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亡宋兴之际，中原地区梁、唐、晋、汉、周五代更迭，社会混乱，契丹族利用这种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内修政治，外通过军事征服，不断发展，使其成为中国北方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其间50多年，契丹不断南下，拓展疆土，俘掠人口与财富，曾一度进入中原腹地，然而意欲称霸中原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

五代既是藩镇割据最烈的时期，又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中原各军事集团在进行兼并战争的同时，个别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分别进行了革新。后梁建立之初，朱温就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以文职官员替代唐中叶以来宦官任院使的局面，组成“侍卫马步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并在自己的直统区内“厉以耕桑，薄以租赋”，以求恢复和发展经济。后唐明宗时，下令废除苛税，减少宫中开支，许民间自铸农具及铁器，达到了“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的局面。政治上则建立禁军，屯驻地方，以便牵制进而削弱地方藩镇势力。到后周周世宗时，他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实行了内容更加广泛的社会改革，从而使人民生活得到安定，军事力量得到加强，边防得到巩固，迅速促使全国割据均衡局势的瓦解，中原地区始形成统一全国的中心的政治趋势。

另外，长期战争是检验战争双方力量的试金石，随着战争的进行，交战双方人力、物力的多少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当时中原地区已经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年时期，它不仅拥有灿烂的文化，而且拥有肥沃的土壤以及由杰出水利工程相联系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农业生产发达。而辽国的建立者契丹族正从原始社会逐渐步入奴隶社会，并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封建化，正像畜牧业发达是它显著的特点一样，农耕生产比较落后则是它的另一特点，而且多集中于幽州附近及其以南地区，主要由俘掠和逃去的汉人耕作。

《辽史・食货志》云：“契丹族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辽地半砂碛，三时多寒，春秋耕获及其时，黍徐高下因其地，盖不得与中土得矣”。在工矿冶炼业方面，辽国也大大落后中原，铁器在生产与生活中并不普遍使用。其次，据《旧五代史》所载，中原地区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有户2309812户，如按每户五口计，共有众1100多万。而辽国则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到辽末年，记录在册的户数才有561740户，也按户五口计，拥众280多万。当然这些统计不尽详确，但大致可以反映出，在这一历史时期，辽与中原力量的对比。辽较之五代时期的中原王朝，占其优势的是它能够充分利用其“羊马之富”，掌握着可供攻伐而行动快捷的战马。

由于上述因素的制约，尽管当时“中原多故，北辽无备”，为辽南下提供了条件，然而这种军事优势的暂时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朱温建立后梁之初，契丹主阿保机便“遣其臣袍笏梅老”与梁通好，同时亲师众30万，与晋王李克用“连和，面会东城，约为兄弟”。阿保机的这种谨慎态度，固然有别的原因，主要还是基于后晋、后梁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在其后辽几次南下“常失制”得到证明，以至终梁，契丹“不敢轻入寇”。

五代形势图

后唐时，由于卢龙节度使周德威“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但契丹在与后唐的交锋中却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庄宗时，契丹两次出兵，皆以败告终。明宗时，由于王都叛降，阿保机“举国入寇”，结果先胜后败。明宗长兴三年（932年），耶律德光增兵再战，又败唐河，归军途中，又遭幽州守将赵德钧的邀击，“契丹北走，道路泥泞，人马饥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赵德钧遣牙将武从谏将精骑邀击之，分兵扼险要，生擒惕隐等数百人，余众分散反村落，村民以白梃击之，其得脱者不过数十人，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五月，秃馁以万骑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阳，王都与秃馁就攻之。晏球与战，破之。契丹亦发兵救定州，王都悉众与契丹五千骑合万余人邀战。晏球集诸将校，誓以报国：‘悉去弓矢，以短兵击之，回顾者斩！’于是骑兵先进，奋檛挥剑，直冲其阵，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兵死者过半，余众北走。王都与秃馁得数骑，仅免。契丹退师，又为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邀击，殆无孑遗。七月，契丹复遣其酋长惕隐救定州，为王晏球逆战，破之；追至易州，俘斩溺死者，不可胜数。赵德钧遣牙将武从谏邀击，擒惕隐等数百人，余众散投村落，村人以白挺击之，其得脱者不过数十人。自是契丹为之沮气，更不犯塞。”此后，赵德钧先后又建立良乡、潞、三河等县，北边防务大为加强。后唐一世，契丹对中原时有骚扰，但未成大的威胁。

