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秦帝国的统一与覆灭的几十年间，中华大地上除了轰轰烈烈的军事战和政治战外，还存在着更为隐秘而复杂的认知战。
认知战并非简单的舆论战，战场上的各个成员要用尽浑身解数来达到一个目的：让更多人相信自己。舆论造势当然属于认知战的范畴，但是认知战绝不仅仅是舆论战，相比于明面上的军事战和半明面的政治战，认知战更为复杂，影响认知战结果的因素也更多。
秦帝国凭借大秦的虎狼之师在统一六国的军事战中取得完胜，在随后的废分封，改郡县的政治战中，也至少取得了明面上的胜利。
但是从政治战开始，大秦帝国就开始操之过急，埋下了诸多隐患，而在大规模军事与政治战已经整体结束后，秦帝国却因为过于傲慢，在随后的认知战中后知后觉，落了满盘皆输、国灭地分的下场。
在秦王朝短短十五年的生命周期里，其内部充斥着一个个预言，宽泛来讲，这些预言都可以算作认知战的范畴，而这些预言中哪些会无声消亡，哪些会造成巨大影响，这是由诸多社会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来说，秦帝国在处理这些预言时，采取的仍然是单一的强硬手段，最终让自己在这个领域一败涂地。
亡秦者秦末诸多预言中，最为著名的无疑是那句：亡秦者胡。
这句所谓记载于“仙书”中谶语出处已无从考证，但他无疑切中了秦始皇不安的神经，并间接加速了秦帝国北击匈奴和修筑长城的过程。
与“亡秦者胡”类似的预言还有“东南有天子气”，或许是灭亡楚国艰难过程让秦始皇难以释怀，或许是对楚国辽阔的疆域有所忌惮，亦或者是出于对复杂的楚文化的不安，秦始皇一生6次南巡，意在巩固帝国的权威，使其可以达到帝国的南端。
开启统一战争前，秦帝国的综合国力虽然已经冠绝七雄，但是十年时间就顺利完成以一敌六的统一战争仍有不小运气的成份，所以在秦始皇心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思维：一方面对于秦帝国的制度优势绝对自信，认为这是秦帝国能够现实统一的决定性因素，但另一方面又极度害怕这个刚刚建立的庞大帝国脱离自己的掌控，所以对于一切有可能对帝国统治基础造成威胁的预言都要防微杜渐。
预言和故事同样存在于反秦组织中，利用预言和故事来证明自己为“天命所归”并以此来吸引更多人追随自己是秦末起义军首领的惯用手段，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陈胜吴广起义时的“鱼腹藏书”和“夜半狐鸣”两个临时完成的“预言”。
也许是由于准备仓促，“鱼腹藏书”和“夜半狐鸣”这两个人造预言显得有些生硬和直白，鱼腹中的书信和夜晚狐狸的鸣叫都直接说出了陈胜吴广的目的：大楚兴，陈胜王。
假借“狐狸”之口，陈胜向追随者传递一个讯息：自己是天选之人，跟随自己反秦必能成功，但若只为达成这一个目的，只需说“陈胜王”就已经足够，大可不必加上“大楚兴”。
陈胜吴广二人在杀死两名负责押送的秦军后向追随者们所讲的话很好地解释了他为什么一定要在“陈胜王”前面加上“大楚兴”
陈胜历数秦帝国罪状后，立刻搬出原楚大将军项燕为自己“撑腰”，陈胜准备建立的政权也以“大楚”为名，陈胜的目的十分简单：一句虚无缥缈的“陈胜王”不足以让多数人追随自己反叛强大的秦帝国，要说服更多人与其一起反秦，他必须激起原楚国人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秦帝国的痛恨，陈胜要告诉追随者的是：他这个“天选之人”的历史使命是复兴楚国，所以追随者们不是在为他陈胜而与秦帝国拼命，而是为了那个名为“楚‘的故国与秦帝国拼命。
陈胜的办法是成功的，他以“诛暴秦，伐无道，复立楚国社稷”的口号在短短数月内将自己的队伍从900人扩大到数十万人，陈胜这个出身并不如何高贵的“闾左之人”，依靠“楚”的名号，让秦帝国在楚地的统治瞬间崩溃。
而作为另一个布衣出身的反秦起义军的领导者，刘邦在芒砀山起事前同样向他的追随者讲述了一个预言或者说一个故事，一个“赤帝之子杀死白帝之子”的故事。
刘邦这个故事的起因是他斩杀了一条白蛇，表面上看，无论杀死一条白蛇这件事本身，还是刘邦随后向其追随者讲述的“赤帝子杀白帝子”的故事都与反秦一事毫无相关，但事实上，这个简单的故事同样是在向追随者们讲述一个古老的楚国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理解了刘邦的这个“赤帝之子杀白帝之子”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楚国灭亡后，楚国人对于新兴的秦帝国的仇恨来源以及看似坚不可摧的秦帝国的统治会从楚国率先崩溃的原因。
被斩杀的白蛇秦二世元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份，在秦帝国权力中枢经历了始皇驾崩后的权力震荡后，帝国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震荡。
