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尾追红六军团由湘入黔
一九三四年七月底,湘鄂赣边区红军在萧克将军的指挥下,突然集中于湘赣边的武功山地区，向湘粤边区方向前进。当时何键的四路军总部并不明了红军的意图，估计红军可能为了集中突击某一点的部队，因此只令各部队加强封锁线，严阵以待。到八月初,萧部在湘南的汝城突然出现,对当地的恶霸头子胡凤璋的部队予以重惩后,继续向西前进,因此湘南的宜(章)、郴(州)地区告急。四路总部当即 令六十二师、十六师、六十三师各部迅速向郴、桂(阳)方面集中，以观动静。这时，萧部红军由湘粤边境经宜章、嘉禾、新田、阳明地区向广西的全州方向前进，蒋介石电令广东、广西、湖南各省部队从事堵截。但各方面都不知红军这一行动的企图,估计可能要在湘粤桂三省边区进行大规模活动,以便牵制三省的兵力,使赣闽边红军主力的决战有利，或在不利时便于突围,以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各省都为自己的安全打算,忙于堵截红军,使不致威胁自己省区的腹地。各省虽互相联系，但并不合作。
当湘南阳明、道县地区发现情况时,我奉命率领在邵阳集中的第十九师的部队,经阳明县向宁远、道县方向前进。当到达阳明时，知道红军已进入广西全州附近,继续向西。我们判断有向城步、绥宁地区进出的可能,就由现地改道,往永州的铲子坪向东安前进。这时知道桂系的部队已向全州、龙胜方面前进,阻止红军向南进入广西腹地，但彼此联系不上。
那时四路军总部为了保证湖南境内的安全，除令湘南地方团队在新宁、武冈集中堵截,并将长沙警卫旅车运武冈协同地方团队防守外,令十九师急速由黄沙河经东安、新宁.星夜向武冈前进。大约在八月中旬，十九师到达武冈同警卫旅会合。这时红军已经由龙胜入湘到达绥宁境内，绥宁的保安队约一个营已退到长铺子附近待援。十九师奉令迅速开向长铺子，并跟踪红军的进出路向金屋塘、瓦屋塘之线前进。警卫旅则在十九师后尾跟进,因这个旅虽成立已有两年,训练和装备都比较好,但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连长途行军也还是第一次，所以不敢放手使用，只能把它作为预备。队。当十九师到达瓦屋塘时，才发现红军主力已转向通道县方向前进。除地方团队在红军后尾名为追击,实际是监视送行外,十九师和警卫旅即由现地向靖县前进，目的在压迫红军离开湖南省境。
大约在中秋节的前四天,十九师到达靖县和通道附近时,接到总部电令,知广西已派廖磊率领桂军四个团向湘、桂、黔边境前进,堵截红军,指定湘军各部队归廖磊统一指挥，协同围攻南行的红军(廖磊原来在湖南第一师任团长时,我当过他团的营长)。湘、桂两省的军队,这时虽是共同对付红军，但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在行动上并不协调,联络也不密切,就不免闹出笑话。记得在中秋节的前后,十九师在通道附近继续尾追红军时,在离通道不远的一个地方(地名记不起了)，我师先头连突然发现情况,因双方都在急进,来不及考虑,便横冲直撞地打起来。等到我们检视对方死者的符号,才发觉是桂军,可是已经互有伤亡，演出了一场哭笑不得的丑剧。
湘桂军会师后,红军已进入贵州,到黎平附近去了。我们仍然不了解红军的目的何在，只估计可能是企图绕到湘西去同那里的红军会师。为了湘桂两省的自保，我们商定继续进入贵州追击红军。广西方面的想法,是要把红军送远一点,免得威胁广西。我们的想法，就是要阻止这部红军不能到湘西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以免增加湖南的困难。我们和广西的想法不同,但把这部分红军送得离湘桂两省远一点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当时同廖磊商定:湘军由靖县经会同、晃县、玉屏，向蕉溪、镇远前进,以便超越到红军进路的前面,进行堵截,阻止红军向北前进，并压迫其远离湘黔边境地区;桂军则由黎平跟踪在红军的后尾，压迫红军向剑河、镇远方向北进，使不致向南转趋广西方面。我们同时电请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迅速派兵到黄平、凯里一带协同围攻,并请随时告知部队到达位置,以便联络协同,企图由三方面彻底包围红军。
