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由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创建的特务情报机构，其针对对象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汪伪政府、侵华日寇及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的敌对势力。

中统和军统可以说是蒋介石进行特务活动的“左右手”，它俩“一文一武”，中统侧重于党内统治和对外情报，但也有暴力的一面，如绑架暗杀、间谍活动和军事作战等等。他们为维护蒋介石的血腥统治犯下了滔天罪行。

（接上期）

（十五）季源溥其人

季源溥（1906—1979）是江苏沭阳人，出身书香门第，少时勤奋好学、争强好胜，但心胸狭隘、城府颇深。后考入南京江苏第一中学就读，毕业后回到沭阳第一小学做了一名教师。

季源溥并不甘于做一名小学教师，他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1928年，在南京的同学告诉他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在招聘，时年22岁的季源溥经过笔试、面试，考进了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局的前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特务生涯。

由于季源溥头脑灵活，善于学习，年纪轻轻就引起了“首长”陈立夫的注意，把他拉进了自己的CC系。随后，陈立夫又推荐季源溥去日本东京直属支部工作，继而转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政治学。

“九·一八事变”后季源溥回国，被徐恩曾派往上海从事特务工作，为打开局面，他主动拜访青帮大佬杜月笙并投靠其门下，后来竟公开设香堂广招青帮分子，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此后，季源溥先后担任了上海警察局侦缉总队副总队长、中统上海区区长等职，专门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抗战初期，在上海的中统局被日伪特务破坏，季源溥变换身份，成立“战时劳工社”，继续从事特务活动，受到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夸奖和经费支持。

1945年初叶秀峰继任中统局局长，抗战胜利后，季源溥任中统上海办事处处长，不久接替因“花柳病”暴毙的吴兴伯任日伪资产接收大员，也为自己狂赚了一笔。

为抢夺日伪资产，中统与军统及国民党其它部门发生过激烈的“冲突”，甚至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1947年，陈立夫、叶秀峰为了“保护”季源溥，将其调回中统局本部（改名“党通局”）担任副局长一职。

1949年2月，“党通局”又进一步被压缩，改组为“内政部调查局”，叶秀峰觉得自己是国民党中央执委，实在是有些“屈才”不愿就任，挂冠而去。

在陈立夫的保荐下，季源溥出任中统局第三任局长（当时有三人竞争局长一职，叶秀峰并未提名季源溥），他成为中统在大陆期间的最后一任局长。

（十六）中统在大陆的最后岁月

季源溥之所以能入陈立夫的“法眼”，当然与他的能力和善于逢迎陈立夫有关。

陈立夫曾送季源溥去日本工作和学习，又亲自点名让他去新疆策反过“新疆王”盛世才（盛世才与陈立夫是老相识，曾在北伐时共过事，盛世才早期倾向于革命，后投靠蒋介石，残害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员）。

1946年初，季源溥接任吴星伯出任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任一职。除接收日伪资产外，还打造了一支仅次于“南京总部”的特务队伍，进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镇压学生、工人运动，查封先进报刊等罪恶活动。

1949年2月，等季源溥从叶秀峰手中接过中统局时（内政部调查局），它已是“残花败柳”，只剩“苟延残喘”了。

还没等季源溥的屁股坐稳局长宝座，随着解放军渡江战役的胜利，南京国民党老巢“被端”，代总统李宗仁只能带上残缺的国民党政府退守广州。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挂牌。刚接任内政部部长的桂系军阀李汉魂还不敢得罪陈立夫，只是安插了自己的心腹张益民出任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美其名曰“配合”季源溥的局长工作。

广州的内政部调查局下设四处：指导处、研究处、交通处和总务处，人员也在不断地精减，与鼎盛时期的中统局已不可“同日而语“了。除局本部外，又增设了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办事处。

1949年内政部在广州的办公场所

季源溥仍在积极筹建大西南的“内调局指挥中心”和潜伏特务训练班，并指挥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甚至派人前往东南亚进行海外活动。蒋介石为了给季源溥打气，慷慨地—次性拨给“内调局”十万银元的活动经费，想让季源溥更好地为自己卖命。