陈胜因率领的戍卒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渔阳而直接选择原地造反，而小吏刘邦也因率领的征夫大多逃亡而选择流亡芒砀山。
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流亡芒砀山期间：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後人至，高祖觉。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史记高祖本纪》
显然，这个故事的里的“白帝子”便是那条白蛇，而“赤帝子”则是刘邦。
刘邦如果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宣称自己是“帝之子”即可，他为何一定要是“赤帝之子”？而刘邦这个“赤帝之子”，又为何一定要通过斩杀“白帝”之子来证明自己必成大事呢？
战国七雄中，地处南方的楚国最重巫术占卜，相应地，楚人对于方位与颜色的对应关系更为重视。
七国之中，秦国位于西方，对应颜色是白，而楚国位于南方，对应颜色是红，赤帝与白帝，不过是楚国与秦国的象征，所以被斩杀的一定是条白蛇，而老妇人所说的斩杀白帝之子的一定是赤帝之子，而不能是其他。
相比于陈胜吴广起事时讲述的直白的故事，刘邦讲述的故事更为委婉，但它所要表达的含义与陈胜相同：楚国必定能够战胜秦国，而自己是帮助楚国人完成战胜秦国这一任务的“天选之子”。
这个预言以颜色对应方位并进一步对应国家的方式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深入来讲，楚人对于秦人的仇恨如此之深，对秦制的抵触情绪之重，也与方位有关，确切地说，是与地理环境有关。
血海深仇秦统一六国后，原六国之人对秦帝国的痛恨程度，楚人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中说：六国之国，楚国被秦所灭最为无辜，秦国曾用卑劣的手段欺骗过楚国（扣押前去秦国谈判的楚怀王），所以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人普遍对秦帝国充满仇恨。
但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楚国对秦国的仇恨程度在六国中并不显得“出类拔萃”，为何同样面临亡国之恨，楚人对秦帝国的痛恨暴涨，而其他五国似乎并未出现这种现象。
原楚国人对于秦帝国的痛恨不能用历史原因来解释，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赵国的抵抗也尤其激烈，且秦赵两国有长平之战这样的血海深仇，但在秦国统一六国后，赵国人的反秦复国的热情却远没有楚国人那样高。
秦始皇尚在时，项梁等流落民间的原楚国贵族就在积极筹划反秦事宜，甚至在吴地形成了一个“反秦策源地”（从这个角度上讲，东南有天子气这个预言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秦帝国任命的太守殷通会主动去结交“反贼”项梁，而在原赵国境内，似乎没有这样成气候的反秦复赵组织。
即便是在秦始皇驾崩后，甚至在陈胜吴广已经起事后，原赵国人在反秦复国方面的表现依旧乏善可陈。
武臣和赵歇先后两次复立赵国，都被章邯轻松击败，原赵国人在反秦战争中唯一的贡献或许就是保证巨鹿城没在项羽率领的楚军赶到前被攻克。
而楚国人反秦斗争则是“打满全场”，从最初起事的陈胜吴广，到在巨鹿消灭秦军主力长城军团的项羽，再到攻克咸阳的刘邦，无一不是楚人。
在反秦复国这件事上，同样与秦帝国有着血海深处的楚赵两国却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只有一种解释能够说明这一切：赵国人大体上接受了秦国的统治方式，而楚国人对秦国人的统治方式无比抵触。
秦制是让秦国崛起的法宝，在被应用到楚国时为何被楚人如此痛恨，答案依旧是地理环境。
植物与动物有时不得不承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环境塑造，秦楚两国皆是如此。
秦帝国地处西北，其基本盘是关中平原的农业区，农业是秦帝国绝对的支柱产业，秦帝国若想崛起就必须学会更加高效地利用关中平原农业区。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其能够适应关中平原秦人的小农经济的经济模式，有土地作为纽带，接受秦帝国土地的小农们必须承担繁重的徭役、赋税和兵役，同时，秦帝国费尽心机维持小农经济的基础，打压贵族、大家族等势力，并推出严苛的重农抑商政策，让秦人除了耕作和征战外不想其他。