唐明宗驾崩后，后唐内部政事极其混乱，身兼河东节度使、太原府尹、北京留守三要职的石敬瑭，拥兵自重，为夺取政权，以割地为条件，向辽求援。清泰三年（936年）9月，辽太宗耶律德光自率5万铁骑出雁门，援助石敬瑭，解晋阳之围，11月册封石为大晋皇帝，石敬瑭为报答契丹援立之恩，“割幽、瀛、蓟、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16州以与契丹，仍许发输帛30万匹。石敬瑭的卖国求荣，方使得中原与契丹的相持局面发生了倾斜。

天福七年（942年），石敬瑭驾崩，契丹借口出帝不称臣而兵向中原，灭后晋，于开运三年（946年）占领大梁，然而耶律德光占大梁三日便匆忙北返了。这两次对于辽国统治者来说，乘机称霸中原都是极好的机会，可为什么耶律德光自己不做中原主而要立一个傀儡石敬瑭？已经兵占大梁，为什么止三日就北撤了呢？除了当时中原人民的反抗强烈，辽国的军事力量还没有达到控制中原的程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辽国经过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时期的连年征战，国力损耗较大，其后世宗、穆宗时期就再也没有发动像太祖、太宗时大规模的南下活动了。而中原地区在后周周世宗统治时期，却在显德二年（955年）3月开始大举攻辽，北上收复燕云，仅用42天时间，就占领了瀛、莫、易三州及瓦桥、淤口、益津三关。纵观五代与辽的军事斗争，双方相持时长，契丹优胜时短。史家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确有见地。

阿保机所建立的契丹国是以奴隶占有为基础的各部落联合，他们虽然已初步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但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改变所有部落的经济基础，各个地区之间存着相当大的差别。太宗以后，汉地州县的加入，更拉大了这种差别，他们在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上不一致，从而未能形成全国统一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方面的参差不齐反映在契丹贵族内部，则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以及是否出兵占据中原的斗争。

述律平

龙德元年（921年），“十二月，晋王围镇州，讨张文礼。时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在定州，以镇、定为唇齿，恐镇亡而定孤，乃潜遣人语其子王郁，使赂契丹，令犯塞以解镇州之围。乃说太祖曰：‘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则皆为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太祖以为然，悉众而南。述律后曰：‘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设有危败，悔之何及？’太祖不听。遂长驱而南，围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进攻定州。王处直之子王都告急于晋王。”述律后当时在辽国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所谓“述律氏投下，谓之‘属珊’有众二万”，因而述律氏的政见不能不对契丹政治施加影响。尤其是阿保机驾崩后至耶律德光继位之际以及辽太宗初年，国事皆决太后，所以，述律氏的政治态度可以说代表着当时一大部分契丹贵族的心态。

开运二年（945年），述律氏曾问辽太宗：“使汉人为胡主，可乎？” 曰：“不可”，太后又问：“然则汝何故欲为汉帝？”接着她对群臣说：“汉儿所得一饷眼，自古但闻汉和番，未闻番和汉。”以述律氏为代表的这种草原本位主义保守思想在其后并没有随历史的推移而减弱。至辽世宗耶律阮统治时期，他“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以至于“国人不附，诸部数叛” ，最后在广顺元年（951年），他为了同北汉共同攻周，“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不欲南寇，契丹主强之”，从而引发众将叛乱，内乱中他本人也被杀。