当部队进入贵州后,到处山高路险,行军、宿营、补给都非常困难。那时贵州的部队,多以营为独立作战的单位,主要是因地势险要,大部队施展不开。而我们那时集结了五个团的兵力,在行动上很感迟滞,因此也组织了两个轻装的部队,进行远距离的搜索。到达镇远时,不料红军已绕过镇远,向余庆、石阡方面去了。桂军此时也到了镇远附近,主要是解决补给问题。到此时止,我们原来的计划已完全落空,湘桂两军都没有同红军见到面。至于贵州部队,我们按王家烈电报指定的位置去联络，但一直没有联络上。据联络人员报告说，黔军根本没有派出部队。后来才知道贵州的军队是集结在贵阳附近的龙里、贵定一带,以求保住省会的安全。
我同廖磊在镇远见面后，判断当面红军有向湘西红军会合的企图,初步决定湘桂两军应以镇远,石阡之线为基础，阻止其向东与湘西红二军团会合，并尽量将其向西压迫,以迫使贵州部队出来堵截,然后压迫红军于乌江江畔强行决战。于是,桂军以镇远为中心,向北延伸到羊场附近;湘军以石阡为中心,左接羊场;右翼向北延伸至大坝附近,构成一条纵贯南北的封锁线,然后派出小部队向西搜索红军。
彼时红六军团(当时并不知此番号)经过长途的急行军,部队已很疲乏,需要作必要的休整，因此在石阡、镇远以西的山地中停止未动。这一带山高路险,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有许多地方真不愧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所在。同时,我们虽然补给比较方便,但在长途行军之后,也是相当困乏,必须加以整补。而这一地区,军民关系太坏,我们的补给也感困难。当时黔军军纪之坏,在反动军队中可算是名列第一,官兵没有不抽鸦片烟的,真正是每人都有两支枪;“军行所至,鸡犬不留”,每到一地都要大肆抢掠。所以当地人民,只要看见军队,就都逃入高山岩洞中去避难。我们每到一地,都是人烟绝迹,必须由当地县政府派人到处寻找地保人员负责,才能办理补给。这些地保人员,又要从中敲诈,大事贪污,人民畏之如虎。老百姓被迫送来的柴米菜蔬,也不敢说一句要钱的话,丢下就跑,因此部队也得不到够量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困难很多,部队行动因此大受影响,终于在石阡、镇远之线停止下来，就地封锁红军,不使向东发展,防止红二、六军团会师。
就这样,我们停止在石阡、镇远之线,相持了约七、八天。后来在九月底的一个夜晚,红军由当地一个老猎人作向导,由石阡以南约四十里处(地名记不起了)的警卫旅正面,乘雨夜阴暗,沿着一条不通人迹的谷涧水沟安全通过了封锁线。我们在第二天拂晓，才知道主力红军已经过去，起码已离封锁线有二三十里之远。当时除派部队跟踪搜索、实际是送行外,我们的主力部队也只好在扑空之后开始集结。
这时,红六军团既已突围向湘西而去,桂军认为他们的任务已告一段落,准备向广西回防,要我直接向四路军总部请示今后的行动。但王家烈则一再电约要在石阡集会，商讨今后湘黔两省如何联合对付红军的问题。因此,廖磊也暂时留下,等到第三天王家烈才从余庆来到石阡。经三方面初步交换意见的结果，我们知道黔军内部复杂,王家烈本身也不能统一指挥黔军，即使作出决定，仍是空谈,反正他说的仍不能算数。大家就这样敷衍了两天,并无结果。我们就决定各取捷径回防。王家烈因地方善后尚待处理，决定在石阡再留几天。
二、中央红军西征，湖南震动
当我们在石阡会谈决定回防时，谁知在当天的夜间就接到何键的特急电，命令第四路军入黔部队星夜兼程回省。何键在电报中,命警备旅兼程开到沅陵后,即车运长沙警备省垣;令十九师全部迅速到祁阳、永州地区集中待命。何在电令中并未说明集中原因,我们猜想一定是出了重大问题。但由石阡到祁阳,最快也得要半个月时间,为了执行命令,只好尽可能兼程前进。我们赶到芷江时,闻知闽赣边区中央红军主力已经集中,准备突围北上抗日。这时,我们才明白前时红六军团之突然向西行动,是替中央红军主力北上侦察湘粤桂黔各省情况的先遣队。
