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亚公司的創办和发展
东亚公司的創办人宋棐卿，出身于买办阶級家庭。其先人宋传典是个基督徒,早年得到洋人庫牧师的帮助，制作花边、发网銷售海外，兼营地毯、土产出口,获利甚丰。旋在济南开設德昌洋行，后又在青島設立分行，在烟台、上海設立分庄;并于天津設德昌贸易公司,除经营地毯、土产出口外,还兼进口汽車、呢絨，不数年即成巨富。1922年山东省議会改选时，朱传典不惜以十八万元现大洋的代价,当选为山东省議会議长,从此儼然成为政海聞人。
宋棐卿原肄业北京燕大,中途赴美学商。1927年归国后,即利用济南德昌洋行設厂紡制毛线,但因缺乏经验，誤购粗紗紡机，以致失敗。朱遂遣乃弟宋宇涵赴英专攻毛紡技术,以图待机再起。
1928年济南因受五三惨案影响，百业凋敞，宋乃将德昌洋行营业重心移并于天津德昌贸易公司。不料北伐后，与宋传典因竞选議长积有嫌怨的陈鸞书当了山东省政府工商厅长，遂以宋传典与軍閥张宗昌有勾結的罪名，慫恿政府将济南德昌洋行财产全部查封，并下令通緝宋传典。到了山东省政府主席换了韓复榘之后，经过多方托人設法,财产幸获发还。时宋传典避难沪上,不久即病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声浪中,市場上出現了舶来品严重滞銷、国貨暢銷的局面。宋棐卿便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粗织东亚毛呢紡织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经理。宋并遣素与山东省政府主席韓复榘有往还的赵子貞趋鲁向韓募得股金十万元,連同宋棐卿等人所出的十三万元(其中一部分是以前錯购的粗纺机等抵充)，共凑足二十三万元，作为开办时的資本。
宋棐卿原来准备先办紡部,后办织部，逐步完成一个紡织兼备的毛舫织生产体系，后来因鉴于仁立公司已有织呢設备，不便与爭,遂放弃织呢計划,只筹办紡制毛线工厂。机器是通过怡和洋行由英国訂购的旧货,原料是从澳洲訂购的半成品-毛条，厂房設在旧意租界(今河东区建国道一带),也是暂时租用的。由于算盘打得好,当时并沒有占用很多資金,就把工厂开办起来了。
1932年4月15日，东亚公司的大烟囱第一次冒出了浓烟。先利用从济南运来的粗紡机开始紡制单股粗紗，委托針织厂织成毛衣銷售;同时生产地毯线，并招攬加工洗羊毛等等生意，以維持筹备时期的开支。当年秋季所訂英国机器全部运到，毛条原料大批进厂，即正式生产毛线。当时全厂职工約二百五十人。
东亚所产毛线以双羊抵角作为商标,取名为“抵羊牌”。“抵羊”含有“抵制洋貨”之意,这正迎合当时举国抵洋抗日的群众心理。果然，这个以“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为招牌的抵羊牌毛线，一经問世，即备受国人欢迎。各大商埠的经銷家爭先訂货，当年共产十余万磅毛线,全部售罄，尙感供不应求。为时年余，抵羊牌毛线已成为妇孺皆知,有口皆碑的名牌产品。经銷处也已遍及全国,約达六百余家，全年銷货达七十余万磅。1933年11月间，上海经营进口毛线的洋商故意放出謠营，提称抵羊牌毛线系日货冒充,由日本正金銀行押汇而来,企图打击这个初露鋒芒的国产毛线。宋棐卿于是紧紧拉住中华工商总联会、上海国貨維持会和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等法团为后盾，請出了工商界巨子王文典、周永澤等人作声拨,并聘請上海名律师江庸代表出面,悬赏万元征求反证,结果获胜,抵羊名牌仍是扶搖直上,稳占国内市場。
