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收到你妈给你寄的腊肉没？”

电话里传来村支书老张有些洪亮的询问声。我习惯性把手机拿远点。

“收到了，收到了。支书叔，你也尝尝，我让我妈下次多寄点。”

电话那头传来吸烟的声音，我知道老张又在抽他那每天必定两包的红梅，村里人都劝他戒烟，医生也警告他肺不好，可他总说：“这辈子就这个爱好，烟要是戒了，那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你妈让我带话，说你这个月底要是不回去，她就亲自来北京看你。”老张笑起来总带着咳。

这下轮到我沉默了。上个月底就说要回，结果医院手术排满，只能放鸽子。妈妈嘴上说没事，可那语气里的失落，我即使隔着电话也能感受到。

“支书叔，这周我真的挤不出时间…”我心虚地翻着日程。

“行了，不用找借口了。”老张的声音突然严肃起来，“你妈昨天摔了一跤，不算太严重，但也得住两天院。”

我手里的笔掉在桌上。“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妈不让说，还让我瞒着你。”老张喷出一口烟，“不过我寻思，你要是再不回来看看，恐怕真要等着去她坟头上看了。”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前，望着北京灰白的天空。我是马家码头村最年轻的医生，也是唯一在北京三甲医院做到神经外科主任的村人。

可在妈妈眼里，我永远是那个需要她保护的”老五”。

妈妈叫李秀英，村里人都喊她”五嫂”。

并不是因为她排行第五，而是因为她嫁给了村里马家的老五。我爸名叫马建国，是马家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

我出生那年，爸爸在县城的砖厂干活，一场意外的塌方夺走了他的生命。那时我才刚满百天，大哥十岁，二哥八岁，三姐七岁，四姐五岁。

妈妈抱着我在爸爸坟前哭得昏了过去，是村里人把我们娘六个背回了家。

那时农村有个传统，年轻的寡妇总会被安排再嫁。妈妈不到三十岁，带着五个孩子，日子怎么过？村里的长辈们坐在我家堂屋里讨论，声音大得我在炕上都能听见。

“李家村新寡的王寡妇改嫁都带走三个娃了，咱们五嫂…”

还没等那人说完，就听见妈妈把门槛上的水桶重重一放：“谁要是再提改嫁的事，我就直接跳河！这些娃是马建国的血脉，我死也得把他们拉扯大！”

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在妈妈面前提起这事。

我家的日子过得紧巴。

妈妈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晚上回来织草鞋、做小手工。天还没亮就起来做饭，把一天的饭菜都准备好，让大哥带着我们去上学时带上。

我家门口的那盏煤油灯，几乎每天都是村里最早亮起的一盏，也是最晚熄灭的一盏。

大哥小学毕业就没再上学，去镇上的机械厂当了学徒。二哥读到初中，也去了县城的纺织厂。两个姐姐读完高中，先后去了南方的服装厂。

家里人走得只剩下我和妈妈。

我十岁那年，妈妈的手上已经布满了老茧，脸上的皱纹也爬上了眼角。她用粗糙的手掌摸着我的头说：“老五，你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将来有出息。”

我点点头，虽然那时并不太明白”出息”是什么。我只知道，妈妈织的草鞋一双才卖五毛钱，而一本作业本要两毛钱。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的棉袄已经穿了两年，袖口磨破了。妈妈用旧棉被给我做了新袄子，可棉花不够，后背那块薄得能看见针脚。

学校教室没有暖气，我冷得发抖。一个同学看见了，笑着说：“马老五连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穷鬼！”

放学回家，我没敢告诉妈妈这事，只是躲在猪圈后面偷偷掉眼泪。

妈妈找了半天才发现我，问我怎么了。我嘴硬说没事，只是肚子饿。

第二天，妈妈起得比平时还早，天不亮就出了门。等我醒来，发现桌上放着一件崭新的棉袄——是县城里卖的那种，有拉链，还带个小口袋。

我惊讶地问妈妈哪来的钱，她只说：“我有积蓄。赶紧穿上，别冻着。”

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妈妈那天天不亮就去了十里外的镇上，卖了她留了十几年的金耳环——那是她和爸爸结婚时的唯一首饰。

村里人都说我命好，考上了省城的医科大学。

临行前一晚，妈妈坐在昏暗的灯下，一针一线地缝着什么。我以为她在补衣服，凑过去一看，原来是在缝一个布包。

“这是干啥的？”我好奇地问。

妈妈把布包翻过来，露出里面缝的小格子：“这是钱包，你大学要用的。这格放学费，这格放生活费，这格是急用钱，不到万不得已别动。”