大约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我个人先行到邵阳参加总部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时进一步知道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瑞金后，已向湘粤边方向前进。为了使红军不致扩大在湘境的范围，我们打算利用湘江地障，在耒阳、永兴间及衡阳、祁阳、零陵间构筑几道防线。当时决定:以十五师在耒阳、永兴之线,六十二师、六十三师在衡阳、祁阳、零陵之线,筑成碉堡线沿河固守,所有当地团队统由附近各师指挥参加防守。十九师、十六师到零陵集中待命。这时,四路军总部已奉令改为“追剿”总部，率十九师之一〇七团即日进驻衡阳指挥作战。
那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军队都极度紧张,因湖南有过长沙失守的经历。几年来红军在江西多次反“围剿”中,把国民党军队打得狼狈不堪,歼灭何止三数十万;尤其象董振堂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的事实,对军心震动最大。因之当时湘粤桂三省的地方部队,都对堵截红军心存畏惧。
湘军那时在本省行动,收容补给都比较方便,故在急行军中还能保持一定的员额。尽管如此,但看到蒋介石的“中央军”那种情况,我们对堵截红军是谁也没有信心的。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所以士气不高,行动缓慢。当我率领十九师到达永州时,红军主力已通过广西全州向湘黔边境前进。原来指定沿湘江设防的各部队，也才到达指定地点,尚未开始构筑工事。这时,由薛岳、周浑元所指挥的几个跟追纵队的先头部队,已通过我们集中的地点,在红军后尾紧追。因而湖南方面可说是松了一口气,就开始把各师在衡阳、郴州、宝庆一带分别集中,稍事休整;同时派出一部分部队，帮助汝城、宜章、临武、道州、永明一带的地方团队，对红军经过的地区作所谓“清扫战场”的工作。这时,四路军总部认为红军已入黔境,并已有蒋介石的“中央军”跟踪尾追，湖南省内的追堵任务已告一段落,但在湘鄂赣边、湘赣边、湘粤边及湘鄂川黔边境地区,遗留的红军部队还不少,所以希望及早解除追堵任务,以便从事湖南省内的“清乡”工作。后得蒋介石指示:已由陈诚组织宜昌行辕,统一指挥湘鄂川黔各省部队及一部分“中央”部队对湘西红军(此时红二、六军团会师,组成红二、六军团指挥部)进行围攻,命令四路军所部归陈诚指挥，执行对湘西红军的围攻任务。
三、湘西后坪隘路的一次战斗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间，又命陈诚组织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在武汉行营指挥下,对湘鄂川黔边境红二方面军进行围攻。湖南第四路军所属各部队及地方团队的任务是从南正面沿澧水流域对以桑植一带为中心的红二方面军进行围攻。防线从东面的澧县起,经石门、慈利、大庸、永顺、保靖至龙山之线,除右翼利用澧水下游为地障外,于石门、慈利、大庸、后坪、鸡公垭、石田溪、永顺、龙山之线,构成碉堡封锁线,从事固守。同时指定总指挥部推进至常德城，即时开始部署。当时指定第十五师担任澧县、石门、慈利至溪口之线的守备;第十九师附六十三师之一八九旅及常桃地区团队,担任联系溪口,经大庸、鸡公垭、石田溪到永顺(不含)之线,师部在石田溪。此外，十六师驻永顺，六十二师驻龙山，三十四师仍驻原防。到十一月底各部队分别由湘南的永州、衡阳及邵阳地区向指定地线集中。
我指挥的十九师(缺一团),这时由零陵经邵阳、安化先集中桃源后,再向慈利、溪口、大庸前进。当时,总部认为十九师的防线比较长，故配属以六十三师一个旅及两个保安团,共有九个团的兵力。部署大要是:从溪口到大庸之线,主要由保安团和十九师的五十五旅(缺一个团)负责守备,衔接大庸(不含)到石田溪之线由五十六旅担任,石田溪至永顺(不含)之线由五十七旅(欠一个团)负责，留一个团在石田溪师指挥所附近为预备队。当时规定各部队的接合部必须互相衔接,于沿线构筑碉堡。碉堡材料以木料为主，中间筑土,外面涂一层厚的泥料,以防火攻。每一个碉堡群由母碉附若干子碉编成。母碉比较大而坚固，用砖石砌成，在碉堡外有宽大的外壕,重要地点加设铁丝网。由这样的碉堡群,组成为一个个坚固的据点,以尽量减少守兵，集中较大的预备队，依靠碉堡的掩护,以保持行动的主动性。同时规定各部队的防守正面,如被红军突破，该地区负责指挥官须负失职的责任,受到最严厉的处分。
