于现在县政府里的办公室主任，再后当选为江西省议会的议员，做过县里高等小学的校长，县农会会长，还曾被委任为广东文昌县县长。但他到海南后，因语言障碍，难以开展工作，就递交了辞呈。
我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原来住在德安县城北门。他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毕业后也在县里担任过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20世纪20年代到1938年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我父亲很有爱国心，在铁路上做了很多为抗日战争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的工作。在抗战期间他还曾发动一个企业家捐献了500把大刀，赠送给西北军的"大刀队"。可能是因为这个机缘，后来他受到西北军的爱国将领孙连仲的器重，做了这位上将的秘书。再后于1947年底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做事务科科长。
我母亲华静，原名华国林，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02年。母亲有个妹妹，叫华秀林，是协和护士学校毕业的。我外公去世早，外婆年纪轻轻便守寡了，后来母亲就随外婆寄居在舅公家。舅公叫许忠真，我们小的时候都曾去过舅公家。舅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们也都见过。过去我们一度失去了联系，20世纪70年代我曾托人去寻找这些亲戚的下落，却如石沉大海找不到。但最近终于有他们的后人写信过来，我们之间总算又续上了失落已久的亲情。现在，我舅公的女儿还在世，叫许金秋，有89岁高龄了。
我母亲早年在江苏镇江教会学校读高中，毕业后就在安徽芜湖教书。在这期间，认识了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父亲，后来他们结了婚。
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时我就跟着她念：This is a book . How are you ……后来上学，我的英语课从来不复习就都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我家兄弟姊妹六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未有过丝毫的放松，不管辗转到哪里，都把我们送进学校读书。我们家自曾祖起，就有一个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我生长在这个家庭中很幸运，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
我家虽然祖籍是在江西，我自己却是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因为生在北平，便取名"隆平"。当时，我的姨妈华秀林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最近欣然获得了我在协和医院的出生证明，并根据协和院的出生证明，并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参与接生的。查了一下林大夫的传记资料，她生于1902年，和我母亲同岁。她1929年6月毕业于协和医学院，7月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第一位女大夫。另外，根据协和医院的档案，我出生时，家住西城旧刑部街长安公寓。据北京来的同志告诉我，那个地方应该是位于现在的民族文化宫一带。后来我家搬到了东城金鱼胡同10号，是现在的王府饭店那一带。
我很感谢林大夫，感谢协和医院。
我在兄弟姊妹六人中排行老二，因此小名叫"二毛"。我的几兄弟名字基本上都是按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隆津，大我两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隆赣，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而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隆德于1932年出生于老家德安，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隆湘，出生地是湖南的桃源。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
我有个妹妹袁惠芳，是我同父异母之妹。少小时我们全家逃难到了重庆，一起生活了8年时间，读书、做游戏，关系很融洽。那时我很喜欢到嘉陵江游泳，惠芳总是跟着我，坐在沙滩上帮我看衣裳，顺便拣点漂亮的贝壳、鹅卵石什么的，非常开心。后来她回了德安，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岁月不饶人，我们重逢时都老了，但她仍是性格开朗，正直、善良，心态很好，很有人缘。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因华北局势骤然紧张，我母亲带我们南迁，回到老家江西德安躲避了几年。那时我还很小，记忆中我的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坐着，老老实实地吃。我生性调皮，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对祖母那杆可以"咕嘟咕嘟"冒泡的水烟袋很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就拿到嘴里吸了一口，呛得我受不了，一撒手，水烟袋掉在地上，摔坏了，祖母拿着烟管来敲我的脑壳。长大一点后，祖父就教我们认字。我有时因为贪玩不用心学，还被打过手心。
1936年，我们离开德安，跟着父亲在汉口住下来，他仍在平汉铁路局做事。相对来说，这期间度过了一小段平安宁静的生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在这段时间就忙于给西北军运军火和送大刀。1938年武汉失守，我们全家又开始了逃难之旅，从汉口乘小木船沿水路到达湖南的桃源县暂避一时。同年10月底，五弟隆湘在此出生。父亲原定目的地是逃往湘西的沅陵，因为冬季里河道水浅，再加上听说湘西土匪很猖獗，决定改道去重庆。于是便重返洞庭湖，再进长江。这一年除夕，一家人是在停靠于湖北宜昌江边的小木船上度过的，我们全家深感流离失所之苦。之后再由宜昌乘船到达重庆。
抗战期间，随着国土的沦陷，中国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举家逃难的痛苦经历，饥饿、疾病、死亡，时刻伴随在人们的身边。在桃源的日子里，我亲历过日本飞机轰炸，亲眼看到了火光冲天、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一到重庆不久，又经历了"五三"、"五四"的大轰炸，目睹了布满江边沙滩上上百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教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就是这样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度过的。然而，父母始终没有放弃过我们上学读书的机会。在颠沛流离中，我先后进过三个小学，先是汉口的扶轮小学，然后是湖南澧县的弘毅小学，后来是重庆的龙门浩中心小学。