后来，季源溥又根据陈立夫的指示，在贵州、云南、四川、西昌、广西、广东、江西、湖南、湖北、香港、浙江等地设立了调查处，然而可笑的是，有的调查处刚刚设立便被南下的解放军连窝端掉了！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地横扫江浙赣，进军闽南，逼向广东，季源溥的“内调局”特务队伍此时还没有真正的“成形”，而各省市内的中统特务室也随之被共产党逐一瓦解。

留守广州的中统局本部的特务们除部分由王保身带往台湾外，其余随政府其他部门一起，又于9月初乘飞机逃往重庆（此时，四川、重庆、贵州三处还处于蒋介石控制中，特务活动还在正常运作）。

季源溥一到重庆， 便向蒋介石再次申请应变经费，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只好找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求王陵基拨给他十个边远县，让大特务们专门出任县长，号称要“建成游击根据地，与共产党周旋”。十人名单送到王陵基那儿后，还没有来得及批准，这些县就已经被解放或临近解放了，因此计划只好作罢。

到了1949年10月，西南各省也已“摇摇欲坠”。季源溥仍不死心，在重庆又成立了一个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妄图通过特务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联合，继续与共产党“打游击”。

解放前夕的重庆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季源溥还从台湾偷偷乘飞机来到重庆，秘密指挥敌特工作。

在重庆中统调查处处长欢迎季源溥、副局长张益民的宴会上，季源溥还强调：“现在时局艰难，希望在座各位团结一致，争取最后胜利”之类的话。然而，留守的大特务们此刻还在为争夺处长之位闹得不可开交，令季源溥大感失望。

季源溥随后又去了成都，要求中统成都调查处想方设法掌握地方武装，与共产党打“游击战”。此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季源溥心里清楚：“大势已去”。

1949年11月初，解放军兵分三路向西南进军，逃回台湾的季源溥还制订了一个应变计划：

一、除组织名册、机密文件、关防印信应指定专人携带，其余文件则一律销毁；

二、给每个专职特务发放三个月薪酬作为安家费，本人须与本党组织、机关共同进退；

三、对“细胞”分子，凡身份未暴露者，可继续布置任务，对于身份已暴露者，在本地区无法立足的，也可以随组织行动；

四、尽一切可能掌握地方武装力量，必要的情况下与共产党打游击。

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快，11月30日重庆即宣告解放，局本部的特务们逃到成都后，副局长张益民便丢弃手下，乘飞机单独逃往香港。

剩下的局本部的特务们不知所措，—次次地向台湾发出求救电报，等了一周后，季源溥才发来电报给了逃台的几十个飞机座位。由于人多，特务们你争我夺，谁也不肯让步。

最后通过开会，达成几条协议：一、依照局本部意见，必须飞台的先飞，眷属、儿女概不照顾；二、科长以上的重要业务人员其次；三、其余位子抽签决定。四、去不了的每人发一两黄金，自谋生路。

当时，国民党留守成都的各机关也都争相逃到台湾，互不相让，一时争得不可开交，只好采取抽签的办法。结果，“内调局”抽的是第十三批次飞台。可是12月中旬第八批飞机飞来时，成都新津机场已被破坏，第十三批飞机永远不会再来了。留下的一百多个内调局特务，只好把剩下的六七十两黄金予以平分，各自逃命去了。

而12月9日，随着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大陆的西南“后花园”随之覆灭。

成都于1949年12月27日也被解放，中统局所属的四川、重庆、川康滇边区等调查处被全部瓦解。中统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使命”（仍有极少数潜伏特务作最后的挣扎，在后来的“镇反”、“肃反”等运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逃过惩罚）。

1950年，逃往台湾的蒋介石重新调整国民党的“情报机构”，由儿子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季源溥的“中统局”划归“国防部总政战部”名下。

季源溥此时出任“总政战部”次长一职，仍然从事“反攻大陆”的特务工作，但此时的“中统局“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1954年10月，中统局又改组为台“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即现台湾当局“法务部调查局”之前身）。

1958年，季源溥离开了特务机构，担任“内政部”政务次长一职。并当选国民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1979年10月，中统局最后一个大特务季源溥因病离世，享年73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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