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和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以后，决意改组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成了第一次革命统一战线。由此，国民党从广东中央到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了新的组织，一些共产党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而且吸收了大批新的成员,大大地增强了国民党的战斗力量。在这里，我仅就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段时期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党务发展及革命斗争,扼要地描绘出一个轮廓。
一
“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的思想，的确向前迈了一大步。特别是北京大学，更成了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强大阵地。
我是在一九一九年秋天,也就是“五·四”运动那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当时住在北大西斋元字五号,同住的有邓飞黄、廖维藩。一九二〇年，郭春涛从法国回到北京，他和邓飞黄是同乡，常来找邓飞黄，有时谈到深夜，就同邓飞黄睡在一床。我有几个先后同班的同学李寿雍、王振钧、许孝炎等,还有几个同乡的同学邓文辉、萧忠贞等，常相往来。我们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新思潮的冲击,有时个别讨论一些国内外的问题，逐渐体会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反帝、反封建是当时号召革命的两个基本口号。但是,我们既局限于自己的思想水平,复受着当时反动报刊攻击“过激主义”的影响,始终徘徊于歧路。到一九二四年一月，我读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知道新的三民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很是高兴,觉得今后参加革命,可以加入国民党而不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了。因此，很快就邀集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团体，准备参加国民党。这个团体叫做少年建国团。参加这个团体的人，有这么三个来源:(一)湖湘学社成员(二)山西旅京同学会成员:(三)贵州旅京同学会成员。一九二四年二月初在北大第二院开成立会时，有成员一百多人。其中骨干分子有邓飞黄、邓文辉、郭春涛、刘鸣剑、袁世斌、黄国桢、王振钧、李江、李世军、苗培成、韩振声、萧忠贞、萧逢蔚、陈资一、黄如今、贺楚强、廖维藩、李寿雍、罗方中、周杰人等数十人。除了推选邓飞黄、刘鸣剑、郭春涛、袁世斌、黄国桢、王振钧、李江、李世军、罗方中等九人为理事外，还推定廖维藩、李寿雍为财务委员会负责人，萧逢蔚、萧忠贞为教育委员会负责人。与此同时，另有一部分北大同学姜绍谟、王汝屿、陈兆彬、傅汝霖、王锺文(星舟)、程元斟、锺汝中(天心)、邹德高等组织了民治主义同志会,也准备参加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三月，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翠花胡同八号成立。组成人员有:执行委员李大钊,于树德(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于右任、王法勤、丁惟汾(国民党员):候补执行委员韩麟符(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路友于、傅汝霖(国民党员)。设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商民五部:组织部由李大钊,丁维汾负责;宣传部由于右任负责;青年部,妇女部由于树德负责;商民部由王法勤负责;秘书为路友于。
由于在北京执行部成立以前，北京的学生已经组织了少年建国团和民治主义同志会两个团体准备加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一成立，即由李大钊、丁惟汾邀约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傅汝霖(代表民治主义同志会)、郭春涛(代表少年建国团)及共产党代表韩麟符协商决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名单。这个名单是:韩麟符、谭祖尧、于国桢(以上共产党员)、傅汝霖、姜绍谟、陈兆彬(以上民治主义同志会成员)、郭春涛、刘鸣剑、陈资一(以上少年建国团成员)等九人。他们很快也就在翠花胡同八号成立北京特别市党部，办理党员入党手续。除少年建国团和民治主义同志会成员都分别加入国民党外，北京大部分共产党员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北京特别市党部一成立，即有党员几百人，党务活动很快就开展起来,为以后几年同北洋军阀政府作斗争打下了初步基础。
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成员,是国共两党的成员组成的,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完全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完全贯彻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精神,不但北京市的知识分子,而且使北京市的广大群众逐渐认识共产党,热受共产党。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苏两国订立了友好条约,引起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呼。因为在中苏两国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里，苏联根据对华声明中的原则，宣布无条件废除帝俄政府和中国政府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放弃在中国的租界,租地及其他一切特权。
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很大的恐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和镇压。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这个斗争反映到国民党里面,就发生了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张继、谢持、邹鲁等一九二四年六月提出反对共产党案，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反对革命统一战线。这件事情虽经中山先生的告诫,他们暂时平息下去，但国民党内部这种反共,反苏的影响很快就反映到北京特别市党部来,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分子对于革命统一战线的信念一天天丧失，已为后来参加西山会议潜伏一个阴影。