当时,四路军总部所以把十五师摆在常(德)、澧一带，是有所考虑的。因为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和陈诚是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他们之间有小宗派组织,但王东原又向何键表示绝对服从,把他同陈诚的关系也向何作了交代。我们知道王东原玩的是两面光的手法，但部队里的官佐同何键的关系比较深,王想一下子脱离何的关系,他是无法控制部队的。因此,何也乐得利用王来同陈诚拉些关系，就把十五师摆在同陈诚比较近的澧州。那时陈诚的司令部在宜昌，他经常来常德。在常德的四路军总部参谋长刘膺古，也是陈诚的同期同学,又是浙江人，在部署上照顾这些关系,在反动官场中是有许多便利的。
陈诚规定湖北、湖南方面各有关部队行军每日应该到达的地点，并应互相切取联系。湖南的部队于奉令后都陆续向指定地点集中。十九师于十一月底由桃源、慈利、溪口向大庸前进时，我记得红军也刚离开大庸县城向永顺撤退。这次省方军队以大部队进人陈渠珍的防区，还属历史上的第一次。当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在湘鄂川黔边活动时,声势浩大,陈渠珍部已退守永顺、古丈、凤凰地区,对大庸、桑植地区只有一些地霸土匪武装凭险固守，各据一点。我们去时,对这些人所报的情况，不敢轻信，因为多不可靠。为了慎重起见,必须先了解情况，然后行动。因此，将部队以大庸城为中心,沿澧水设防，并派六十三师陈子贤旅的一个团,到后坪附近对鸡公垭隘路的进口设防封锁。鸡公垭是有名的隘路，它的两侧,一面是属于武陵山脉的崇山，一面是澧水,只有沿崇山山麓有一条狭长的隘路通过，非常险要。过去北洋军队一部在这里曾有过全军覆灭的教训，我们是早已知道的。这时为了使部队安全通过这条隘路,决定先对崇山方面加强搜索，相机占领鸡公垭隘路出口前方，以掩护大部队的通过。其时十九师主力在大庸集中,并派一部在后坪附近搜集船只、架设浮桥。待各部到达指定位置集结后,第二天早上陈子贤旅(一八八旅,原系湘土著部队收编)即由隘路进口封锁线,派出小部队向隘路内崇山山麓的森林地、村庄等隐蔽地进行广泛的搜索。大约在上午九时左右即闻隘路内有断续枪声,不久枪声愈来愈密,搜索部队都在逐次抵抗后退回封锁阵地上来。据报告在崇山山麓的森林地和凹部后方，发现有大部队红军集结，有待我军通过鸡公垭隘路时实行截击的企图。现在红军已经暴露，即迅速向占领鸡公垭隘路入口处的陈子贤一八八旅猛攻,战斗极为猛烈,陈旅告急。我当时即以在后坪附近的五十五旅驰援，将陈旅正面一个团的阵地接替，并向左右延伸占领阵地,掩护十九师主力的作战。因湘军阵地在隘路入口处,阵地前面一面濒河,一面是大山,正面不大,封锁很为严密,没有受迂回包围的威胁,但阵地后方正处在澧水弯曲的前面,在地形上必须背水作战,这是不利之点。这时,红军则集中兵力从正面攻击十九师阵地的一点,从午前十时开始攻击。因此,我将五十五旅全部在阵地后作梯次配备,轮流迎战,一直战斗到午夜稍后,攻势才逐渐减弱。我即乘机调整部署,但到天明后仍未见有攻击的迹象,只闻有零散的枪声。我随即派出小部队进行搜索，发现红军已在拂晓前全部撤走,当即派一部沿隘路左侧山麓搜索前进,并迅速占领鸡公垭隘路前方的出口，以掩护主力部队通过隘路。
在这次后坪附近争夺隘路的战斗结束后，我即留一部兵力在大庸、后坪及鸡公垭隘路进出口筑碉防守,主力即于第三日进驻永顺、石田溪一带。据当地老百姓说，正面红军已经石田溪、塔卧方向撤退。于是,十九师即决定在衔接永顺(不含)经石田溪、大庸、溪口到慈利(不含)这一线上,构筑碉堡及大规模的防御工事。我并规定在碉堡封锁线上的各部队，如在自己的防守线上被红军突破或乘隙通过，各该防守部队长应负防守不力的完全责任。