那一刻，我第一次注意到妈妈的双手。粗糙、布满老茧，指甲盖都是暗黄色的，有几根手指甚至有些变形——那是长年劳作留下的印记。

那天晚上，我偷偷抹了很久的眼泪。

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大哥、二哥和两个姐姐凑的。他们给我寄来的每一分钱，都是从自己本就不多的工资里省下来的。

我在学校勤工俭学，给餐厅刷盘子，周末去家教，尽量减轻家里的负担。

有一次，我病了，发高烧到39度，同学把我送进了医院。

我躺在病床上，恍惚中看见妈妈站在床前，用她粗糙的手摸着我的额头。我以为是在做梦，闭上眼睛又睁开，妈妈还在那里，眼睛里是掩不住的疲惫和担忧。

“妈，你怎么来了？”我虚弱地问。

“老张电话里说你病了，我坐了一夜的车赶来的。”妈妈从包里拿出几个煮熟的鸡蛋和一罐蜂蜜，“这是家乡的土蜂蜜，对嗓子好。”

我这才注意到妈妈的衣服还是那件褪了色的蓝布衫，脚上穿的布鞋都破了一个小洞。她肯定是听说我病了，顾不上换衣服就赶来了。

那一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好医生，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的医院。三年后，通过进修考核，我去了北京的三甲医院。

第一次拿到工资，我立马给家里寄了大部分钱，还在信里写道：“妈，您不用再干活了，安心在家休息。家里缺什么，我来添置。”

妈妈回了一封信，信纸上满是她歪歪扭扭的字：“儿啊，钱收到了，但妈不能闲着，地里的活还得干。你的钱妈存起来了，等你娶媳妇用。”

我后来才知道，妈妈把我寄回去的钱都存进了银行，一分没动。她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依然每天下地干活。

村里人都劝她：“五嫂，你儿子都在北京当大夫了，你还那么拼命干啥？”

妈妈总是笑着说：“习惯了，闲不住。再说了，我身体好着呢。”

直到有一天，妈妈在田埂上摔了一跤，才被医生强制要求少干重活。

我在北京买了房子，多次邀请妈妈来北京住，但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城里空气不好”“我在农村住惯了”“家里的鸡鸭没人喂”。

后来我干脆请了年假，打算亲自去接妈妈。

到了家门口，我愣住了。

那间我长大的老屋子，已经被妈妈收拾得焕然一新。墙壁刷了白灰，院子铺了水泥地，还添了几盆花。屋里的老家具不见了，换成了新的。

“妈，这些都是您添置的？”我惊讶地问。

妈妈笑了：“是啊，你不是寄钱回来吗？我就置办了些新东西。”

我突然发现，茶几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我穿着白大褂站在医院门口的照片。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了，应该是我刚工作时寄回来的。

床头还挂着一张全家福——那是我考上大学那年照的，大哥、二哥、两个姐姐和妈妈，还有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照片上，妈妈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灿烂。

我忽然明白，妈妈之所以不愿来北京，是舍不得离开这个承载了她一生记忆的地方。

这是她和爸爸的家，是她含辛茹苦抚养我们五个孩子的地方。

“老五，吃饭了！”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我走进厨房，看见满桌的菜——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还有我最爱吃的蒸蛋。

“妈，您做这么多干啥？就咱俩吃不完的。”

妈妈放下手中的碗筷，认真地说：“今天是你爸的忌日，我想着他在天上看着呢，也该让他知道，他走了这么多年，孩子们都长大了，有出息了。”

我这才注意到，桌子一角放着一个装满白酒的小杯子——那是给爸爸的。

饭后，妈妈从柜子最底层拿出一个旧木盒子。我从没见过这个盒子。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妈妈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

“这是你爸的遗物，还有你们小时候的东西。”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爸爸的工作证，大哥小学的奖状，二哥画的画，姐姐们的手工作品，还有…我的第一张成绩单，上面写着”语文100分”，旁边是老师的表扬语：“继续加油！”

最下面，是一张破旧的全家福——那是爸爸还在世时照的。照片上，年轻的妈妈抱着襁褓中的我，爸爸搂着大哥和二哥，两个姐姐站在前面。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妈妈这些年的坚持。