正在这个时候，少年建国团里面许多成员认为郭春涛喜欢招摇,甚至有的说他拿着团体做交易,因而对他很表不满,从此理事会也开不成，少年建国团就这样地被分裂为三部分:(一)原属贵州旅京同学会的分子与民治同志会合流;(二)郭春涛、邓飞黄、王振钧、李江、萧逢蔚、贺楚强、陈资一、李世军、廖维藩等与路友于、王仲裕等组织三民主义大同盟,并通过路友于、王仲裕把这个团体依附于丁惟汾，也可以这样说:三民主义大同盟是丁惟汾在北京国民党里的一个小团体;(三)邓文辉、萧忠贞、徐季吾、周杰人、李俊(超英)、萧铮、郑兰积、邓文炜、黄国桢、李寿雍、罗方中等组织了中山主义实践社，后来陆续吸收了张挹兰、吴铸人、高宗禹、汪少伦、李蔚唐、许孝炎、戴得三、徐义衡等，都成为实践社的骨干分子。实践社组织的目的，有这么几点:第一,实践新的三民主义;第二,奉行三大政策;第三，同共产党员合作;第四，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运动。它在成立时曾发表一个宣言。宣言内容主要是阐明这几点。接着发行《实践旬刊》，也是以这几点为宣传准则。实践社同共产党员的合作，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前。
由于民治主义同志会对于革命统一战线的信念不坚，由于少年建国团的分裂,除了少数加入民治主义同志会外,还组成了中山主义实践社和三民主义大同盟两个小团体，都大力发展它们自己的组织，北京市的国民党党员数量，的确是大大地增加了，但党员的意志，却远不如北京市党部刚成立时那样统一。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段祺瑞的电请,启程北上，道经上海，发表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同时，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主张》，号召举行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当中山先生行抵北京东车站时，北京特别市党部发动北京市民举行热烈而盛大的欢迎,真是万人空巷,前所未有,而“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欢迎中华民国创造者孙中山先生”和“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等口号,震动了千千万万人的耳鼓，使古老的北京,呈现出革命的新鲜气象。
中山先生的行辕,安排在北京饭店第六楼,不久由宋庆龄伴随到协和医院治病。三月初,他迁至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住宅疗养。不幸,他的病日益沉重,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他在弥留之际,曾口授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
二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领导北京市民在中央公园举行了空前的追悼大会。全国各地人民也开会追悼,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从而使改组以后的中国国民党所奉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任务很快地传播全国,而为后来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铺平了道路。这是一方面。可是在另一方面，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些党员,早就潜伏在各地进行“反共”活动和建立“反共”组织,趁着中山先生的逝世，更是大肆活跃起来。北京特别市党部中民治主义同志会的成员傅汝霖、姜绍谟、陈兆彬等很快就成了当时北京策动“反共”团体的所谓“国民委员会”的负责人，积极参加“反共”活动。而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左派分子，为了巩固国民党左派阵地在北京执行部的领导,立即进行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的改组，于一九二五年四月改选了谭祖尧、刘清扬、莫同荣(以上三人系共产党员)、邓文辉、萧忠贞、郑兰积(以上三人系中山主义实践社成员)、郭春涛、贺楚强、陈资一(以上三人系三民主义大同盟成员)等九人为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从此以后，北京特别市党部的任务，不但要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运动，还要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中山先生的随行人员汪精卫、李石曾、张继、戴季陶、邵元冲、孔祥熙和国民会议促成会主持人李大钊、于树德、于右任、顾孟余、徐谦、王法勤、丁惟汾、石瑛、韩麟符等，知道段祺瑞并没有召开国民会议的诚意，相反，以召开善后会议来抵制。一九二五年五月，他们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各省都有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在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传播国民革命的思想和引导群众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各种政治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五年六月,北京特别市党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支援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被日,英帝国主义者枪击死伤造成的“五卅”惨案,指导北京各大专学校成立沪案后援会，全市成立沪案后援总会，印发宣言、传单，组织宣传队到北京市每一个角落宣传“五卅”惨案真相,演讲反对帝国主义的道理,并安排各大学是年暑期返乡同学负责进行反帝活动，同时通电全国各地尽情揭露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暴行。
一九二五年十月，北京军阀政府根据华盛顿会议决定的邀集有关各国讨论关于中国关税税则的条约，在中南海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北京特别市党部在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下,组织北京学生、市民二千余人游行示威，争取关税自主权。当游行队伍到中南海西门请愿时，被守卫士兵枪击,打伤数人,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怒。北大学生在李大钊、于树德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关税自主促进会,接着又发起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学生为关税自主宣言的签名运动，并发出警告参加关税特别会议代表书。最后北京特别市党部在北京执行部领导下召集北京各大专学生及民众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通过打倒段祺瑞政府、解散关税会议、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等决议案。