1934年在天津开张的祥和毛织厂,出产了一种飞艇牌毛线,企图与抵羊牌毛线竞争，又以高薪为餌，拉去了东亚一部分熟练工人。宋棐卿也采取对策,进行反击,如用高薪誘劫祥和的得力銷貨员,出产副牌高射炮牌毛线，砸价甩货,等等。经过一年的鏖战,样和終于不支，遂請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出头調解,签定了城下之盟。到1935年4月,祥和的字号不見了,变成了东亚公司第一分厂。
宋棐卿鲸吞了祥和之后,就积极筹划建立新厂,扩大生产。恰巧这时韓复集部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正想在天津大量购置房产出租,宋乃商得孙之同意,由孙出資建厂,租与东亚,按占款額一分計息。1935年春,购得旧英租界(現和平区云南路)地皮四十余亩,开始动工，至1936年7月15日新厂落成。
新厂落成后,宋棐卿即增购机器,陆续将前紡、后舫、洗染三大工段的設备全部添齐，并增添了毛织部和針织部，出产駝越及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針织品。因之自1936年至1940年間，毛线年产量不断增加,最高时約达一百五十余万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淪陷，东亚以地处租界，尙能苟安一,未遭到战火波及。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因英国限制澳洲羊毛出口,东亚原料缺乏,营业暗淡。宋棐卿乃計划兼织麻袋，并于1940年初夏偕同董事长王雨生、副理陈錫三起程赴沪，准备轉往印度吸收经营麻袋厂的经验和调查麻品供应情况，顺便訂购新制麻袋机器。在沪逗留期間，适阴中国銀行仓庫有一套上海銀行委托怡和洋行处理的英制麻袋机器。他就撇开怡和洋行,直接找了机器的原主上海銀行按原购价将这部机器弄到了手。
当年秋末,紡制麻袋机器运津,开始安装,訂购的印麻也陆续进厂,年終正式出货,命名为“东亚大綠线”。原来抵羊牌毛线的经銷家,有的要求兼銷麻袋,有的要作经紀人,有的干脆改成麻袋庄。那时欧战正酣,印袋进口滞涩,因此东亚麻袋銷路甚暢。随后又利用国产青麻制袋,年产約二百余万条。
1943年間,宋棐卿鉴于日寇对毛、麻原料統制日紧，为了准备万一,便网罗了一批制药技术人材，并购买了一部分現代化的制药机器,以改进西药、提炼中药和制造化学原料为号召，募到股金由一千万到两千万元(伪准备鈔,内有百分之四十的医药股,即大夫、护士、药商等加入的股份),成立东亚化学厂,于1944年9月开工生产西药。产品問世以后,銷路良好,尤以脑得康、克蛔宁、止痛片、咳嗽糖等最受医药界和患者的欢迎。各种产品的平均年产量高达十五万管(盒)。东亚化学厂存在虽然为期不长,但在敌伪时期对东亚公司全面的经济周轉和逃避敌人的经济压榨等方面，均會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当日寇加紧对青麻統制、麻袋生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它的作用就更为突出。
日寇投降后不久，内战全面爆发,形势日益险恶。宋棐卿为了逃避搶购和通货恶性膨服的影响,保存实力,将历年积累的公积金和机器折旧准备金等共值六十九亿余元(約合港币一百五十万元)，以偷梁换柱的方式，向上海、台湾、广州等地发货，高价抛出,变款逃汇香港,以一部分换回原料，另一部分作为基金在香港建立分公司幼制毛线，并于1946年遣其弟东亚副经理宋宇涵去港办理建厂事宜。港厂于当年年終出货,并且打开了銪路。
东亚于1936年首先在天津劝业場对过設立大通新記門市部，主要经售抵羊牌毛线、毛衣等货品，同年又在小白楼及英中街(现解放路)設立了天津毛线社,装璜洋化,专售抵羊牌毛线,专門招徕外国顾主。另在北京設有分公司,办理公司业务联格工作。
