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后，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迅速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展开，到1952年底，全国除新疆、西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完成土地改革。
全国3亿多无地农民都分得了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翻了身，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但是，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基础上要赶上发达国家的近、现代工业进程，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农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因为，搞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如何解决好农民的问题，这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需要认真探索的重大问题。到底是由国家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继续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任由农民自由发展，两极分化，最后由资本主义改造小农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直是农村发展方向争论的基本线索。
据薄一波回忆，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引导互助组向初级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思路。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该报告的观点。认为用互助组、合作社的办法使中国“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毛主席知道后，明确表示不赞成他们的意见。“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薄一波回忆）
毛主席的观点是，既然西方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级，即尚未采用蒸汽机动力机械，而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级，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毛主席认为，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的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和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显示其优越性。
就这样，土地改革以后，要不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争论很快结束了。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
怎样办好农业合作社又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到1955年下半年，中央共收到各省市的经验总结材料120多篇，中央从这些材料中删除了30篇，从新收到的材料中选出80多篇，共176篇，约90万字的材料选编。毛主席专门为它写了《序言》，即《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从毛主席的《序言》里可以看出在农村走怎样的路的问题上还是有很大争论的。
在《序言》一，毛主席说：有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条规律，即在冬季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
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 。”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湖北的农民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的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栏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栏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栏山庙）。
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初期，对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的。因为合作社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变化。这就说明了农民本身在走农村集体化道路的问题阻碍是非常大的。如果政府不做工作，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美好愿景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为什么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毛主席在1955年指出：“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没意思……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借鉴历史经验教训，1688年之前即明末前的小农经济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后，小农经济滋养了资本主义发展。1840年之前，中国的小农经济因为闭关自守而得以生存和发展。1840之后，中国小农经济因为资本主义入侵而沦为被吞噬的羔羊。1949年到1956年，中国小农经济因为走互助组、合作社等集体化道路，民族资产阶级垂涎三尺而不敢肆意妄为。1958年到1976年前后的人民公社，彻底断绝了一切资本主义势力的发财梦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后，农村解散原先的集体经济退回到家庭小农经济以后，实际的经济功能主要不在于发展农业本身，而是在于促成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度大融合。让无数农民奔向城市，最后成为了资本收割的对象。
回看合作化问题上的毛、刘之争，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争论中，刘少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条条，坚持照搬苏联的方法，主张在国家工业化完成和有了大量的农业机械以后，“再由国家下一命令，采取严重步骤，强行实行集体化。”这种想法实际是非常幼稚的。农民分散以后，首先，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形成两极分化以后，政府凭什么采取强行办法实行集体化？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再就是小农经济几千年，农民就是一盘散沙的，政府要强行实行集体化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第三，中国当时就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没有农民的支持，国家的工业原始积累从哪里来？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原始积累都是依靠侵略扩张掠夺完成，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的完成工业原始积累。工业化没完成，哪里来的农业机械。所以，这种想法是极不现实的。就如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样，开始提出这个口号，大家都很高兴，但实践后却让普通的梦想彻底击碎。
毛主席却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办法，解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通过农业对工业的支持，才能较好地解决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农业方面，这种分歧一直没有停止过。1961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写信给毛主席，向他力陈责任田的好处和地方民情。毛主席批示试行。刘少奇、邓小平都非常赞成。然仅仅一年后，单干政策被毛主席叫停了。1962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对刘少奇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虽然毛主席与刘少奇都是为了国家发展，但是，发展路径不同，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毛主席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优势，内外一夹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毛主席从农业和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强调了中国农村所有制问题与工业所有制的密切关系，以及国际环境对中国人民利益的影响，从如何保护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高度说明了包产到户问题的严重性。
对农村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问题，毛主席和绝大部分中央领导发生严重的分歧。使他更加感到两条道路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严峻。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在会议的《公报》上特别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这是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