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舆论战升级，的「公知」群体又开始活跃了，当然，这群家伙就没消停过。

有个诡异的现象，那些活跃的公知们，居然很多都是，高校的文科教授和学者。

他们张口就是「你国」如何如何，「西方文明世界」如何如何，动不动就怒骂年轻人为「小粉红」、「小战狼」。

大家都很惊奇，为什么这群象牙塔中的「高级知识分子」，说话居然是口不择言、错漏百出、毫无逻辑性，不但立场有问题，知识水平也有问题，甚至沦落到靠人生攻击来，为维护自己体面的地步了。

他们这个状况，至少有七个原因：

首先，因为大部分高校文科教师，长期不事生产，除了上课就是喝茶吹牛，其实上课也是吹牛。一个人脱离社会久了，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觉得社会有问题。

其次，某些上年岁的高校文科老师，本身学历、学识也是有问题的，他们恰好遇到了一个特殊年代，所以学术道路太轻松，以至于今天的大学里，出现中专生教本科生，大专生教研究生这样的现象。学术圈子就是这样，只要进了圈，基本上就不会出来，后来者就很难进去。他们可以维持自己，在学术界的权力、地位到死。

第三，文科类知识分子，日子太闲，不用做实验，写论文也不用太动脑子，指派学生查资料就够了。以至于他们精力充沛，精力太充沛的人，容易成为「懂王」，于是本行工作不好好搞，历史也插一嘴，政治也插一嘴，经济也插一嘴……一辈子活成了个出租车司机，活成了个「地摊文学家」，因为这些人文社科门槛都不高，本来也有点「玄学」，给了他们不懂装懂、信口雌黄的空间。他们胆子大起来，连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工业科技...啥啥都敢讲……因为有地位嘛，有地位的人放屁都香。

第四，这群人自视甚高，总觉得自己是人中之龙，都教授了，都「懂王」了，怎么不是人中之龙？那么他们就会觉得世道不公平，如果放在封建社会，他们都是宰辅之材啊，起码也是个人人尊重，平民见了要磕头的「士大夫」、「相公老爷」；放了在民国，那也是军阀政客们，大洋豪宅供着的「大师」、「高参」啊，然而在今天，好像不是太重视他们？好像他们可有可无？国家似乎更加重视那些，理工科出身的「匠人」？荒谬！斯文扫地！

第五，他们一直有个误解，认为他们是人民的「启蒙者」，实际上，从1840年到现在，学术界的文科知识分子，有几个真正做过「启蒙」大众的工作？他们虽然偶尔讲一些「进步」的话，但从来不是对人民讲的，而是对军阀、政客、地主士绅、黑社会杜月笙们讲的……甚至是对西方帝国主义讲的……总的来说，他们是「媚上」的、「慕强」的，虽然有时候批评当局，但只是怪当局不够重视他，不够重用他，类似于小妾对老爷的抱怨。所以，在人民心里，他们也算不得「启蒙者」和「老师」。真正的「教员」，真正让人民觉醒，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战的，另有其人。

第六，他们很多出身不错，生活优越，在每一个时代，基本上都是幸运儿，但他们对本国的人民，毫无同情心和同理心，也不认同国家的道路。明明得了最大的便宜，他们却总觉得自己吃了亏，受了苦，心心念念幻想着从未存在过的「黄金时代」。

第七，他们自以为高贵，自以为和这个国家的民众们不同，所以不愿意同甘苦共命运，总想着「衣冠南渡」，总期待着「王师解民倒悬」。他们在某个历史时期 ，见证了西方的强大，于是有了「皈依者虔诚」，把西方的一切话术，都脑补成了事实，在舆论战中，他们立场和西方一致，甚至比西方还积极。他们认为，千错万错，都是中国的错，跪就完了，跪了人家就能包容你。

请注意，我们不是否定，所有文科高校知识分子，也不是否定所有文科学者，他们其中有很多人，在中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大声疾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只是少数。如李大钊、如陈独秀、如瞿秋白、如鲁迅、如闻一多.......但你发现了没有，他们要么是本就是革命者，要么是倾向于革命和进步的学者。

陈独秀曾经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给工人上课，瞿秋白曾是组织历史上的领袖，闻一多曾经和广大流亡跋涉的民众们，一起走到四川，鲁迅更是，对广大人民饱含深情。他们和人民，和革命者一起，担负起了国家的兴亡。他们没有像胡适、周作人、胡兰成一样，躲在书斋里指点江山，享受人生，空谈自由和人文。

今天的高校「公知」们，做到了哪一点？他们只知道有「自由」，却不知道有「责任」，更不知道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他们只知道复读西方的「普世价值」，复读「人权」、「博爱」、「包容」，却不肯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看不到国际政治的波诡云谲、互相博弈，看不到我们国家的进步，人民的进步。

他们一直要求「反思」，却从来不问一句，为什么要「反思」？「反思」有没有用？「反思」到什么程度才算完？他们更不管如果我们没有错，「反思」个什么？他们就从来不自己反思一下，自己的立场在哪里？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