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扩张，我们村子拆迁了。

记得签约那天，村委会的大院挤满了人。太阳毒辣，晒得水泥地面发烫。老支书戴着顶旧草帽，拿着大喇叭喊各家各户的名字。

“刘老四家，三口人，一套两居室加65平方米商铺，请签字确认。”

“王大柱，五口人，两套两居室，请到2号窗口。”

轮到我们家，老支书嗓子都喊哑了：“李家庭，按人口七个，分两套住宅，一套靠近主干道，一套在小区中间位置。请到5号窗口领表格。”

我爸拿着表格像拿着中了大奖的彩票，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两颗金牙。那是他前几年花三千多镶的，平时舍不得笑，怕磨损。

“发达了！两套房子啊！”爸爸用衣角擦汗，把表格仔细叠好放进衬衫口袋，又怕掉了，用别针别住。

我们家七口人：爸妈、大姐家两口、二姐还有我和老婆。按政策，拆迁安置可以分到两套房子。一套三室一厅靠近小区大门，紧挨着县城主干道，市中心开车十分钟；另一套两室一厅在小区中间位置，环境安静些。

大姐早就和姐夫搬到县城买了房子，这次两套都归我们和二姐。爸妈年纪大了，跟我们住。问题是怎么分配。

饭桌上，爸妈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姐弟俩。

“你们自己商量吧，爸妈不掺和。”爸爸吃了口酒菜，嘴里的金牙闪了一下。

我看了眼二姐，她比我大五岁，脸盘圆圆的，脸上总挂着笑，但眼角的皱纹却在诉说着岁月不饶人。

“我要靠马路那套。”二姐先开口了，声音很轻，却很坚定。

我愣了一下。按理说，靠马路的房子虽然交通方便，但噪音大，灰尘也多。二姐一直有轻微的哮喘，不太适合住在嘈杂的环境。

“姐，你不是哮喘吗？靠马路的地方灰多，噪音也大，你住着不合适吧？”

“我考虑好了，就要那套。”二姐眼神很坚决。

妻子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示意我别再说了。

“好吧，那靠马路的给姐。”

说定后，二姐笑着给我们每人碗里夹了块红烧肉。我注意到，她只给自己夹了几根青菜。

搬家那天，我雇了辆三轮车帮二姐搬东西。她的家当不多，几个纸箱，一张旧书桌，床和衣柜是租房自带的。最重的是个旧式电视机，我和师傅两人抬着都直喘气。

“姐，买个新的吧，这玩意太沉了。”

“不用不用，还能看，浪费啥。”二姐忙着扫地，头也不抬。

新房子不大，七十多平，但比起以前的破瓦房是天上地下。厨房里甚至装了抽油烟机，二姐像个好奇的孩子，按了好几次开关，看着风扇转动，咯咯直笑。

“你们先忙，我去煮点面条。”二姐系上围裙，从纸箱里翻出锅碗瓢盆。

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不一会儿，香味飘了出来。

“来，吃点东西。”二姐端出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

面条煮得软硬适中，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撒着香葱和自家腌的酸豆角。一口下去，满满的家乡味道。

“姐，你这手艺，开面馆绝对赚钱。”我由衷地说。

二姐摆摆手：“瞎说，这有啥技术。”她看着我们吃面的样子，嘴角挂着满足的笑。

搬完家已经下午四点多，我和老婆准备回去。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二姐阳台上挂满了晾干的塑料袋，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起。沙发边上放着一个针线筐，里面的线团五颜六色，像个小彩虹。

“姐，有空常来我们那玩。”临走时我说。

“去你那太远了，我这把老骨头懒得动弹。”二姐倚在门框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时间飞快，一晃大半年过去了。

我家那套房子安静舒适，阳台上种了几盆吊兰和绿萝，日子过得挺惬意。二姐偶尔会带些自己做的小菜过来，但从不多待，总说还有事就匆匆离开。

夏天的一个傍晚，爸爸突然从地里回来，说二姐住院了。

“什么？”我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严重吗？”