当时十九师及其配属部队以九个团的兵力，担任八十公里的正面,在部署上真是处处设防、处处薄弱，既规定有一定守住的责任,又没有足够守住的兵力，因而不能不向上级说明情况，要求增加兵力或缩短防守正面。这主要是我对陈诚这个人向有戒心，他一贯利用机会整人家的部队，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在江西时已经用作战不力的罪名,编并了不少的杂牌部队,我自然不能不加以警惕。四路军总部也把情况向陈诚转报了，但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正面红军在鸡公垭、后坪战斗后，由大庸撤到桑植，战事沉寂了一个时期。不久，突然在大庸附近发现有被红军俘获后遣散的零星士兵,经查讯结果，知道在大庸北面有陈诚指挥的一个旅(不记得番号)被解决了,可是我们事前并不知道这个旅的位置。我们把情况转报后，接着又听说湖北方面的徐源泉部又有大部队被歼灭。当时宜昌总部方面还有电责备我部对大庸北面被歼的那个旅没有支援,并要追查责任。我申诉当时那个旅向桑植孤军深入,虽说离大庸方面我部的防线颇近,但他们事先既不同我们联络,而且在被解决时,我们始终没有听见枪炮声，自然无法支援;就连被解决的徐源泉部的部队,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他们的位置,当然也无法从战斗上进行协助。我除申述以上情况外，同时又电请重视澧水防务,增强守兵,仍没有得到任何复示。在此同时我们本身却有些紧张,认为红军从湖北这两个部队取得人员、武器的补充后，又可能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可是,我们防线的力量非常单薄,虽有几月来所做的工事和碉堡,却没有部队防守,效力将仍等于零，工事虽多，将反而成为包袱。虽在防守期中有好几个月没有什么重大的情况,但精神上是很不安的，只好一再加强工事和守备，并尽可能抽集机动部队，以求战斗时能保持主动地位。
四、红二方面军突破溪口封锁线
后来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红二方面军主力突然在慈利与大庸之间的溪口附近强渡澧水,突破封锁线,向沅陵、溆浦急进。我当时除将红军突围情况上报外,即将十九师所属各部集结待命。总部得报后,立即以十九师、十六师、六十三师等部编为第四纵队,以我为纵队司令,指挥各部立即跟踪红二方面军的前进道路尾追。我当即以在宝庆、武冈整补的六十三师(缺一旅)迅速在安江集中堵截;着十六师于集结后立即经古丈向卢溪追击;又以十九师从大庸跟踪红军前进方向尾追。红军到溆浦、辰溪、新化后，继续经芷江、晃县向贵州进出。湘军各部在追达芷江以前，都没有与红军发生过战斗。我们当时估计红二方面军目的在北上,没有同我们决战的必要,所以对追堵任务也同前次对中央红军一样,抱着保存实力的态度,以避免部队的损失。但想到可能是一个长途的行军，将要远离省境，为了怕湘军出境后湖南局面会受影响，就有意识地把行动放慢，以为如果红军进入贵州后,问题有了交待，就可想法要求把部队调回来。所以当各部湘军在芷江集中后,我就把十六师推进到便水,用稍事休整再行前进的办法来拖延部队的行动。但陈诚对于这次红军突围,有电要追查责任，向四路军总部提出对十九师师长李觉应撤职查办。好在我已将布防情况及兵力单薄、要求增加部队呈报有案在先,四路军总部也把过去要求的详细经过电复。陈诚说他过去没有看到这个报告，既然事先已经呈明,则可不必责成我负责,但四路军总部为了敷衍陈诚的面子，仍以防守不力的罪名给我记了两次大过了事。
既然我已经是有过之人,自然不好再拖延时日,只好决心继续向晃县作进入贵州跟追的准备。贵州自前次中央红军长征入黔后,蒋介石已乘机调嫡系军大量进入贵州,并将王家烈的主席职务撤了,由吴忠信任省主席，同时由顾祝同以行营前进指挥部的名义,驻在贵阳指挥军队,且留了不少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贵州。当时我认为只要红军到达贵阳附近及其南北地区，我们的任务就有可能解除了。我记得大约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左右，我们继续前进,指定在便水的十六师继续掩护,俟十九师由芷江到达便水(相距约十五公里)后,再向晃县前进。我们在芷江休整期间,并没有发现红军的情况，据报告是已经向贵州前进了。我们认为这次追击不过是照例执行命令而已，思想上并没有作战准备。不过湘黔边及黔境全属山地,容易中伏，这是我们有经验的。因此，规定部队在前进中应有广正面和较远距离的搜索,每到宿营地,规定应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占领警戒阵地，以防突然袭击。
