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骑马作战、露宿荒野、饮酒吃肉、逐水草而居。然而一旦掌握了政权，就不得不定下心来，安居一处，统治一片广大的国土。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不但不再过游牧民的生活，还决意发展起航海事业来，他大力推行"通都互市"政策,鼓励民间贸易,支持航海事业发展。

来自各地的商船满载着异国贵重货物,穿梭于茫茫大海,一条崭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此形成。

这条贯穿东西方的商路,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然而,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大采购"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元朝的航海事业到底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十二世纪初，正当中国境内宋、辽、金、西夏、西辽、大理几个主要割据政权争雄对峙的时候，北方地区又崛起了一个新的民族一蒙古族。

蒙古族是在中国北方不断融合、逐步发展起来的强大民族。根据旧唐等资料记载，唐代居民在额尔古纳河一带，以渔猎生活为主的蒙几室韦族应与后来的蒙古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1206年，经过长期战乱的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眸召开“忽里勒台”。从此，在广袤的塞北草原上，一个统一、完整而又朝气蓬勃的军事封建国家一蒙古汗国正式形成。

蒙古汗国建立后，积极实施扩张政策，1227年灭西夏，1234年又与南宋联合灭金，接着背盟进攻南宋，至1279年灭掉南宋。

在破金、灭夏、背盟、攻宋的同时，蒙古族铁骑曾连续三次长驱直入西进，纵横中亚、西亚，兵临欧洲大陆，饮马伏尔加河，扬威南海，建立起版图广阔、繁荣富底的大元王朝，成为继汉唐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封建王朝。

虽然元王朝的命运是短命的，但是不可否认它的国力疆域却是空前强盛的。元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对全国的统治，从政治方面、军事方面、交通方面、农业手工业、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调整和贡献为元朝的艺术市场增添了活力。

中国疆域发展到元朝的时候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文化的空前繁荣，对于元朝的艺术市场，尤其是工艺品贸易的产生，艺术市场的持续、规范以及进一步的深入发展的直接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元朝统一全国后，随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商品生产也逐步蓬勃兴盛。由于政令统一、交通发达，驿站邮传遍布各地，社会治安相对安定，使得北至益兰州、南至南海诸岛、西至西藏、东达海滨，均能使用统一货币尊奉一致的政令。

期间商队往来通畅，商品销售范围加大，销售速度加快，从而促使艺术市场流通加快。市场范围与市场规模也随之增大。

随着部分都市都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结构构向合理，市场经济相对活跃，从而带动艺术市场走向持续、规范的发展势态，手工艺品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据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一书研究考证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元代大中城市数量已明显超越宋代城市规模与城市机能也明显优于宋代。

如马可波罗行纪记元大都:“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亩，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

元朝统治者积极采取种种措施发展手工业，规定严格的管理制度，除了有效控制束缚力极强的官府手工业及“匠户”之外，尚允许多种形式的民营手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促使手工业场所分布广泛，从业人员迅速增加，工艺水平普遍提高，工艺产品品类日益增多，工艺产品产量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

不仅如此，元朝的工艺品分类也日趋细化集中。

据马可波罗记载，元大都单项商品集中经营的市场达数十种之多，各类市场分布位置也日趋合理。

仅仅就艺术市场而言，涉及艺术品类的计有珠子市、沙刺珊珊市等八种之多不仅工艺品类繁多，元大都也成为了各地工艺品聚集之地，各国商人纷纷到此经营贸易，充分丰富了元代国内的工艺品贸易。

由此可见，元大都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更是国内工艺品贸易的繁盛之地。

相对于珠子市和其他手工艺品贸易，元代的丝织贸易和瓷器贸易在上流社会以及宫廷贸易往来中更受关注。

首先，在丝织业方面，苏州、杭州、成都三处曾设立“织锦院”，创造出许多新的丝织品类。在弘州河北原阳、尊麻林河北万两地3300多户西域回回工匠集中的官营手工业纳失失局中，尚专门生产一种用金线混织，上贴大小明珠的金绮，称为“纳失失锦”。

这种织锦生产难度极大，精美华丽，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深受上流社会以及国内外市场的欢迎。《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

其次，在瓷器生产方面，由于“匠户”(官匠与军匠制度的推行，强大统一国家各阶层需瓷量的不断增加，“大都四窑场”的设立、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创办，外销瓷的迅速增加等种种因素的原因的影响，促使窑场林立，工匠需求量增大，大型新型器物数量不断增加，生产规模普遍扩大，烧制技术日趋成熟。

这一切，使得元代瓷器在前代芬芳流韵的雄厚基础上异军突起，产生了新的起跃。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青花瓷。