一九二五年秋天，国民党一届右派中委林森、邹鲁、谢持、张继、居正、覃振、叶楚伧、沈定一等十余人先后到了北京,他们在西山碧云寺中山先生灵前召集党内右派分子开会,即所谓西山会议，北京民治主义同志会和上海、南京孙文主义学会的骨于分子都参加了，进行“反共”大合唱。他们通电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恢复国民党原来的组织，和共产党分裂。他们开过会以后,在北京南花园一号成立了伪党部，与翠花胡同八号的正式党部对抗。当时的北京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山主义实践社、琼崖协进会(实践社一部分地方性的组织)、新军社(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组织)、新中革命同志会(新中学会的革命成员)、三民主义大同盟等,在北京市党部领导下形成了“左联”(国民党左派联席会议),继续坚持三大政策,执行两大任务，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不断地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西山会议派的南花园一号伪党部混了几个月，不能有任何作为,最后只有关门大吉。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苏联政府为了培养中国革命干部并纪念中山先生，在莫斯科创办了一个孙中山大学,由中国各地选派革命青年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从北京前往苏联学习的青年，有乌兰夫、康根成、朱务善、于树功、于国桢、荣照、邹岱云、王绍文(王哲)、王长熙、马骏、周达明、卜世锜(卜道明)、屈武、李沛泽(李培之)、于楞、张岫岚、皮以书、石道睿、唐健飞、何瑞琪、贾鸿猷、庄东晓、罗方中、汪少伦、伍家宥、侯鸿业等前后将近百人。他们都是经北京执行部李大钊,于树德负责遴选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执行部成员除候补执行委员傅汝霖未出席外,其他委员和候补委员均前往参加。北京特别市党部还选举谭祖尧、刘清扬、邓文辉、郭春涛、贺楚强等为代表随同诸中委出席。在这次大会上，决议惩戒参加西山会议诸委员;郭春涛通过丁惟汾被推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二月,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成立,组成人员为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于树德(共产党)、于右任、王法勤、丁惟汾、顾孟余、徐谦(国民党)，候补委员韩麟符(共产党)、路友于、潘云超、李锡九、郭春涛(国民党)。内部组织仍旧。组织部由李大钊、丁惟汾负责;宣传部由于右任、徐谦、潘云超负责;青年部由顾孟余、韩麟符负责;妇女部由于树德,郭春涛负责;商民部由王法勤、李锡九负责;秘书由路友于兼任。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因日本军舰协助张作霖进攻国民军驶入大沽口,与驻守大沽口的国民军发生冲突,日舰开炮向岸上守备军轰击,死伤军民甚多，国民军开枪还击,亦伤日舰官兵数人。十六日,北京八国使团向我国外交部提出强横通牒,要求严惩驻守大沽口军官和付给五万元的损失赔偿，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情事。据说我国外交部与外交委员会讨论对付八国通牒的办法,王宠惠主张电诉国际联盟，王正廷主张酌量承认。当时的亲日卖国政府，肯定是要屈服的。十七日北京各团体代表在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下向执政府请愿,驳复八国强横通牒,勿被屈服。执政府卫队与代表冲突,用刺刀刺伤代表多人。十八日北京特别市党部在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下召集各界人士二千余人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提出如下几点:(一)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二)督促北京政府严厉驳复八国通牒;(三)立即撤退驻在天津的外国兵舰;(四)惩办大沽口肇事祸首;(五)抚恤大沽口死亡军民;(六)严惩执政府卫士枪伤各团体代表的祸首。大会一致通过以后，即由李大钊,丁惟汾两委员亲自领导队伍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呼吁拒绝八国要求。执政府卫队以预定的计划,把请愿团二千余人包围屠杀，死亡四十余人，负伤二百余人,酿成了空前的流血惨案,即“三·一八”惨案。这样空前的大屠杀案件，当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临时执政府却推卸责任,反诬蔑是李大钊、徐谦、李煜瀛、顾兆熊、易培基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率“暴徒”闯袭执政府,乱下命令通缉他们。当时的京师警察总监,也乱发布告禁止集会。
三
“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就由翠花胡同八号搬到东交民巷旧俄国兵营二十八号工作。接着北京特别市党部进行改组,于一九二六年四月改选了吴可、谢伯俞、谭祖尧、莫同荣(以上共产党员)、邓文辉、萧忠贞、张挹兰(以上中山主义实践社成员)、刘耀西(新中革命同志会成员)、路友于(三民主义大同盟成员)等九人为北京特别市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此同时，反动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虽被国民军将领北京警备司令鹿锤麟搞垮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又勾结奉系军阀卷土重来，进入了北京，继续反动统治的一贯高压手段，北京市党部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运动，不能不提高警惕,暂时偃旗息鼓。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同月，国民革命军即进入长沙,九月占领汉口,十月攻下武昌,十一月占领九江，把直系军阀吴佩孚、赵恒惕、萧耀南等打得落花流水。十二月，张作霖在天津自称“安国军总司令”，接着进入北京，自任“大元帅”，以外交总长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张作霖比段、吴更为凶恶。当他进入北京发号施令的时候,首先就决心要扑灭革命运动,捕杀共产党人。迄至蒋介石派遣李石曾和他的代表胡若愚接洽，他知道蒋介石快要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就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那天上午，勾结帝国主义在华使团派遣军警闯入东交民巷旧俄国兵营二十八号，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同时逮捕谭祖尧、莫同荣、范鸿劼,邓文辉、谢伯俞、张挹兰,张伯华、姚彦、杨景山、李银连、谢承常、方伯务、路友于、陶永立、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郑培明,英华等十九人,拘押在京师警察厅,由所谓“安国军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及京师警察厅合组特别法庭非法审讯并非法予以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乃于同月二十八日英勇牺牲。