“听说是哮喘犯了，县医院住着呢。”爸爸脱下沾满泥土的鞋子，放在门口。

我们赶到医院时，二姐正靠在病床上打点滴。她脸色发白，嘴唇有些发紫，但看到我们进来，立刻挤出笑容。

“来啦？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医生又来抽血呢。”

“姐，怎么不早说？”我责备道。

“有啥好说的，小毛病。”二姐摆摆手，“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出院。”

病房里摆着几个削好的苹果，切得很小块，表面已经微微发黄。旁边放着几本旧杂志，封面都有些卷边。窗台上搁着一个一次性饭盒，里面剩了小半碗米饭。

我老婆拿过饭盒：“这都坏了，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别浪费钱，我不饿。你看那边床头柜上还有包方便面呢。”二姐指着角落。

我拿开被子，想帮她捶捶腿，却发现她的脚踝红肿得厉害。

“这是怎么了？”

“没事，前段时间在厂里干活，扭了一下。”二姐迅速把腿缩回被子里。

“什么厂？你不是一直在街上卖早点吗？”我皱起眉头。

沉默片刻，二姐轻声说：“前段时间那家鞋厂缺人手，我去顶了几天班。”

回家路上，我琢磨着二姐的话，总觉得不对劲。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二姐住的小区。

靠近马路的这栋楼正对着一条双向六车道的主干道。早高峰时段，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夹杂着公交车的刹车声。楼下的水泥地面落了一层灰，窗台上更是积了厚厚的黑灰。

我站在楼下，往上看。二姐的窗户大开着，窗沿上绑着一根晾衣绳，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

突然，我注意到小区对面，马路那头有个小食品加工厂，门前招牌写着”兴达食品厂”。厂门口站着几个中年妇女，手里拎着饭盒，身上裹着围裙，看样子是准备进去上班。

直觉告诉我，应该去看看。

食品厂不大，院子里停着几辆送货的三轮车。门卫是个老大爷，正在门口的躺椅上晒太阳，帽子盖在脸上，看起来已经睡着了。我直接走进去，没人拦我。

厂房里人不多，十来个工人在生产线上忙活。大多是中年妇女，戴着口罩和帽子，埋头包装着什么。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辛辣呛人的气味，像是辣椒和醋的混合。

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在包装泡菜。几个大缸里泡着各种蔬菜，工人们从缸里捞出来，放进小袋子，然后封口贴标签。

一位年纪大的工人看到我，问：“找谁啊？”

“我…我来看看有没有招工的。”我随口编了个理由。

“招倒是招，不过活苦，工资又低，年轻人不愿意干。”她的手没停下来，麻利地包着泡菜，“每天早六点到晚六点，月薪两千二，你干不干？”

两千二？这么少？

“请问，这里有个姓李的女工吗？四十多岁，圆脸…”

“你说李姐啊？她昨天请假了，好像是哮喘犯了。”另一个戴口罩的女工接话，“她干活可卖力了，经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

听到这，我心里一沉。

“李姐每天拿辣椒泡菜的时候老打喷嚏，我们劝她换个岗位，她不肯。说这个岗位计件多，能多挣点。”

走出厂子，我站在马路对面，抬头看着二姐的窗户，突然觉得很陌生，仿佛第一次看见。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我去医院接二姐出院。她看起来精神好多了，非说自己能回去，但我坚持要送她。

进了二姐家门，我才发现，房子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沙发是旧的，茶几上贴着塑料纸，电视柜是自己用木板钉的。厨房里的餐桌是街上捡来的折叠桌，腿还有点跛。

“姐，你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挺好的，我一个人住，简单点挺好。”二姐倒了杯水给我。

我注意到茶几下面垫着几本厚厚的旧书，走近一看，是高中课本。

“这是干什么用的？”

“垫桌脚呗，这茶几少一条腿。”二姐漫不经心地回答，转身去厨房拿水果。

我随手翻开其中一本，扉页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李小麦同学”。

李小麦是谁？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翻到后面，课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字迹工整认真。有些地方还贴着小纸条，写着”重点记忆”、“容易出错”之类的提醒。

二姐端着切好的梨片出来，看见我翻书，手一抖，盘子差点掉地上。

“这…这是谁的书？”我问。

二姐沉默了一会儿，慢慢放下盘子，擦了擦手。

“我不是没上过高中吗？”她的声音很轻，“我养女儿上学用的。”

