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虽不严重，但还是让我暗吃一惊。那就是，十多年来我并没有安装一部家庭电话。

显然，我们家不属于经济上的底层，安装一部电话不足挂齿。出于什么原因，使我一直回避装一部电话这个事实？我坐在房间里，在电脑前凝思起来。这是在写作的停顿中，突出冒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我们都假装没看见，而是任其累积，不去深究它。不去正视，并不表明问题得到解决，它迟早会像病毒一样爆发。也许装电话这个事，算不上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家人，都对此达成一种缄默的共识。仿佛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个不被打扰的私人生活的状态。不装电话并不意味着会被人忘记。在通讯这么发达的今天——我们家除了女儿，人人都有一部手机，随时可以被人找到。

不装电话改变不了可以隐遁的事实。如果说，一个作家，比常人更希望他的私人生活不被打扰，因为他在人家休息的时候却在构思和写作——因此需要一个安宁的环境的话，那么让家人接受他的习惯是否也是一种专横？然而事实是，我的家人都乐于接受不被打扰的状况，喜欢处在一种“被遗忘的存在中”。

我不愿接听电话，就像不愿看电视一样。电视可以作为一个摆设，沉默着作为一个物件孤单地呈现在那里——甚至打开它，只要不去关注它，把音量调到无声，任画面不断变幻，你的内心依然可以作为一个封闭的状态存在——它对你干扰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而电话不同，一部突然响起的电话，就像一个命令一样，让你情不自禁地走向前去，在一个习惯听命于发号施令的环境中——我们都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成，从小得到的教育，都是听命，接受外部训示你的一切，从最初的不情愿、反抗，到渐渐接受乃至完全妥协。直到有一天当你忽然醒悟，随时恭候人家的命令、教导，其实是一个大问题。你开始学会反思，想要摆脱这一桎梏，然而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我们早已丧失自我意识的能力。没有命令我们无法前行。

活动现场

我也许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阅读帮人建立起独立意识。可见，去除愚昧和奴性，惟有读书一条路。不装家庭电话，是建立自我的一小步。但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将自己（也将他人）限制在一个不可触摸的空间里——事实上这个空间不存在，哪怕在遥远的火星乃至银河系，人们都有探寻的兴趣和勇气。

十多年前，我还不曾拥有手机，但和很多人一样，我有一个BP机，俗称“扣机”， 扣是个动词——寻呼者的意图通过媒介传导你，我很喜欢这个词。每次扣机一响，急急地去找电话回过去。可见我与大多数人一样。我记得那时，倒是装有一部家庭电话——我从一个学校调到党政机关上班，为了方便联络，安装家庭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推辞的义务。那时，我完全没有个人生活，作为一个基层的小公务员，并且是服务于县城最重要的权力机关，我的周末时间通常也是在工作中——这种后来称之为“五加二、白加黑”的状态，不仅不被当做对个人权利的冒犯，还当做是一种美德加以传扬。国家早有法定的节假日，并且明文规定执行公休假制度。就像一个落伍的尾随者,意识还跟不上引领者的节拍，不少如我曾供职的县市，还处在一个相对陈旧的思维模式里。

文田深情朗诵《暂居漫记》片段

我很庆幸后来有机会离开那个部门，到了一个相对清闲的单位，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觉得人人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并且出自内心的诚恳而非一种外在的压力去工作，是一个幸福社会的标志。来到南昌以后，我不仅告别了一种习惯于耳提面命的生活，同时也切断了私人电话这根线——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年，从来没有装过一部家庭电话。我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私人生活的领地——坦白地讲，的确比过去清静多了。

说到底，我是个对现代生活稍有抵触的人，但并不严重。在大部分人开始使用电脑写作的时候，我还在用手写（我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恢复这一习惯），QQ、微博、微信这些工具，我也是很晚才学会——生活中，还有一些人，至今都不怎么使用它们，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当我开始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强烈的依赖症，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要拿出手机来看看微信，每晚入睡之前也要玩一会儿，甚至在候车、坐车的时候，都离不开它。我想我之所以不去看电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可能会对它依赖性很强。这是理性在告知我，必须远离电视的原因。我一边在努力维持个人生活的纯洁性，一边不断地在丧失掉，而沦陷到一种需要不断喂食大量信息的对资讯的恐慌症中。

美国窃听丑闻爆发后，斯诺登所曝光的一切，将人们认识中的暗区显影出来。在我们以为私人生活是片净土的时候，猛然被人扇了一记耳光——不存在这样天真的幻想，它早已被冒犯和侵蹋。人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网络里，据说云技术保留了人们在网络上留下的任何痕迹。这是一个大数据时代，只要愿意——授权部门可以随时了解你的隐私，你的一切。

不装家庭电话，改变不了我的行踪不被记录。事实上，一个写作者的生活是简单而清苦的，与苦行僧无异。如有可能，他希望日复一日地待在工作室里——待在写字桌前，对着打开的电脑屏幕，发动想象的机器——他更乐于去创造一种可能的生活，对于实际生活的关注，远不是那么强烈。说到底，文学是一种创造的艺术，一个作家从这种劳作中收获艰辛，也收获欢乐。如果有一根线，连着虚拟世界的深处，我愿意做这个虚拟世界的倾听者。拒绝接听电话，显然出于对实际生活的逃离，对介入“现实”的痛恨。一个作家的最高责任，不是进入生活有多深，而是他提供的作品对我们熟知的生活背叛有多深——聪明的读者不愿意接受一个复制的生活的样本，而愿意看到一个新异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这构成他们生活下去、对未来期待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一下吧，《西游记》和一部所谓的报告文学，对人的精神世界影响孰深孰浅，那是一望而知的。

李晓君（左五）与读者合影留念

说这么多，我一直没有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家人为何都乐于生活在一个没有固定电话的世界？我理解这是性格所致。因为家族基因的原因，我们都属于那种内向的、恐于与人交流的那种。如有可能，都尽量闭紧自己不去与人聊天、打交道。虽然母亲近来与小区的老人们开始互动，并成为麻将桌上的常客。但我的观察，在这些年里，母亲随我在这个城市生活过四五个小区，敢于走出家门，与人交流这还是第一次。

其实我们乐于按照自己的性情生活，仅此而已。我们不是遁世者，逃离——这一蛊惑人心的举动，只在某种心理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在想象中，就像做梦一样，或者回到无知的孩提时代，扮演了一个虚拟中的逃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