1278年，南宋都城沦陷的前一年，新皇帝设立浮梁瓷局监管景德镇御瓷生产这是中国君主首次指派专员负责此类事物。瓷局隶属专为宫中采办奢侈品的将作院，及至1295年人员已增四倍。外国人，尤其是波斯人主导将作院业务。

他们将各式挂毯绣帷、军旗和皇袍的母题纹饰送到景德镇，供陶匠装饰瓷器。他们也提供氧化钻给官窑使用。

由此可见，元代青花瓷初期得到发展，朝廷的赞助的确功不可没。元代青花瓷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宋瓷对西南亚造成冲击的结果。

元末明初，中国与西南亚的纹饰传统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接触，中式的流动空间与西南亚的几何式布局相遇，彼此学习。

蒙元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沿着草原丝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和元朝，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

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上都城:煌千舍区，奇货日出。方言互斯诋，粉质变初质。开张益茗酷，谈笑合胶漆。

就海外贸易城市而言，广州、福州、泉州、庆元(宁波、上海等中等城市都是设有市舶司、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重要贸易港口，显示出独有的魅力。

其中号称对外贸易第一港的泉州，出口商品主要有瓷器、丝绸，进口商品有丁香、豆惹、胡椒、钻石、珠宝。

上述港口在元代海外贸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所勾连的海外贸易地区东起朝鲜、日本，西达非洲海岸官府文书累累见有“回回田地里”“析都田地里”等用语。而元朝的海外贸易，最主要的是外销瓷和丝绸。

而最主要的贸易流通手段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完成的。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东西、通往世界各地的和平之路，促使沿途各国的经济繁荣发展，增进了各国相互了解、亲普往来的友谊。正是因为丝绸之路有着特殊的功能和巨大的作用，它肩负着发展各国经济的重大历史使命。

中国是丝绸之路的宗族国，因为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出口，多经长安西去，故后人称之为“古代丝绸之路”。从陆路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通道，称为“陆上丝绸之路”。

从海上交通连接美洲、非洲东西方的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还有经过草原或沙漠的贸易通道，又称为草原丝绸之路”。

在此期间，“成吉思汗又命令蒙古诸王、贵族、高级将领、后妃们各自挑选两三名亲信，组成庞大的蒙古商队，前往花赖子模进行贸易。而这支蒙古商队的规模很大，有四百多人和500多头骆驼，携带有黄金、白银、丝绸、驼毛制品、海狸毛皮和黑豹皮等贵重商品。”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元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而交易的商品也大都是手工艺品，数量之大，物品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元朝长春真人丘处机曾从中国前往中亚将途中所见记录下来。撒马尔罕“随处可见中国工匠，那里的家用器皿多为黄铜、红铜所制，亦有瓷器。”

而中西方的手工艺品经济交流也远不止于此，源自中国商周青铜纹饰的富丽云朵，也在蒙元时期透过中亚和中国绢布图案传入西方，现身于波斯的陶器与石雕。

波斯工匠自中国绣品、蒙古雕鞍取材，抄来上面的龙凤装饰，搭配自家的狮鹭狮身人面兽，由此可见，东西方的工艺品相互借鉴，而更大的意义在于由工艺品贸易带来的文化交流促进了精神的交流和文化的融合。另一个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的就是瓷器了。

外销瓷在元代的工艺品贸易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但通过丝绸之路运送的中国瓷器数量毕竟有限，除了少数例外。骆驼商队载送西去的瓷器大多留在了伊斯兰世界，而这里也成了中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场。

大量瓷器往往有海船送至波斯湾和红海。西南亚市场就近轻易全单吸收。而如果欧洲人想得到瓷器就得践涉远赴它的源头一中国。

马可波罗和但丁的时代，瓷器在西方可谓绝无仅有，这个现象从而证明了一件事，在当时由穆斯林商贸、蒙古强权和中国经济力量三大势力掌控运作的世界体系里面，西方只处于边睡地域。

今日称为“盖涅雷斯一方特希尔瓶”的名瓶，也正是少数能够在蒙古时期抵达西方的瓷器，在那里取得何等尊贵的地位。

元朝是一个统一大融合的朝代，疆域之辽阔，文化之灿烂、经济之繁荣。以其博大的胸怀容纳各方文化，以其灵活的变通能力满足各国及本身的经济需求。

积极吸取历朝历代的经济发展体制，融合自身的经济特点，积极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路线，鼓励手工业、农业的发展，以优渥的经济政策吸引各国商人，希望可以吸引商人将自己需要的、渴望的商品带到他们贫瘠的草原，为元代的经济注入一丝新鲜的血液。

丝绸之路在元代繁荣的贸易交往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为活跃的当属草原丝绸之路。

在瓷器方面，元代青花瓷的研制成功对中国瓷器乃至世界瓷器的发展来说都是最精彩的一笔，丰富了元代的工艺品贸易，也使它成为了元代工艺品贸易中绚烂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