养女儿？我一下站起来：“啥养女儿？姐，你从来没说过你有孩子啊？”

二姐垂下眼，没说话。

“爸妈知道吗？”

她摇摇头。

我坐回沙发，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是不是那个…谁啊，当年追你的镇上卖布的小伙子？”

二姐苦笑了一下：“不是他。是我在县城打工时认识的。后来他去南方了，再没消息。”

她絮絮地讲起过去的事。二十年前，她在服装厂当女工，谈了一场恋爱，结果那男人卷款跑路，留下她一个人怀着孕。

“当时我吓坏了，不敢告诉家里。”二姐给我递了一块梨，“就一个人在县城把孩子生下来了。”

我咬着梨，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我把孩子送回老家一个远房亲戚家寄养，每个月寄钱过去。”二姐的眼圈红了，“一直到孩子上初中，我才把她接过来一起住。”

我突然想起很多细节。二姐这些年一直在外地，说是打工，每年春节才回家。爸妈问她为啥不找对象，她总是笑着说等等再说。原来…

“那孩子现在在哪？”我问。

二姐从茶几抽屉里拿出一个旧钱包，展开给我看。里面是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穿着学士服，笑得灿烂。

“考上了交通大学，去年毕业了。现在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二姐的声音里充满骄傲。

我终于明白了。二姐为什么坚持要靠马路那套房子，为什么在食品厂做那种伤身体的工作。

“姐，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二姐收起照片，淡淡地说：“有啥好说的。丢人。”

“丢什么人啊？这年头单亲妈妈多了去了。”

“在城里没人说啥，可咱们村里人嘴碎，我不想爸妈受闲气。”二姐叹了口气，“再说，小麦学习那么好，我怕她分心。”

“她…知道你的情况吗？”

二姐点点头：“知道。我没骗她。前年她来看我，说要带我去上海住。我没同意。”

我起身走到窗前。马路上车流不息，扬起的灰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对面食品厂的烟囱冒着白烟，空气中飘来一阵辛辣的气味。

突然意识到什么，我回头问：“姐，你为什么非要靠马路这套房子？”

二姐低头捏着衣角，半晌才抬起头，眼里含着泪：“因为…这里离食品厂近，我走路上班方便。”

我的心猛地一痛。

“那孩子很孝顺，每个月都往我卡里打钱。”二姐擦了擦眼角，“我都存着，准备等她结婚时给她做嫁妆。”

“姐…”我哽咽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二姐忽然站起来，走到一个旧衣柜前，从最下层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沓银行卡和存折。

“弟，我想托你个事。”二姐把塑料袋递给我，“这些年我存了十几万，都在这里。万一…万一我有啥不测，你帮我交给小麦，行吗？”

我接过塑料袋，感觉沉甸甸的。不仅是因为钱的重量，更是因为二姐这些年的艰辛与付出。

“姐，要不…你搬到我那边住吧。那边空气好，对你哮喘也好。”我说。

二姐摇摇头：“我习惯这儿了。再说，这房子是我自己的，住着踏实。”

我看着她，突然发现二姐的头发已经有了几缕白丝，眼角的皱纹也深了。时间在她脸上刻下了太多痕迹。

离开二姐家时，我鼓起勇气问：“姐，我能见见…小麦吗？”

二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等她国庆回来，我带她去看你。她一直想认识亲人。”

回家路上，我掏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了一个新联系人。

“你好，我是你舅舅。”我输入这几个字，看了半天，最后还是删掉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外甥女，更不知道该如何弥补这么多年的缺失。

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要多去看看二姐，帮她修修房子，买些新家具，再找个好点的医生给她看看哮喘。

马路对面的食品厂，明天我就去找老板谈谈，看能不能给二姐换个轻松点的岗位，或者干脆让她不要去了。

拿出手机，我又打开微信，这次我写道：“姐，明天我和老婆带小孩过去吃饭，你别准备了，我们买好了带过去。”

发完消息，我抬头看向远处的楼房。夕阳下，二姐家的窗户泛着金光，像一盏温暖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