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虽然惨遭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但他们的英勇牺牲精神和从容就义的态度，在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杰出的领导者之一。当他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具有共产主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还只是极少数。他的革命事迹，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他十九位烈士的革命活动,则以了解有限,又不可能逐一阐明，仅就我认识的几位的简历写在下面,借供参证。
范鸿劼,湖北鄂城人。一九一八年考入北京大学,一九二〇年预科毕业后升入理科化学系，后转入英文学系。他自加入共产党后，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埋头苦干,是当时北大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邓文辉，湖南省辰溪县人,一九〇三年出生。他的父亲在辰溪县城开店，经营绸缎布匹，中等资本家。他的哥哥邓文炜，北京朝阳大学学生。他在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一九二四年预科毕业后升入理科物理学系。他的性情天真活泼,喜欢音乐，虽常参加课外活动，但他的学业成绩仍然很好。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初为少年建国团成员，后为中山主义实践社组织者之一。一九二五年四月，他被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自是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奋不顾身地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二六年一月，他被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前往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四月，他被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六月，他代表北京特别市党部前往广州列席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全体会议。他从一九二五年四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遇难，所有北京历次群众运动,如沪案后援运动,争取关税自主运动以及“三·一八”反对帝国主义强横通牒的示威游行并向执政府请愿,他无不深入群众，亲身领导。
张挹兰,湖南省醴陵县人,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她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发奋自励，力求上进。一九二二年，她和她的弟弟同考入北京大学。一九二四年预科毕业，升入文科教育学系。一九二五年四月加入中山主义实践社并参加国民党，不久被选为实践社理事。同年十二月，被推为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主编《妇女之友》。一九二六年四月,她被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她既努力学习，又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为北大女同学所推重。
路友于,山东省人,出生于封建家庭，生活朴素，好学深思，沉默寡言。一九二三年冬,留学日本返国,即由丁惟汾介绍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他通过丁惟汾参加大会并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三月，北京执行部成立，他以候补中委兼任秘书，负责日常领导工作。同年六月，他同王仲裕、郭春涛、邓飞黄、王振钧等组织三民主义大同盟。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前往广州出席。同年六月，他又去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他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遇难，始终一心一意地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北京地下活动。他虽然是依附丁惟汾,很尊重丁惟汾的意见,但丁惟汾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以后奉行蒋介石的限制共产党员活动案，他仍如前一样坚持同共产党员合作。
方伯务，湖南省衡山县人。他的父亲出身法政学校,执行律师业务多年。他在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不久加入共产党,追随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地委做党务工作。他赋性诚笃,不务虚名，实事求是,不愧为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的干练战士。他的弟弟方叔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以后先后任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物理学系教授。自一九二六年六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革命发展非常迅速，北京执行部负责同志，多先后前往广州、武汉、南昌、九江各地参加党务及军事、政治领导工作，留在北京做地下领导工作的，又绝大多数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的不幸事件中牺牲了。到这时，北京已经成为白色恐怖的城市,国共两党合作的党部完全不存在。同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公开背叛革命,实行“反共”,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第一次国内革命宣告失败。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京地下活动，应该说,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的不幸事件发生时宣告终结。
(一九六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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