而地处南方的楚国，与秦国情况差异巨大，楚国地域辽阔，除有平原外，还有大量山川湖泊，所以楚国人没有单一的支柱产业，除农业外，渔猎、畜牧，甚至采矿都是楚人的经济形式。
商鞅变法时正值群雄逐鹿，秦帝国统治者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富国强兵，秦国是一个几乎完全依赖农业的国家，所以富国几乎可以与强化农业划上等号，而强兵的关键是秦帝国在战争来临之时能够迅速组织起一支庞大的军队且有能力维持这支庞大军队的日常开销。
在秦帝国统治者眼中，秦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都老老实实在自己居住地耕种，一旦战争来临也都能老老实实被征召上战场或为战争提供粮草物资。
极端点说，秦国统治者的目的是将秦人塑造成“植物”。
但正如上文所说，人的行为逻辑很大程度上被地理环境决定，经济形势单一的秦人认为以“植物”的方式存在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
而生活在南方的楚国人则不同，楚国地域广阔，其国境内有着多种复杂的经济形式，复杂的经济形式又注定了楚人必须以家族聚居，各地频繁交流的形式生活。
极端点说，楚人要以“动物”的方式生活。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秦人以“植物”的形式生活，楚人以“动物”的形式生活，这并不因为楚人天生比秦人热爱自由，秦人与楚人的不同生活方式都是对所处环境的适应，二者之间没有优劣，但是强行让以“动物”方式生活的人去适应“植物”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一件魔幻的事了。
两个楚人赵国同样与秦国有着血海深仇，但在秦末，赵人反秦复国的热情比楚国人低了不止一个维度，其根本原因是赵国的经济模式与秦国相近，都是以农业为主绝对支柱产业，所以赵国对赵人的统治方式与秦国对秦人的统治有诸多相似之处，对于赵国人来说，由赵到秦，区别仅仅在于效忠的对象从赵王变成了秦始皇，或许要承担的税赋和徭役稍微多上一点，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但是对于楚国人来说，从楚到秦，他们所要承担的不仅仅是更重的税赋、徭役和兵役，还有一种他们完全不适应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无比痛苦。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人怀念的又何止是楚怀王和楚国名号，他们怀念的是以往那种生活方式，那种楚国人经历了数百年探索出来，却一朝被秦帝国废止的生活方式。
秦人以单纯农业地主的治理方式，将统治模式生搬硬套到经济模式复杂的原楚地，楚国人因此感受到的每一分痛苦，都会转化为对秦帝国的怒火，东南是否真有天子气已不重要，但“亡秦必楚”已经成为了大多数楚人心中的愿望，陈胜也好，刘邦也罢，只要稍微讲述几个关于“亡秦必楚”的故事，就能在楚人中燃起熊熊烈火，将秦帝国在楚地的统治基础焚烧殆尽。
而当这团烈火烧到楚国之外，它将走到哪里？又将如何熄灭？关于这个问题，两个楚人给出不同的答案。
项羽追求的只是单纯的复仇，杀光秦宗室，烧毁阿房宫，将秦帝国文化结晶也付之一炬，以此来证明楚文化对秦文化的胜利。
但是只要关中平原在，秦国就不会消亡，即便项羽杀光秦人，后世迁徙到这片土地的人大概率还是会以那样的方式生活，还是会形成那样的文化，这一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他是天下无敌的楚霸王。
而市井出身的刘邦从走进咸阳的那一刻起，就明白了世上不只有楚人，也不只有秦人，与天下无敌的项羽一较高下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天下人都站在自己这边。
为此，刘邦必须拉拢更多的人，这里面应然也包括他过去反对的秦人，他必须要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支持刘邦比支持项羽获益更多，为此，他必须下放权力，让渡利益，他也必须尽量满足更多人喜欢的生活方式。
刘邦，这个市井出身的起义军首领，在流落芒砀山不得不奋起一搏时，以斩杀一条白蛇的方式讲述了与陈胜、项羽等人一样的“亡秦必楚”的故事。
但是当那个强大的秦帝国已经覆灭，“亡秦必楚”已成现实，刘邦果断地换一个故事，这个新故事的名字叫做“与天下人同利”。
而他的对手，那个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却没有新的故事可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