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债务、低增长的局面下，阿根廷又迎来了贫困潮。
8月14日，在美洲理事会的闭幕式上，被称为“举着链锯，斩向官僚体制”的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表示其政府已“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政调整”。
自米莱政府上任以来的半年多时间里，其主要精力许多都集中在了推动《基础法案》和《财税改革法案》的立法工作上。两部法案在经历了阿根廷参众两院几轮博弈之后，历时半年，最终在6月27日终于获得阿根廷国会投票通过。通过的法案版本，和米莱最初提出的一系列经济主张相比，出现了较大调整。
例如，米莱倡导的阿根廷“国企私有化”名单被大幅压缩，大型国企和重要的经济命脉企业都被移出了名单。劳工改革的进程虽然在推进，但工会的阻力依然很大。米莱原本设想的“美元化”，甚至“关闭央行放弃比索”的激进想法，也面临着实际上的搁置。
由于缺乏信任，阿根廷拒绝实施其提出的大量附带苛刻条款的紧缩政策以换取财政援助来缓解主权债务危机。如果阿根廷的问题仅限于高财政赤字和高债务，米莱或许还有望完成“颓废的终结”。但如今阿根廷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导致阿根廷市场价格信号完全丧失，即当价格过快且无序上涨时，其就不再能反映供需过剩或短缺。
8月14日，阿根廷国家统计局（INDEC）发布的数据显示，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在7月份再次下降至4%，较6月份下降了0.6个百分点，这是自2022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阿根廷政府国会预算办公室（OPC）的数据，7月份阿根廷再次实现了初级财政和财政的双重盈余，这标志着阿根廷已经连续第七个月实现盈余。
自2023年12月宣誓就任阿根廷新一届总统以来，米莱已执政逾半年。他上任后就放开了公共部门的价格，取消了政府用来抑制公用事业价格的补贴，并允许比索贬值54%。其结果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在米莱上任的最初三个月内上涨了1.7倍，相当于近800%的年化通胀率。当然，价格上升对消费者的购买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但它也有一丝好处：它削弱了过剩比索带来的内需压力。在央行的资本负债表上，货币体现为央行的负债。从这个意义上讲，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2月，阿根廷中央行货币负债的实际价值下降了近38%，这就大幅降低了过剩比索的通胀潜力。
实际上，在其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之前，米莱就已经是阿根廷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学的教授。作为一位奥地利学派的信奉者，执政后，他的“休克疗法”涉及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改革主张，包括推动经济自由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大规模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削减公共支出，大规模缩减政府机构和裁员以及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等。另外，他还主张关闭中央银行、卫生和教育等多个政府部门，取消本币，改用美元，大幅削减公共支出等激进的经济措施。而在社会方面，他则采取保守政策。他支持人体器官买卖，支持减少拥枪限制，反对堕胎和安乐死，反对学校的性教育等。米莱还否认气候变化，称其为“社会主义阴谋”。在外交层面，他严厉炮轰中国和巴西等最大贸易伙伴，同时向美国靠拢。米莱当选之后，阿根廷经济和财政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米莱试图“用更极端的方式来对抗另一个极端的方式”，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改革措施。这让阿根廷处在一种改革的阵痛中——消费萎缩低迷、政府投资停滞、大型国际项目停工、失业率上升、工会罢工抗议……
米莱改革通过价格放开稀释货币负债和公共支出的压力，为控制通胀增速创造条件，但这又催生贫困潮。因此，他应采取务实平衡发展策略。
阿根廷国家统计局于2024年9月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其贫困率在今年上半年已冲到52.9%，较2023年底的41.7%高出11.2个百分点，达到近20年来最严重水平。这意味着今年已有340万阿根廷人陷入极端贫困状态，每日收入不足1.9美元。
阿根廷的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迷宫。从黑市上交易的无所禁忌的“蓝色美元”，到央行和金融机构推出的繁复的金融工具，再到政府出台的出口税和进口预先授权，难捱的财政和准财政赤字、调控性和干预性交织的法令规则，最终加剧了为猖獗的通货膨胀和令人惋惜的衰退。
阿根廷此前一直实施外汇管制制度，这也导致了阿根廷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汇率市场。一位熟悉阿根廷生意和生活的相关人士表示：“普通人去旅游、出差，会看到两个汇率。一个是银行挂牌的官方汇率，还有一个‘民间汇率’，而这两个汇率之间相差非常大，有时候相差将近一倍。此前，大家都对阿根廷本国货币没有信心，宁愿把钱换成美元存出去。”
2023年12月，米莱宣布进行比索对美元官方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54%的“休克疗法”，此后阿根廷央行还计划每月再让比索贬值大约2%。根据阿根廷经济学家奥拉西奥•罗韦利的分析，米莱政府货币政策的核心是推动货币美元化，将本国货币比索的发行量控制在最低水平，并要求商业银行出售其持有的美元资产，促进经济活动和投资的美元化。