可是,当十六师向晃县前进，在通过便水约七、八公里的地方时,大约是下午一时前后，在行进路的右侧方突然发现枪声,当时估计可能是搜索部队遇到了地方土匪。因为这一带经常有股匪出没,截击部队,夺取枪械弹药。不久,闻枪声激烈起来,知道有了情况。据搜索部队报告说是红军的掩护部队,当即令十六师迅速占领阵地,掩护十九师、六十三师在便水以南地区集结待命。跟着前方已开始发生争夺战,且相当激烈,并不象掩护部队的战斗。于是令十九师向十六师的左翼延伸，准备向红军的右侧背进攻。六十三师除以一部掩护十六师的右翼安全外，其余控制为预备队。从午后三时起双方发起冲锋,战况激烈,双方都有伤亡。当时我们认为红军总是要撤退的,可能是由于我们追得太紧,红军为了主力行军的安全,故派出一部或大部占领侧面阵地，给我们以突然袭击，迟滞我们的尾追行动。我们妄想一劳永逸,也决心打一仗。因此,将十九师全部和六十三师的一部投入战斗。到黄昏以后，枪声逐渐沉寂下来,当时虽估计红军已开始撤退，但这一带山高林密，地形不熟,不敢前进。为防万一，只稍为调整阵地，准备第二天拂晓的战斗。到第二天拂晓,证实红军已经脱离战场,我除派一部向晃县搜索前进外,各部即着手清扫战场。到第三天全部到达晃县,先头部队已进入贵州的玉屏。这时离春节只有六天了，部队要求在春节时能休息一天,但总部对跟追进程严加规定,催促迅速前进的电令如雪片飞来。这时实际同红军的距离已经远了，为了符合命令规定的行程和时间,我们按地形道路和宿营地的情况,采取以多报少的办法，安排出春节休息一天的行程来。我记得从晃县经玉屏到达岑巩的龙家坳时，是腊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午后三时，那时雪下得特别大，但我们向上报告的到达地点是玉屏附近,就这样把休息一天的行程捏造出来了。同时,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在晃县时已有电向何键请求，他不愿入贵州，我认为这时已不需要这样大的部队，尤其以贵州地形上的限制，部队大了，行军宿营补给都成问题,也同意他的要求，就有意识地把他留下来。因此,六十三师在玉屏就停止,没随我前进了。
我记得春节那天下了一整天的大雪,第二天(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继续出发,经黄平、贵定、马场坪、龙里到达贵阳附近。这时红二方面军已从贵阳东北方向渡乌江，继续向西前进。我们要求在贵阳附近休整一个时间,申述沿途病兵落伍人数扩大,必须收容整理。得到批准后,大约休整了一个星期左右,又奉到指示要第四纵队到安顺集中待命。从贵阳到安顺的公路，是当时贵州唯一比较平坦的公路。我们在安顺停留不到两天，又奉命经普定向水城,接着又向威宁前进。沿途并无情况,我们不明了这种行军的目的何在，也没有得到全面情况的通报。究竟红军现在行进的方向和所在的地点在哪里,我们都茫然不知,只是每天按照命令的规定行动,黄昏报告到达和宿营的地点而已。当到达威宁的第三天,忽然得到顾祝同十万火急的电令，限第四纵队于电到第二天黄昏前到达七星关,并应将先头部队到达的时间和指挥官的姓名报备,如有贻误，以“纵敌”论罪。使人奇怪的是并没有说明当面红军行动的情况，而威宁到七星关，计有一百八十里路程,沿途都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部队行进,每天能走九十里已是万分困难,以这样大的部队,如何能如期到达。我们完全知道顾祝同的指挥作风,他本人毫无办法，一切听参谋摆布。国民党军队的参谋,大部分是陆军大学毕业的,他们是纸上谈兵出身,没有带兵和战场的实际经验。