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及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接上半部分）

（三）潜台被俘 英勇就义

上文说到，就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朱枫被派遣入台，秘密传递有关金门及舟山群岛的情报，以期扭转战事不利的局面。

1949年11月27日，朱枫利用与继女陈莲芳是至亲的关系（陈莲芳丈夫王昌诚时任台警务处电讯所主任，俩人1945年去台前都服务于军统）办理了《入台证》，单枪匹马由香港抵台。

朱枫

朱枫以住在继女家为掩护，按照预先的约定，和中共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化名老郑）接上了头。说到蔡孝乾，此人来头不浅，他是台湾本省人，在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读书时，受进步思潮影响加入共产党，回台后，组建台湾共产党组织。

蔡孝乾曾参加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并在八路军前线总部及延安任职。1946年7月重回台湾，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在台开展工运活动，三年时间使台共迅速发展壮大（1949年已有党员1300多人）。

经蔡孝乾安排，朱枫很快与台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我党潜伏人员）取得了联系。她只单线联系这两个人，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到吴石将军寓所秘密取得情报，周日再送交给“老郑”（蔡孝乾）转回大陆。

其中传递出的第一份绝密军事情报缩微胶卷就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台湾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台湾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

吴石将军在陈宝仓将军和聂曦上校的协助下，先后与朱枫又秘密会晤了六次，陆续传回大批重要军事情报，为我军在台海的战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毛主席在得知这些绝密情报由来时，难掩激动的心情，当即嘱咐相关部门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然而，1950年2月，随着蔡孝乾被捕并迅速叛变，中共在台的地下情报网几乎被全部捣毁，离岛的全部空中、海上航线被台湾当局紧急封闭。

尽管如此，吴石将军还是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让朱枫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乘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舟山虽然离大陆近在咫尺，但那时仍归国民党军控制，因无船渡海，朱枫在这里躲藏了14天。

1950年2月18日，朱枫被台湾宪兵队逮捕关押。2月26日夜，朱枫将随身佩戴的约二两多重的金链、锁片、金镯等咬碎，分四次和水吞下，决意自尽。但次日在昏迷状态中，被送往台北医院抢救。

国民党内部文件记载：“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期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这些文字，足以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女侠朱枫的坚强党性及铮铮侠骨。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轰动岛内外的所谓“间谍案四要角”：吴石中将、朱枫女士、陈宝仓中将、聂曦上校四人在台北马场町被枪杀。临刑前，朱枫在刑场大义凛然，高呼革命口号，身中六枪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

（四）烈士遗骸曲折回家路

1951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注：朱枫烈士在所有文件上的名字皆为朱谌之），并向其儿子朱明颁发了《1951苏烈字第000010号烈士证明书》。

虽然“文革中”对隐蔽战线上的潜伏者都附加了许多不实之词。但1983年6月，朱枫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1990年6月，民政部在京隆重举行了“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与会人士纷纷表达对女杰朱谌之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随着九十年代以后两岸关系的缓和，其它烈士的遗骸被相继找到、妥善安置。而朱枫烈士的遗骸却一直去向不明。

朱枫的儿子朱明曾于1983年，在位于南京东郊的一处山头的一棵600岁的马栗树下烧了妈妈的一些旧衣物，将这里视为妈妈的“衣冠冢”，以后全家人每年都来此进行祭奠。

朱枫的女儿朱晓枫也一直没有放弃打听、寻找母亲遗骸下落的念头，可是，直到朱枫丈夫朱晓光于2000年去世时，也没有等到妻子遗骸的归来。

朱枫与女儿朱晓枫、儿子朱明、侄子朱晖

时间来到了2002年，已经73岁的离休老干部朱晓枫，在偶然翻看山东画报（2001版）《老照片》时， 在一篇署名秦风（台湾从事历史影像收藏作家，本名徐宗懋）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中，叙述了“吴石案”经过，还配发了他们四人临刑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

虽然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朱晓枫依然清晰的记得：母亲身上的那件碎花旗袍正是她当年在家时经常穿的那件衣服。

这也是朱晓枫在母亲遇难五十多年后，第一次较详细了解和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感慨万分，急忙提笔给山东画报编辑部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能与该文的作者取得联系。

四人临刑前受审的老照片

2003年新春，住在南京的朱晓枫夫妇同准备写《朱枫传》的作家冯亦同专程来到上海，拜会了来上海出差的徐宗懋先生，表达了想在有生之年寻找和迎回母亲遗骸的心愿，这也引起了徐宗懋先生的同情与共鸣，答应回台后尽力帮忙。

朱晓枫也提供了托台湾友人找到的线索：一是查询到在台北六张犁的几百座政治犯的墓碑中，没有发现母亲的名字；二是找到了王昌诚夫妇25年前在台湾警务处宿舍的电话、地址。因为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极有可能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即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即陈莲芳）。

徐宗懋先生返台后，按照朱晓枫提供的地址兴冲冲地赶去姐夫当年的住址，可惜这里现在改为了公寓大厦，也没人知晓25年前的事情，线索就此中断。

因此，查找姐夫王昌诚一家人的下落成为当务之急。徐宗懋先生通过台北户政登记信息，发现在16个叫王朴的同年龄段人中，有一人与要寻找的背景相似，等他大喜过望地赶去时，却发现这位老人只是一位大陆来的独居国民党老兵。