米莱政府认为大规模财政紧缩将足以降低通胀、大规模货币贬值将有助于减少贸易逆差并补充外汇，但其忽略了恶性通货膨胀远不是普通通胀问题。显而易见，恶性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无法仅通过财政调整来解决，其真正反映的是负责维护货币价值的国家信用已完全崩塌。而米莱提出“美元化”，即剥夺阿根廷实施自主发行货币和制定汇率政策的能力，意味着完全放弃货币这一国家主权信用赋予的政策调节工具，其对受外部冲击影响极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将又是一个致命打击。米莱经济学不仅无法平抑通胀，还可能引发更多混乱——经济严重衰退、债务违约、贫困加剧、失业、大规模示威、全国罢工、社会动荡。
应该说，难以驯服的通货膨胀是阿根廷经济扭曲问题的突出特征。2023年12月米莱上任时，阿根廷通货膨胀率“仅”为211%。2024年4月达到289%，到8月回落至237%，但仍高于米莱上任时的水平。
当然，本轮阿根廷通货膨胀疯涨的源头并不在米莱。阿根廷上任总统费尔南德斯是偏左的庇隆主义者。在他任期末尾时，阿根廷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部分原因正是养老金和公共部门工资的大幅增加。另外，阿根廷为了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对公共部门采取价格管制措施。租房、医疗、交通、公共设施等诸多价格都低于成本。由此产生的价格补贴也大大增加了政府支出。
因为低评级的阿根廷政府难以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借款，费尔南德斯就只能指示中央银行超印阿根廷的货币“比索”，用超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走上了“财政货币化”的路线。为了强制阿根廷人持有比索而不是用它们兑换美元，费尔南德斯采取了货币兑换管制措施。结果是民间被迫持有大量的比索，无奈的人们甚至会把大把的现钞藏在床垫下面，因为存在本地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息是负数。
现钞过剩是一颗“定时炸弹”，各种风险开始不断累积。本质上，阿根廷远高于经济发展承受力的过度福利、价格管制和巨量补贴加剧了政府财政赤字，财政货币化又导致货币实际购买力持续恶化。为稳定经济体系而采取的货币兑换管制措施又让比索现钞如洪水般困在阿根廷低效率的工业生产体系内。结果，如果比索被花掉，通胀就会随之飙升。如果外汇管制被解除，人们就会急于将比索兑换成美元，汇率就会崩溃，进口价格就会飙升。如果价格管制被取消，公共服务价格一飞冲天，长期依赖最低生活保障的准贫困人群就会彻底陷入赤贫。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当然，价格上升对消费者的购买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但它也有一丝好处：它削弱了过剩比索带来的内需压力。在央行的资本负债表上，货币体现为央行的负债。从这个意义上讲，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2月，央行货币负债的实际价值下降了近38%，这就大幅降低了过剩比索的通胀潜力。
价格上升也对财政融资态势产生了影响。以往，央行要通过发行债券为政府的财政赤字买单，这样的“财政货币化”严重损害了阿根廷央行债券的评级，导致债券利率飙升。不仅如此，因为债券利率高，所以发行新一轮债券的大部分融资都要用来支付利息，由此进一步降低了债券评级，提高了利率。这种恶性循环带来的“滚雪球效应”导致央行债务规模急剧膨胀，从而让“财政货币化”和高额利息构成了记在央行账本上的“准财政”赤字。
好消息是，米莱改革带来的价格大幅上升开始让比索的流动性不足。市场发现只有购买央行债券才能稳住比索的流动性。所以，央行就能够用比上届政府低得多的利率发行债券，从而为自己提供融资成本更低的资金。由此，阿根廷因超发货币所累积的“准财政”赤字终于开始下降。
除了央行的“准财政”问题出现转机，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开始下降。这是因为大多数财政支出——包括养老金和公共部门工资等高价项目——都是按名义价格来计算的，所以当通胀意外飙升时，这些支出的实际价值就会下降。再加上公共投资的冻结，阿根廷联邦政府大幅削减向各省的转移，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支出大幅下降。所以，在米莱上任后，阿根廷在2024年第1季度甚至实现了少量的财政盈余——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财政盈余意味着政府不需要走上“财政货币化”的老路，于是阿根廷央行不用再超发比索，未来通胀的压力由此大幅降低。
价格水平的上涨导致公共支出出现了有利的强烈稀释：与去年同期相比，2024年前两个月的实际主要支出下降了33%。支出稀释使政府在非金融公共部门从赤字转向盈余，并将总体赤字（财政和准财政）减少到不到一半。此外，财政状况的改善促使货币融资大幅减少，远低于通货膨胀率。
总体来看，米莱的“链锯”改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提高价格以降低通胀。也就是说，将价格水平提高到足以稀释货币负债和公共支出，以恢复国际储备水平。并且，大幅减少财政（和准财政）赤字，从而截断了通过印钞和助长通货膨胀来为财政融资的恶性循环。米莱的改革体现了一种带有拉美特色的“技巧”：稀释后进行调整，然后就能稳定下来。
米莱1970年10月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前长期活跃于经济学界及媒体，是阿根廷当之无愧的电视红人。
