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冶 五星
在对马家军电台的侦破工作中，二科遇到了挑战。
彭富九回忆：
“我们于2月底由云阳镇出发，向甘肃前进，边走边侦察。此前我 们侦控的对象主要是中央军和周边军阀，没有听马家军的电台，因为西 路军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一开始找不到马家军的电台，我急得不行， 紧急询问军委二局，这才知道马家军电台使用的波长很短，超出了我们 机器的接收范围。那时没有机务员，我用在江西学到的那点电学知识， 试着用调整线圈圈数的方法提高接受范围。
机器改装之后勉强可以收到 信号，但声音非常小，连铅笔在纸上写字的声音都可以成为干扰，所以 抄报还不能太用力。
记得马家军的电台一出联，几个侦收员就赶紧叫我 去上机，萧森很有意思，戴着耳机骂：‘什么鸟电台!声音太小了。’
记 忆当中，抄马家军的报是我从事侦收工作以来最为困难的一次。因为信 号太差，报经常抄得不全，有漏字，我们称为‘梅花报’。
幸好曹祥仁同志破译能力强，拿着那些残缺不全的‘梅花报’钻研， 在行军途中就把马家军的密码基本破开了。可惜‘西路军’的电台已停 止工作(估计是被敌人搞掉了),所获情报无法传递。
三月上旬援西军到达甘肃镇原县时，我们从敌人密报中获悉，西路军已经失败。”
曹祥仁谈及破译马家军密码时说：
“马家军的密码并不很复杂，但破译还是感到有些吃力，主要是马 家军各部之间的通信，称兄道弟的回族语言习惯很特别，与国民党正规 军的用语很不一样。用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马家军的密码还是破出 来了。”
在译电股长贺光华的记忆中，马家军的密本相当复杂，看起来就像 乱码，但仍被曹祥仁破开，掌握了马家军和西路军行踪：
“一九三七年二月底，援西军司令部和各野战军由关中平原现驻地 出发，分头取捷径直向镇原县城附近集结。我们二科随司令部一道行动， 经过一周左右行程进到镇原县城郊区宿营。到达镇原县的第二天，中央 军委电报说，和西路军的电台失去联络，情况不明。
刘司令员要我们迅速查清敌情，特别要搞清马步青部属和西路军的 详细情况。二科即突击工作。起初困难很大，马家军的密本是乱码，经 过十多天的工作，慢慢摸到了头绪，发现西路军向西走了。
同时把情况 报告给军委二局，询问他们所得情况。回答说，情况不明。
我们继续集中精力对付马家军，同时从侧面了解西路军的情况，后 截获王以哲、于学忠通报部属的电报，说红军向西逃窜了。这就证明我 们对马家军的情报是可靠的，即报告中央军委。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并 要我们再查实。
又是日夜紧张工作，得到情报说红军由李先念率领数百人向西溃 逃。我们立即上报中央军委。大家对西路军的失败都很痛心。直到 三月份，中央军委把西路军的情况搞准确了，才决定撤销援西军，二科 也随着解散。
在援西军二科，也是曹祥仁同志的贡献最大。他废寝忘食、刻苦钻 研，在很短时间内，破译出了马家军的密码。”他“为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个无名英雄，他的光荣事迹应永载 史册。”
西路军大势已去，而援西军仍在数千里之外。
3月9日，毛泽东致 电周恩来：“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
13日，毛泽东电告援西军首长：“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 命，加紧训练”;
同时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我[你]们现在已处于 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的解决问题”,要求西路军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保存力量，突出重围。
5月1日，李先念率西路军左支队残部420余人到达星星峡，与前 来迎接的陈云会合。
化险为夷，二科归建延安军委二局
西路军全军覆没后，二科在甘肃镇原的援西军司令部驻地稍事休 整，即奉命返回延安军委二局。行前，刘伯承司令员召见二科的同志。 他面色凝重，一改平常幽默、宽和、平静的语调，沉痛而又严肃地对曹 祥仁、彭富九等说，回到军委二局，要查明为什么不向西路军提供情报。
刘伯承激动地接着讲，看着2万红军失败，这是犯罪行为， 一定要追查责任。刘伯承在草地受到张国焘组织的围攻，却深明大义，对原红 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和重大责任感。刘伯承的话 令曹祥仁、彭富九等人很受感动和教育。
彭富九对此记忆犹新：