在班上，成绩最好的是三个女同学，我和玩得好的一位同学黎浩常排名在第四到第十之间。我们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经常背诵诗歌，在一块做游戏。有时需要出点儿小钱时，只要我口袋里有，我就愿意拿出来请客。
我小时候很贪玩。1939年春，我们一家六口随父亲辗转湖南等地逃难到了重庆。那时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经常会拉空袭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不上课了，就要躲到防空洞里去。但防空洞里很不舒服，憋闷得很，我们就跑出来，到河边去游泳。一次我带上我的弟弟隆德逃学去游泳，被父亲用望远镜远远看见，他气得提了拐杖就到江滩上来将我俩揪了回去，打了一餐饱的。我以为拉上弟弟，两个同时犯错误，罪责会轻一点，各打50大板。结果哪晓得，逃学游泳不讲，还拉上弟弟，罪加一等！结果挨板子狠狠地打了一回。
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陪都，当时已沦陷或部分沦陷地区的机构和学校，有很多都迁往重庆等大后方，汉口博学中学（后简称"博中"）就是迁到重庆的一所学校。我小学毕业后，开始是进入复兴初级中学，后转学到赣江中学。当时我哥哥隆津就在迁到重庆的博中读高一，他认为博中的教学质量比赣江中学好，极力主张我转学到博中，于是我又于1943年转到博中读初一。此后，我就一直在博中学习、生活。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我们家迁回到武汉，博中也迁回汉口，我仍然继续在博中读书，前后有四年多时间。所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都是在博中度过的，她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博学中学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这所学校在重庆的校址坐落在市郊南岸黄角垭背风铺。校舍十分简陋，除一栋学生宿舍属半砖瓦半土墙结构外，其余房屋都是用竹片敷上黄泥建成的。但这里是一处风景美丽的山林，四季鸟语花香。博中的姊妹学校懿训女中也建在这里，彼此毗邻，我们经常听到随风送来女中唱诗班优雅的歌声，很令人神往。虽是教会学校，学校里的宗教活动并不多，信教与否，完全自觉自愿。在校四年多，我只参加过两次宗教活动，一次是在重庆的懿训女中听一位神学院的牧师讲道，他演讲的题目是"否认 There is no God "。哲理很深奥，我听不懂，因此没有引起我太大的注意。另一次是在汉口本校的礼拜堂，我纯粹出于好奇参加了，但只想见识一下做礼拜的仪式和活动内容而已。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学习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儒珍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品德、学习、文体全面发展。因此，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浅，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尤其游泳一直是我的强项，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活动。学校注重文体发展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听说1995年全国第六届中学生运动会就是在博学中学举行的；2005年在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上，博学中学派出的女子团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的骄人成绩。
重视英语教学，是教会学校的特点之一。不但英语由外国人教，物理、化学也是外国老师用英文讲课。其他课程不及格可以补考，但英语不及格就得留级，因此，学校学英语的风气特别浓厚，老师也很讲究教学方法。我在汉口读高一时，就上过三位老师讲授的英语课：英国人白格里先生教文章，我还记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 Northstar ；他的太太英籍华人林明德老师教朗读和会话；教务主任周鼎老师教文法，他那慈祥可亲的面孔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在那种几乎是英文的环境中学英语，我当时达到了看英文电影百分之八九十都听得懂的程度。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诸如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我母亲对我的英语启蒙也是很重要的，她毕业于教会学校，英文很好，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后来可惜丢了，直到1979年才重新捡起来。要是不丢，我的英文会更好。现在学英文，学习语法很麻烦，我认为应该主要是 Practice ，就是要" Speak English everyday , everytime , everywhere "。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2021年5月22日），出生于北平（现北京市），江西省德安县人，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1953年8月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8月—1971年1月在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任教员。1971年1月—1984年6月任职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1978年9月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1984年6月—1988年1月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1988年1月—1995年5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5月—2015年8月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21年5月22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毕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所研究的杂交水稻累计已在中国推广约68亿亩，增产粮食6000多亿公斤，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生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而且始终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头雁”，被海内外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