1989年，阿根廷国内经历了严重的通胀危机，19岁的米莱放弃了职业足球守门员的运动生涯，转而投身经济学研究。在贝尔格拉诺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后，他又在阿根廷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和托尔夸托•迪特拉大学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米莱成为了一名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学的教授，并在多个企业和公共机构任职，曾担任布罗达工作室的首席经济学家和汇丰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等职务。
作为一位卓有学术成就的经济学家，米莱曾撰写过50多篇学术文章，在阿根廷主要媒体上发表过近500篇新闻文章，并出版了《揭露凯恩斯主义的谎言》《阿根廷衰落之路的回归》《自由、自由和自由》等16本著作。米莱还登上过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评选出的美国和西班牙语国家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的领奖台（且超越绝大多数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排名第二，仅次于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自由经济学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在米莱的经济学求学之路上，他深受以倡导个人主义、自由市场和非干预主义著称的奥地利学派影响，其十分推崇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自由主义思想家、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认为，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保障个人自由和繁荣的基础，货币政策干预会导致利率偏离市场均衡水平，进而导致投资和消费失衡，并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货币应该由市场自由竞争的货币发行者所提供，而不是由政府单一发行者控制，这种观点被称为“自由银行学派”。
在政治领域，米莱可以说是一名“外来者”，他的从政之路相当短暂。2020 年，米莱加入“自由前进党”，开启了政治生涯。2021年12月，他首次当选阿根廷国会众议员，代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选区。不到两年，米莱成为炙手可热的总统候选人。在今年10月22日举行的阿根廷总统选举中，米莱获得了29.99%的选票，位列第二，和排在首位的马萨一起进入第二轮投票。马萨的得票率为36.78%。
2023年11月19日，阿根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阿根廷国家选举委员会当日晚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对99%的选票统计后，米莱获得了55.7%的选票，现任经济部长马萨获得44.2%的选票，米莱成功当选阿根廷新一任总统。美联社指出，这是阿根廷自1983年恢复民主选举以来，总统选举中得票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阿根廷人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马萨当晚承认败选，他表示自己已经致电米莱恭喜他胜选，“从明天开始，(为阿根廷)提供稳定的责任属于米莱。”
米莱作为一个“政治素人”能够当选阿根廷总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竞争对手马萨不得人心。“阿根廷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而米莱的竞争对手马萨是现任政府经济部长，他去年上台后并未实现控制通胀、缓解经济衰退的承诺，因此民众对现任政府已经失望了。在阿根廷有一句话叫“宁选魔鬼，不选马萨”，由此可见民众对马萨的不满有多深。
实际上，米莱打造的“人设”符合了许多阿根廷民众的期待。“米莱进入政坛比较晚，但他凭借自己经济学家的背景提出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举措，这给了很多深受经济危机影响的民众以希望。”
可以说，无论是传统右翼马克里还是传统左翼费尔南德斯，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阿根廷的顽疾，民众已完全对传统手段失去耐心，米莱的“非常规手段”成为民众眼中的救命稻草。如果庇隆主义无效，那就试试米总统的休克疗法吧！如果还是米莱经济学在阿根廷积重难返的历史遗留问题面前，还是没有回旋的余地，那么，解决阿根廷问题的根本路径就在于废除已经丧失国家信用的旧货币比索，并引入新本国主权货币以重塑国家信用了。
如巴西于1994年实施的“真实计划”（Real Plan），在六次尝试改变货币后，巴西第七次货币改革取得了成功，辅之以大规模财政调整，如限制支出和借贷、阻止央行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等措施，巴西才得以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而如此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改革需要极其艰难的政治协调和利益协调，其对于阿根廷央地分治的财政体制现状而言几乎很难达成。
未来，奥地利学派在政坛的新代表米莱，他将指引阿根廷走向何方，世界和阿根廷民众都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