“我们二科在镇原休整了一段时间，于1937 年4月间奉命回延 安。行前，刘伯承接见了二科同志， 他先表扬了我们的工作， 然后非常严肃地说：军委二局为什么不向西路军提供马家军的情报，眼 看着几万红军失败。这是犯罪行为，你们回去一定要查明原因，追查责任，吸取教训。”
1937年4月上旬，援西军二科踏上返回陕北的归途。行至陕西三 原，再向北进入耀县，换乘卡车到洛川，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盘查。曹祥 仁与特务斗争，不准检查。后经中共西安办事处出面干预，方化险为夷：
“一九三七年三月底四月初，上级决定二科干部回延安(勤杂人员 留在援西军司令部)。我们携带所有技侦文件六、七箱，从镇原县出发 经三原到耀县，等待周副主席与西北协调小组交涉进入边区的合法手 续，即进边区的护照。
我们住在耀县联络站内，该站四周都有国民党特 务。为了防止发生问题，全体干部身着便服，不准出门，不准暴露。由地下党协助封锁消息，帮助搞吃的。同时作了应急准备，以防万一被特 务搜查。我们把密码本打扮成书本，重要密件分散携带，电报底稿分散 伪装装箱。
等了两三天，护照要到了，并派来三辆卡车。我们十多人分乘卡车 从耀县出发，道路不好，汽车颠簸很大，行车一天，黄昏到达洛川宿营。
此处国民党设有检查站，饭后他们来我驻地盘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干什么事的……等等。当时，曹祥仁同志出示护照。他们不承认，说没 有上级通知，不准通过，要检查。曹祥仁同志很勇敢，不让步，和他们 斗争。‘我们有护照，不能检查。’
僵持很久不决，我们说要请示上级。
经电话报告后，西安办事处以周恩来的名义命令他们，这批进边区 的人员、物资不能检查，放他们过去。电话当面讲清楚了，特务泄了气， 灰溜溜地走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我们携带文件，只字片纸未丢失，安全到 达中央军委的驻地——延安。”
二科抵达延安，归建军委二局。这一时期，曾希圣、邹毕兆都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破译工作遇到困难，侦收到的马家军电报未 能破开，造成二局没有西北马家军的情报可报。
曹祥仁等根据刘伯承的 明确指示，查明事实后，对当事人做了批评：
“曹祥仁同志带着一部分人到前面去了，跟着前指。曾希圣同志去 抓另外的事情了，邹毕兆同志去学习了。当时收到了很多电报，[负责破译的同志]破不开，也不给别人破，而把报都锁在箱子里，因此， 西路军这一段时间没有得到什么情报。
以后刘伯承同志从前方回来追查此事，要处分人。刘伯承同志问为什么没有情报，[破译的同志]回答说 没有收到报。
胡备文和雷永通等同志火了，去查找，结果把一箱子报都找出来了。对此，当时开会批了他一顿，不知处分了没有。”
彭富九记得，曹祥仁说起西路军的失败和二局的失误时又激动又气 愤：
“我们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曹祥仁在二局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刘伯承 的指示。曾希圣局长当时和邹毕兆带职在军政大学(抗大的前身)学习。
会上，曹祥仁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白天行军，晚上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彭富九同志改装机器，很快找到马家军的电台，在声音 很小的情况下抄收到电报，密码也破了。
你们在后方干了什么,是睡大觉还是狭隘的报复思想作怪?
就知道吃小灶，眼看着西路军失败。这是 我们二局的耻辱!’
他越讲越激动。
张国焘在草地闹分裂后， 一方面军有一部分同志留在四方面军受 气，曹讲的‘报复思想’可能是指这件事。
[当时负责破译的同志]辨解说：我们没有侦收到马家军的电报。
这时，二局侦收部门在场的几个同志如雷永通、胡备文、刘少宏等 立即反驳：我们每天抄了不少马家军电报，一定要追查这些电报的下落。 说着，他们还拿出登记本来证明。
曹祥仁事后对我讲，马家军的密码并不复杂，如当时能及时通知邹毕兆回来突击，用不了几天就可以破开。
曹祥仁从援西军返回延安后与二局战友合影，1937年春于延安城门
左起：戴镜元、王永浚、邹毕兆、曹祥仁、钱江、罗舜初
最后，二局对[当事人]进行了批判，而且还联系到吃小灶等问题。 [当事人]被撤销职务，同时调离二局。
不久，曹祥仁同志带职到抗大学习，破译工作主要由王永浚同志承担。曹祥仁从抗大回来后，接任了二局副局长的职务。
邹毕兆当时在抗大学习。他对此事也感到遗憾：
“延安军委二局，对马家军的电报都是抄收了的。 我有时回去看看。[当时负责破译的同志]本来不是搞破译的，直到西路军失败， 他都没把密码破译出来。以致延安军委二局，对西路军没有提供由密 码电报得到的马家军情报。后来刘伯承总参谋长为此事责备二局。
西路军失败后，1937年4月20日，前方二科回到了延安军委二 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