徐宗懋先生

经过登报及查询，两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姐夫一家人的任何信息，徐宗懋突然想起有个朋友（林正修）以前做过台北市民政局长，也比较热心肠，应该熟悉台北以前的户政情况。

果不其然，林正修经过一番查找，终于找到了陈莲芳夫妇的资料，只是王朴已经去世，陈莲芳也已85岁高龄，白天都在康健养老院里，晚上才回家。

然而，等他们去养老院找到陈莲芳老人说明来意时，老人却说她没有朱晓枫这个妹妹。当徐宗懋提到继母朱谌之时，陈莲芳老人马上说：“朱谌之是共匪，我与她毫无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他们感觉到老人心中明显有“一道墙”，一道抹不去的两岸对峙的“墙”，尽管那时两岸已“人员互通”了十几年，许多人都与海峡对岸的亲人取得了联系，但陈莲芳老人的“心结”仍没有解开，他们只能悻悻而回。

等他们第二次去养老院的时候，徐宗懋特意带上了朱晓枫提供的他们一家人在沈阳时拍的旧照片，陈莲芳老人拿着照片端详了许久，陷入了沉思。然后，慢慢地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朱谌之被捕时，陈莲芳夫妇也受到牵连，丈夫王昌诚更是被隔离审查了几个月，在确认他不知情、也不是同谋后才放了出来。而现在，她的女儿在为“政府做事”，她害怕此事影响到女儿，所以不愿意说起“朱谌之事件”。

毕竟亲情是“回忆的沙漏”，不由得使人“浮想联翩”。老人说朱晓枫小时候不叫这个名字，她们不太熟悉。当徐宗懋告诉她在大陆的两个哥哥已去世，姐姐陈兰芳已经88岁还在世，也非常想念她时，老人又陷入了沉思……。

陈绶卿、朱枫一家人在沈阳时的照片

徐宗懋等老人平复心情后，便问起当年朱谌之的尸骨是不是她们夫妇保存时，老人迟疑了一下，说他们没有收尸，他们当时不敢那样做，他们没被牵连已是万幸了，这次到访的结果依然不理想。

徐宗懋没有放弃，他辗转又托人查找到了当年官方军法处的有关“朱谌之案件”的记载，文件清楚地写明陈连芳在1950年9月（朱谌之遇害三个月后），曾申请过认领骨灰盒，官方也同意了她的申请，可是，相关文件却没有陈连芳夫妇领回骨灰盒的明确文字记载，这说明她们最后还是放弃了认领，个中原因也许只有当事人清楚。

军法处有关“朱谌之案件”的最后文字记载是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将遗体火化后存放。然而，由于时间久远，政府机构更迭， 徐宗懋尽管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朱谌之的遗骨最终不知去向，三年的辛苦，又回到了原点。

“海峡的水静静地流，上弦月啊月如钩，钩起了恨，钩起了仇。”为此，徐宗懋感慨道：两岸中国人流的鲜血好像换来了更多的深仇大恨，这绝非流血的人所愿。

虽然朱谌之烈士的遗骸还没有找到，但由于徐宗懋等人的宣传和找寻，在两岸逐渐形成了一股“朱谌之热”，烈士的事迹被广为流传，朱谌之家人的内心也得到了些许的慰籍。

朱枫去台前的留影

没想到4年后，徐宗懋再次得到了朱谌之遗骸的新线索。

原来，2010年2月，与朱晓枫有着相同经历的上海学者潘蓁（其父解放前赴台，至今下落不明）联系到徐宗懋。告诉他自己在不久前去台北参加“2009秋祭”，台北市政府在六张犁建“纳骨塔”，安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人的骨灰，他在台北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600多人的迁移名册中，看到编号为233的有名无主骨灰罐署名为“朱湛文”。

他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潘先生之前看过有关朱谌之烈士的报道，这条线索成为重启寻找烈士遗骸的关键信息。

台北六张犁公墓

于是，徐宗懋托请他的大学同窗朱宏源教授帮忙查询，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编号为233，被安放在台北南郊的富德公墓。

朱宏源教授在第二次冒雨上山查找时（该地方非常简陋，和乱葬岗差不多。骨灰罐放得很乱，第一次一无所获），最终在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纳骨室角落处，看到了红漆写着“233”，外套白色编织袋的“无主骨灰罐”，经过证实名册上的登记名字为连笔错误。

时隔整整六十年，终于找到了朱谌之烈士的遗骸，然而由于两岸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尚无先例，各种手续相当复杂，最后，经过两岸交流的最高层级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的“特事特办”，英雄的遗骸踏上了“回家之旅”。

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遗骸由民间人士、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飞抵北京，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亲手接过装有外婆遗骸的一个圆筒状白色旅行袋，紧紧抱在怀里，一句“外婆，回家了！”使在场的所有人潸然泪下。

2011年7月12日，暂存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朱谌之烈士遗骸由专机送回朱谌之老家浙江宁波镇海，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等家属都参加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凤将于月内返里”，1950年1月14日朱枫从台湾寄回的最后一封信，朱晓光在她牺牲后才收到。“月内”回家——被无限延迟成一个甲子。

朱明还特意将妈妈的一小部分骨灰带回了南京，撒在了那颗600岁的马栗树下。“这个妈妈，非常的纯洁，非常的伟大，她是伟大的女性。”朱明说。

致敬！！牺牲在隐蔽战线上的革命先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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