远在1932年,东亚即在上海設有分庄，后改为分公司，帮助总经銷家打开毛线銷路,調查毛线行情、市場动态，并于渝陷时期代总公司向内地汇款，存儲发申货品,运轉南方各銷場的货物,负责运轉在申卸船的各項进口原物料和在申采购厂内所需要的机物料。东亚在济南也設有办事处,采购羊毛、青麻。另外貌业务需要，随时在各地設有临时办事处，如到买麻季节，即常在河北胥各庄、文安、胜芳、山东济宁各地設立办事处,以便收购，季节过去，即行撤銷。
东亚于1944年設立了福隆行和新中商行。福隆行专售东亚委托加工的出品，同时并为东亚探听市場动态，帮助东亚轉移产品，按黑市轉銷或交換物資，借以逃避敌伪压榨。新中商行除执行与福隆行同样的任务外,并经銷东亚麻袋、西药各种产品;另外还有一个作用是招收职工投资,代替职工作私人买卖，以防止职工自己去作投机倒把,影响生产。1945年又設立了一个广信行。其业务主要是经营东亚股票，当东亚股票价格有下降趋势时就趁机收购或代客收购，价格上涨即陆续抛出。这样不但可从中得利,并可使东亚股票在市場上活跃起来。东亚在香港設厂后,香港、广东、上海各地人士會有汇款来津购买东亚股票者多起，可見东亚股票在当时市場上之活跃情形了。
东亚公司从成立到解放前,可分为抗战前、抗战中和抗战胜利后三个阶段。在抗战前的創办时期，主要精力集中于利用国货的招牌,迎合大众抵制外货的心理,摒除一切障碍,努力争夺市場，保持产品暢銷,从而打下了江山。在抗战中期，則增設麻袋厂、化学厂,以迂迴的手法逃避敌人的限制和要挾,在保持资金价值不吃亏的原則下,还要乘机捞一把。抗战胜利后,为了逃避搶购和恶性通货膨脹的影响，所采取的措施，要以香港建厂保存实力为最出色。在这三个阶段中,东亚公司虽說受了不少风吹雨打，但总的說来，业务一直是向前发展的。1947年东亚公司建厂十五周年时，把名字改为东亚企业公司,资本从二十三万元(銀币)最后增到三万万元(伪法币,到1954年公私合营时为人民币五百四十万元),股东由二十余人增到一万余人,职工由二百五十余人增到一千余人(1954年公私合营时增到一千八百余人)。产品品种除毛线外，增加了駝絨及針织品类，麻袋、西药、化妆品等。这些事实都可以說明朱棐卿是经营有术的。
二、宋棐卿的经营手段
宋棐卿既继承了其先人的经营经验，又学会了一套西洋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所以在经营技术方面,的确有他的一套独特手段。
利用国貨名义創牌推銷
毛线在当时是个新鲜商品,宋棐卿抓住这个“独門儿”,同时利用“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抵制外货、提倡国貨的心理，高举“抵羊”的国产招牌,并以最快的速度建厂出货,建立了广泛的推銷网。这样,抵羊牌国产毛线便一鸣惊人,二十余年来一直不衰。这不能不說是宋棐卿善于利用时机，经营有术。
广泛招股,結緣各方
东亚募股的原則是“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所以东亚股东人数最多时,达到一万多户,而且逼及全国各地,分布在各个阶层。除个人股以外,很多家庭、团体、工厂、商店、学校、教会等也多有东亚股票。为了拉攏股东,凡是股东较多的地区,公司每年都派員去当地支发息红;对远道股东寄发息紅,則由公司担負汇費。对于一些各界聞人,为了利用他們的社会声望作为号召，总要采取种种方法把他們拉来作为东亚的股东,入股多少,在所不計。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商会会长紀仲石、上海聞人陈立庭、金融界巨子陈光甫等,加入的股份都很少。如果要把这些名人选为董事,而他們的投資不足法定数額时，則由公司临时借給一部股份。
朱棐卿除了把当地金融界中坚拉进来作股东之外，一面通过各方面社会关系,广泛吸收私人存款,供他周轉利用。他吸收存款的特点是利率高,存取方便，种类多，并就近在企业内吸收职工存款。这些方法都收到很大效果，经常存款额高达一百五十万元左右。这样就使东亚摆脫了銀行、銀号的高利盘剝,扩大了营业的幅度。