她不仅仅是在抚养五个孩子，她是在守护一个家，守护爸爸留下的血脉，守护那个不完整却依然温暖的家。

午夜，我躺在童年的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声，想起村支书老张电话里说的话。

妈妈摔跤了，住院了，却不让告诉我。她总是这样，把所有苦都往自己肚子里咽，生怕给孩子们添麻烦。

我轻轻起床，走到妈妈房门口，透过虚掩的门缝，看见妈妈还在灯下缝着什么。

我推门进去：“妈，这么晚了，您还不睡啊？”

妈妈抬头笑了笑：“睡不着，给你缝个垫子。”

借着灯光，我看见妈妈在缝的是一个坐垫，上面绣着”平安”二字。

“妈，您的腰还疼吗？老张叔都告诉我了，您摔跤的事。”

妈妈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老张，真是多嘴。没事，就是不小心滑了一下，医生说没大碍。”

“妈，跟我回北京住段时间吧。我请了半个月假，带您去看看北京的秋天，看看长城、故宫…”

妈妈笑着摇摇头：“我这样的老太婆，去那些地方干什么？再说了，家里的鸡鸭…”

“鸡鸭可以拜托邻居照看。”我坚持道，“妈，您成天操心我们，现在也该让我们孝顺您了。”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老五，你现在过得好吗？”

“好啊，我现在是科室主任，每天做手术，救人性命。”我笑着回答。

“那就好。”妈妈的眼睛湿润了，“你爸要是知道，他的老五成了北京的大夫，肯定会很骄傲的。”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无限感慨。我突然明白，妈妈之所以能够一个人抚养五个孩子，不是因为她有多坚强，而是因为她心中装着一个信念：要让爸爸在天上看到，他的孩子们都过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被鸡叫声吵醒。

推开窗户，看见妈妈已经在院子里忙活了。她喂完鸡，又去菜园里掐了几根豆角。

阳光下，妈妈的身影有些佝偻，头发已经全白了，但她的动作依然麻利。

“妈，我帮您。”我快步走出去。

妈妈转身笑了：“醒了？我炒了鸡蛋，还热着呢，快去吃。”

吃过早饭，我陪妈妈去了地里。她非要去看看自己种的玉米收成如何。

麦田旁的小路上，妈妈突然停下脚步，指着远处说：“看见那棵大槐树了吗？那是你爸种的。他说，等树长大了，就在树下乘凉。”

我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一棵高大的槐树，树冠茂密，在阳光下投下一片阴凉。

“真可惜，他没等到那一天。”妈妈的声音里带着遗憾。

走到树下，妈妈轻轻抚摸着粗糙的树皮，仿佛在抚摸爸爸的脸庞。

“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我提议道。

坐在树阴下，微风吹过，带来稻田的清香。远处，村庄的轮廓在阳光中显得格外宁静。

“妈，跟我回北京住一段时间吧。我想带您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妈妈看着远方，轻声说：“老五，妈这辈子没什么遗憾。看着你们五个都成家立业，有了出息，妈就满足了。”

她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你现在是大夫了，能救许多人。妈很骄傲。但是，妈希望你不要忘了根。无论你走多远，都记得，这里是你的家。”

我握住妈妈布满老茧的手，点点头：“妈，我记着呢。”

第三天，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妈妈终于答应跟我回北京住一段时间。

临行前，妈妈去了爸爸的坟前，带了些鲜花和水果。

她对着墓碑轻声说：“老马，你看见了吗？咱们的老五如今成了北京的大夫。你放心，孩子们都有出息了。我这就去北京住几天，很快就回来陪你。”

坐上回北京的火车，妈妈有些紧张，不停地整理她那件深蓝色的新棉袄——那是大哥去年春节给她买的。

“老五，北京的人会不会笑话妈是乡下人？”妈妈小声问我。

我握住妈妈的手：“妈，您是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人。没人会笑话您，只会羡慕我有您这样的母亲。”

妈妈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绽放的花。

我知道，在这个日渐现代化的社会里，像妈妈这样的农村寡妇独自抚养五个孩子的故事，已经很少见了。但正是这样的坚韧和爱，支撑起了无数家庭，也塑造了今天的我。

火车驶入北京站的那一刻，我看见妈妈的眼睛亮了起来。她透过车窗，好奇地望着外面高耸的建筑和熙熙攘攘的人群。

“老五，”妈妈轻声说，“你爸要是还在，看到这一切，该有多高兴啊。”

我拉着妈妈的手走出站台，心中满是感慨。

三十年前，一个不愿改嫁的农村寡妇，独自抚养五个孩子，谁能想到，她的最小的儿子，如今已经成为北京的知名医生。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母亲坚定的承诺和无私的爱。

让我深深懂得：人生路上，不管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和那个始终守候在原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