这种斗争还集中表现在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上。阿保机继位后五年到七年，以他的弟弟剌葛为首包括契丹族一大批重要贵族，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这次叛乱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给契丹族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巨大，是“有国以来所未曾有”。在以后契丹皇位继承中，也不断发生斗争。天成元年​（926年），阿保机驾崩，述律后为立中子耶律德光，“杀酋长及诸将数百人”，长子“突欲愠，帅数百骑欲奔唐”。契丹族内部的这些斗争，反映了契丹政治的极不稳定和动荡，一波接着一波的政治斗争，导致契丹力量的内耗。

除上述政治斗争外，契丹内部的民族关系也比较尖锐。辽国是以契丹贵族为首的包括汉、奚、渤海等族上层人物的联合政权。对于它周围各族，常常是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归属为手段把各族部落或政权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诸如吐谷浑、室韦、突厥、奚、沙陀、女真、党项和汉等族虽然在辽国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在表面上暂时归顺契丹，但都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语言习惯，他们与契丹的关系随着契丹内部政治的变化而沉浮，可以说，契丹的这种政治联合体非常脆弱，极不稳定。在阿保机称帝之初的三年内，辽国五次加兵黑水室韦，才勉强使之归顺。

《辽史・太祖纪上》记载：“奚阻险，叛服无常，数招谕弗听”。这些民族不堪忍受契丹的奴役，常发生叛降活动。后晋天福十二年（941年），西北吐谷浑、东西突厥、浑、契、沙陀帅部众归附晋室，“党项等亦遣使纳契丹告身职牒，言为虏所陵暴，……愿自备十万众，与晋共击契丹。”至于汉族，尽管辽国实行“番汉分治”，但也不能使汉人心悦诚服，不仅不能接受契丹落后的生产方式，也不能忍受番将的恣横和肆意杀戮。

总之，处于激变过程中的辽国，内部矛盾重重，斗争错综复杂，政局不稳，严重牵制了契丹南下称霸中原。

契丹是一个落后的民族，中原人民不仅不能适应契丹落后的社会形态，也同样不能适应“畜牧渔猎，皮毛为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风俗习惯，加之契丹在军事征服过程中的野蛮与残暴更无法令人忍受。契丹“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契丹军败戚城“忿恚，所得民皆杀之，得军士，焚灸之。同年，“契丹主处澶州北分两军，一出泡、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 契丹兵进大梁，“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曹、濮，数百里间，财富殆尽。同年，契丹破相州，“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故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阅城中，遣民男女得七百余人。其后节度使王继勋剑城中髑髅瘗子，凡得十余万。”同年，契丹大将麻答留守大梁“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贵，美妇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披面，抉目、断腕，焚灸而杀之，欲以威重。常以其具自随，左右悬人肝、胆、手、足，饮食起居于其间，语笑自若”。

这些残暴行为，激起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汉将降而复叛不绝于史，“自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到辽圣宗即位的四十七年里，叛辽归宋的汉官……凡四十起。”除中原各朝政权进行有效的抵抗外，广大人民也自发组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镇宁节度使邪律郎五，性残虐，澶州人苦之，贼帅王琼帅其千余人，夜袭据南城，北度浮航，纵兵大掠，围郎五于牙城”。还有相州梁晖、定州孙方简等组织民众给契丹以沉重打击。

耶律德光

开运四年（947年），武行德领导的河阳起义反抗契丹的残暴杀掠，使耶律德光本人也为之惊叹“中国之人难制如此！”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成为契丹贵族始终不能立足中原的重要原因。也正是由于这种反抗才得以使契丹统治者认识到，要想统治像中原这样的发达地区，必须放弃草原本位主义，实行所谓“番汉分治”政策，大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与上层人物到各级军政机构中任职，逐渐使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融为一体。

战争是残酷的，契丹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战争却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