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9日这一天，刚度过又一个三八节，正如丁玲所说，“年年都有这一天”。

但1942年的这一天，对于38岁的丁玲来说，或许是她一生中最刻骨难忘的一天，因为一篇文章的发表，使她在当时的延安引起渲染大波，而她此后的人生荣辱几乎都与这件事情深深地纠缠在一起。

1942年，丁玲在延安

这篇文章就是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三八节有感》。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什么怎么写，本来是一件极为主观平常的事情，然而，在那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抗战进入极为艰难的相持阶段，前方在浴血奋战，后方则日夜不停地为前方提供所有的支持与服务，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高过一切。

作为名气很大的作家，丁玲自然知道她发表的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力，但她仍然坚持说真话，虽然这些真话听起来有些刺耳，甚至她本人也意识到这样的文章从她一个女作家的笔下写出，可能会有些挑战，但她还是发了出来。

所以，这篇《三八节有感》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在文章开头，丁玲就提出一个问题：“'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地被提出呢？”

这句话就算放到现在，也未必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意识和觉悟，因为两性平等并未真正实现过，之所以一直被重视、被特别地提出，就是因为性别不平等所致。

年轻时的丁玲

从大城市奔赴延安的丁玲，比起一般女性来说无论是见识，还是思想认识水平，都高出很多，也较一般的女性更多了尖锐和果敢的作风。而延安在当时的中国代表着一种进步的力量，也被视为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地方。

但是敏锐的丁玲却发现，在延安，人们头脑中的性别歧视、性别偏见以及性别压迫依然存在，虽然很多女性走出家门，平等地参与工作，在不同的岗位做着贡献，但在各种场合，仍然免不了被指点、被物化的悲剧。

在文章中，丁玲尖锐地指出女性在表面平等之下所面临的困境：在一种进步的氛围中，她们唯恐“落后”，然而生育孩子却让女人处于恐慌和担忧中，她们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堕胎的药”，但却不被理解，反而被斥为怕受苦、怕承担责任。

可是无论怎么做，女人总是逃不脱必然“落后”的悲剧。

当年龄让一个女人不复年轻时的明丽和娇媚时，这种悲剧的意味就更加强烈，“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

一个被诅咒的女人，实际上并非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只是个女人。

史沫特莱在上海时拍摄的丁玲

丁玲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的缺点和她们的痛苦，她们并非天生就带着这些缺点和局限性，而是因为社会定义了她们的角色，“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

抗战伊始，许多从大城市奔赴延安的男女青年，他们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和救国救民的理想，然而革命并非浪漫的花前月下，当蔷薇色的梦幻破灭时，她们中有些人难免会失落、失意，甚至沉沦。

当然，女人之间各自的命运也不尽相同，结了婚的与单身的，嫁得好的与嫁得不好的，她们都各自承担着自己不同的命运，她们都有人老珠黄，被嫌弃，甚至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

丁玲认为，只有把这一切同社会上根深蒂固地对于女性的偏见和压迫联系起来，才能客观看待女性所遭遇的困境。

所以丁玲提出：女性必须自强。“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

在延安，一身戎装的丁玲

在文章中，丁玲列出女性每天必须注意的几个事项：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第二，要使自己保持愉快的心情；第三，要用脑子思考问题，不要随波逐流。第四，要下吃苦的决心，要坚持到底。

如果从一般意义上去看《三八节有感》，似乎就是唤醒女性觉悟，促使女性奋发自强，努力去改变女性悲剧命运的一个警醒。在文章中，丁玲纯粹以一个知心姐妹的身份，给女性们提供一些具体的经验和建议。

然而，它却不合时宜地触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尤其是丁玲批判一些首长总是在演讲中讲所谓“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之类的大话空话。

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必然得罪了一些人，他们怒斥：“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所站的角度不同，自然看待问题的重点也不一样，这篇文章中所揭示的“黑暗面”与当时的环境和氛围格格不入。

老年的丁玲

作为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是要送到前线给官兵们看的，而《三八节有感》显然并不是能鼓舞人心的好文章。

时值延安整风运动，这篇文章使丁玲遭到严厉批判，后来更被定性为鲜花盛开的广阔原野上万劫不复的“大毒草”，自到延安以来，丁玲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批判。

此后，丁玲虽然也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但她的写作风格彻底改变了，她也很明显被打上了“政治化的作家”的标签。尽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了苦头，但她对党的忠诚却始终如一，从未改变。

丁玲无疑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是一位有深刻觉悟和女性意识的优秀作家，但她与政治太接近了，以至于她的后半生被完全“政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