当时国民党部队里有这样一句话:“参谋划一笔，部队跑一圈。”图上作业是非常容易的，实际行动起来问题就大了。好在老的部队长都知道这一套，能说出一个理由，就算过去了。因此,我接到那样的电令以后,当时的办法就只有选拔一百名比较精壮的士兵,留出百分之三十的徒手,完全轻装,组成一支象征性的挺进队。这支挺进队带一部小电台,带好干粮，并预发犒赏费，教他们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只要按时到达七星关，派出警戒，立即按要求发出电报“已占领七星关”。部队不带大行李，就是要如限在第二天黄昏前到达。当我第三天中午到达七星关时，什么情况也没有。以后顾祝同来电说红军已绕道进入川滇边境。因此，我部在七星关休息了三天,等大行李到后,又奉令折回水城,再到普定集中。
五、湘军纵队尾追红军入滇经过
当时认为尾追任务已告一段落,官兵都要求回湖南,我也曾电何键要求调回。但所得到的复电,却是“令第四纵队李觉率领所部经盘县向云南前进,到云南境后,改归龙云指挥”。这时,我们知道蒋介石有意调我们远离本省,很有可能对湖南打主意。因此,今后如何更好地掌握部队,保全实力,以为应付环境的需要，却成为必要的课题了。这时,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如没有必要不作急行军,以便减少掉队病兵。每天按驿站的距离，只走六十里，必要时在中途休息一两天。当时以为前方既无情况而要我们那么走，很可能是用跟追红军的名义,把我们调到西北去,以分散何键的统治力量;也有可能象对付贵州一样,用我们去对付云南。因此在部队将要进入云南之前，何键先有电给龙云要他给予照顾。我们在将要进入云南之前，也有电给龙云表示接受指挥，并请指示部队行动。我们的部队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到达云南平彝(富源)时，龙云当天就派汽车接我到昆明。我除表示服从命令之外，并在谈话中微露衷悃,表示我们是同属一个类型的非蒋嫡系部队，可以互相照顾,不必有什么顾虑,云南如有什么不利,在必要时可以互相协助。这些话自然也很抓到龙云的痒处。当时因部队还要一些时间才能到达昆明附近，我们接触的时间比较多，龙云明白了我们的态度后,就给我们以最大的方便。龙同时对樊嵩甫(浙江人，保定出身)的部队，却表示非常不满。因樊在进入云南后对龙表现得不大尊重。龙云有一种脾气,就是非常讨厌浙江人和所谓“中央部队”。加之樊嵩甫对云南的许多措施动辄加以指责，更引起龙云的不满。所以在我们两纵队进入云南境后,龙指定樊纵队从会泽向盐边、盐源方向前进;对我这个纵队则指定经曲靖、马龙，从昆明外围绕到富民,经禄丰、楚雄向祥云方面前进。龙云对我说:“现在反正追共军已经是追不上的，让他们追去好了。你们(指第四纵队)从这一条道路前进,补给交通都比较容易,可以休整部队。”龙又准许刘建绪部二十八军的一个团进入昆明,表示非常关切。另外,他还拨两个师的单军服给我们更换。对樊嵩甫有什么要求,则一律谢绝,要他直接向蒋介石请求。过去蒋军跟追中央红军长征入滇行程中,龙对任何部队都不准进入昆明城,昆明四周都以云南部队驻守,以防万一。这次龙对我们的部队特予例外的待遇，我们自然也以同样的友好态度对待他们。记得龙云总部的参谋长对我说，要我们部队不要收补云南部队的逃兵，我自然也答应照办了。因为当时我们部队的薪饷,按云南的物价来说，每兵每月至少可节余“中央币”四至五元,云南部队是按新滇币计算,新滇币两元才能合“中央币”一元,自然悬殊颇大。因此,过去可能有许多云南士兵逃走,补入蒋嫡系军。我们对龙云的希望和要求，严格执行,决不收留他们的逃兵。
我们在云南这段时期,蒋介石曾亲自来云南一次,召见了两个纵队司令,每人都送了一万元法币,要我们好好了解云南的地方情况。蒋还坐着飞机在部队行进路的上空盘旋了一会，表示对部队的慰问。当我们部队到达祥云和大理后,就停止前进,对红二方面军的尾追行动，到此告一段落。
一九六三年十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有李觉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