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酉政变作为晚清内部权力之争的一次宫廷政变，不仅使得慈禧联合恭亲王奕䜣打倒了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在中央形成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䜣执掌枢府为主体的二元决策体制。

而且促进了地方湘淮军势力的崛起，使得中央和地方上的务实派得到慈禧信任。在他们的推动下，洋务运动由此开始，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也发生重大调整，对晚清政治乃至中国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慈禧 奕䜣 近代化 顾命八大臣

1860年9月，咸丰帝奕詝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城，携带着后宫妃嫔、皇子以及协办大学士肃顺等王宫大臣避难热河。而留下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等留京与英法议和。

10月，中英、中法先后订立《北京条约》，英法承诺退出北京城。然而，和约已成，咸丰帝仍不愿回京，终在次年8月驾崩于热河行宫。

六岁的皇子载淳即位，年号祺祥。

咸丰帝驾崩前留有遗诏，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8人赞襄朝政，引起皇子生母慈禧与恭亲王奕䜣的强烈不满。

随着双方矛盾的愈加激烈，9月，恭亲王赶到热河奔丧，与两宫太后密议，决定除掉肃顺等人。

11月，慈禧与奕䜣在北京发动政变，即辛酉政变。

这次政变不仅影响了清政府的政治走向，且对之后的文化观念和统治思想产生了巨大改变。

政变过程再回顾

咸丰帝奕詝在位期间政绩颇少，自1851年从他父亲道光皇帝手中接过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王朝后，国家几成分崩离析之势。

一者，南方的太平天国席卷江南，转战18省，使得大清赋税难收，财政愈加困难。

二者，西方列强不满既得利益，借口修约发动战争，而清军一触即溃，丧权辱国。

三者，中央朝廷权谋争斗极具复杂，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务实派和以肃顺为首的强硬派就对列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双方矛盾不断激化。

最终在1861年8月（旧历辛酉年），咸丰帝病逝于热河。

关于其病逝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由于咸丰帝在热河被酒色所伤，而至早夭，另一种说其死于肺结核。

不过，在他死之前为防皇子年幼，主少国疑，曾留下三道遗诏：

立大阿哥载淳为皇太子，继承大统。赐东宫皇后钮钴禄氏“御赏”之印，赐大阿哥“同道堂”之印，其印暂由生母西宫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保管。立郑亲王端华（济尔哈朗之后）、怡亲王载垣（康熙十三子胤祥之后）、户部尚书肃顺（载垣之弟）、景寿（富察公主额驸）、大学士杜翰（帝师杜受田之子）、军机大臣匡源、穆荫、焦佑瀛“赞襄一切政务”。

从遗诏上来看，咸丰企图以肃顺为首的宗室王公与“主少母壮”的太后慈禧相互制约。

顾命八大臣虽以幼主的监护人自居，然而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权力授予，不过是“赞襄政务”罢了，他们不能够合法地使用可以代替“朱批”的御玺。

同样，两宫太后却能够代表皇帝合法使用御玺，八大臣所有草拟的诏书、敕令、奏折以及人事任命的文书，都需经过她们审阅批准，加盖御玺后方可实行。

而此时身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䜣、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等一众留守北京办理和局的大臣却被排斥在辅政大臣之外。

并且，他们还拉拢了手握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奕䜣集团” 的势力进一步壮大。

所以，他们为了自身权势不被削弱，必须要在敢圣驾回銮之前，除掉肃顺等人。

在咸丰病逝后，奕䜣借口奔丧赶到热河与慈禧密谋，力言只有回到北京才可政变，以此得到洋人的声援和支持。

而此时的肃顺等人对于自己的“顾命大臣”的身份过于自信，并未把26岁的慈禧和奕䜣等人放在眼里。

1861年11月1日，慈禧回到北京后，立即召见奕䜣、桂良、周祖培等一班留京大员，细数肃顺等人跋扈抗命诸多罪状，并以幼主名义颁下诏书：

郑、怡二王交由宗人府查办、赐端华、载垣二人自尽、将肃顺处斩，额驸景寿回府圈禁，匡源、穆荫、杜翰、焦佑瀛四人革职流放。宣布两太后“垂帘听政”。将肃顺所拟定的年号“祺祥”改为“同治”。任命恭亲王奕䜣为和硕议政亲王，总理政务军机王大臣之首，文祥、桂良等人皆入军机处。

12月2日，在金銮殿下跪着的众大臣，可以看到同治皇帝坐在正中间的御座龙椅之上，左侧站着恭亲王奕䜣，右侧为醇亲王奕譞。

在宝座的后面隔着一道薄薄的黄色屏风，两宫太后坐到后面听政，令人望而生畏。

政变后慈禧从此大权独揽47年，而以奕䜣为首的务实派王公大臣也得到信任，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

清政府自此开始酝酿新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做出了重大的政策调整以适应新的威胁和挑战。

内政上的调整

辛酉政变后，清政府意识到仅依靠满蒙贵族难以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于是，清廷开始重用汉族官员，调整以往防范汉人的既定政策。

在中央，任命当时著名理学家倭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晋升为大学生兼任帝师。在地方上，先后提拔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势力的汉人官员。

辛酉政变后，慈禧上台的当月，即下令曾国藩统辖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之下各文武官员悉数归其节制。

在这之后，曾国藩又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这种情况在古往今来是前所未有，慈禧对汉人官员的重用，使得在同治一朝中，太平天国、捻军之乱、陕甘之乱等内部叛乱起义皆被镇压，举国可望太平。

然而，这种与汉族官员关系的调整，也加剧了地方湘淮军势力的崛起，曾国藩、李鸿章等先后进入行政中枢，地方上的督抚也多出自湘淮系，其势力得到了空前的膨胀。

与此同时，清政府在以往对外战争中目睹了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也清楚对认识到大清武器装备的落后，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秩序，洋务运动由此开始。

不仅开始大量购买洋枪洋炮、兵船军舰，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并且为了解决军工企业所需原料、燃料，又带动了大批民办企业，近代民族工业也因此展露雏形。

关于洋务运动相关内容，以往学者早已做诸多研究，再次不做过多赘述。

外交上的调整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所签订的《北京条约》所规定，外国公使将常驻北京，且在觐见清帝时不需行跪拜之礼，这也代表着之后清政府要常和西方公使打交道。

而在此之前，清廷将与西方来往的部门限制在理藩院或者礼部，始终不肯承认其平等的地位。

也正因如此，奕䜣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一切对外交往事宜，其职责之广，举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军工、以及派遣留学生等洋务，皆由其经管。

而且总理衙门与后来所设南北洋大臣相互奥援，在朝中内部形成了洋务势力，又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为了镇压太平军，辛酉政变后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政策，清政府一改往日对西方军事的排斥态度，并且积极支持地方实力派“借师助剿”的行为。

并且对参与剿平太平军的洋人予以重谢，如华尔所率领的常胜军便协助李鸿章在江苏一带镇压太平军。

自此之后，中外就剿灭太平军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综上可得，近代中国之所以走上近代化的进程，便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端的。

而致力于推行洋务的中央和地方实力派，便是从辛酉政变后得到重用，成为实权派。

虽然其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未真正能够救中国，但所推行的自强求富，仍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辛酉政变可称得上中国向近代化进程转变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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