董事会的巧妙运用
宋棐卿对于董监事的运用，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2年公司开办到天津沦陷止。1932年东亚开办时曾由韩复渠军阀系统的几个头目拿出巨资，才能顺利建厂。为了向他们买好，就把韩嗣燮(韩复果家属)、谷育德(师长谷良民家属)、张慧中(师长孙桐萱家属)等人拉上董事的席位。当东亚公司准备自建厂房的时候,孙桐萱又出资兴建大厦,后来又将当时天津工商界闻人赵真吾选为董事，用意在借以联络天津工商名流,为毛线在华北打开销路。在华南地区,宋棐卿把潮帮人物杜之绅拉人董事会。杜之绅自被选为董事后,不但在华南地区为东亚公司打下江山,而且当宋棐卿建立香港分公司时也出了不少力。王文典是当时全国工商界知名之士，在东亚公司大搞国货反证事件的时候，他曾助过一臂之办,宋棐卿亦敦请他为董事。王雨生是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后裔,久居津门,拥有巨资,在宋棐卿多方拉拢之下，一下就投入五十余万元的巨资。宋棐卿遂于1936年也把王雨生选为董事。此外，还有一些董事监事,如天津海关员司李郁文、山东齐鲁大学校长林济清和中华基督教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崔锡章等人,在增资募股、发展营业等方面也起了不少作用。
整个沦陷时期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董事会的人选变动不大,一来是因为营业无法求得进一步的发展,二来是因为股东会不好召集,改选困难。但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天津英法租界的庇护作用即将消失。宋棐卿便以王雨生投资额大为理由,让他当董事长,因为当时王雨生与日寇有所往来，必要时他可以出面应付日寇,为了便于和私营银行往来通融,宋棐卿把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天津新华银行经理俞君飞都邀来当了东亚的董事。监察人崔宪祥(锡章)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又是宋棐卿的妹丈。他的社会联系很广,虽在日寇统治时期，他仍可以经常出入内地。宋棐卿利用他这个条件，暗地拉撒重庆政府要員,互通消息,准备一旦胜利后好与官場势力联系。
抗战胜利到解放作为第三个阶段。胜利不久,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員”在天津大肆压榨、勒索、搜括,无所不用其极。宋棐卿便把天津市商会会长兼河北省銀行总经理姬奠川(第十一战区司合长官孙連仲的老朋友,与天津市长张廷諤也很莫逆,和天津市法院院长贾艮及检察长陈嗣哲往还甚密，可以說在軍、政、金融各个方面都有办法)抬出作东亚的董事长。这面大旗一竖起,一些小妖小怪便不敢兴风作浪了。其后，他又把司徒雷登的私人顾問傅涇波拉进东亚当了常务董事。其他如张伯苓的儿子张錫羊(天津市公用局局长)、徐世昌之弟徐端甫等人,也都被他网罗进来,以壮声势。宋棐卿之善于运用董事会，由此可見。
通过教会渗入各阶层
朱棐卿出身于基督敎家庭,与教会的关系素极密切。他把公司的公积金按周息六厘生息，再提出开支一部分，統作为所謂“慈善基金”,主要是为了資助教会。据不完全統計，每年这笔支出約达十数万元之譜。資助的对象計有天主教系統的北平、天津、济南、青岛、临清、盆都等地的仁慈堂、孤儿院、医院及学校二十余处,基督教系统数堂十五处,平、津、沪、渝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十余处;另对这些单位的私人資助也很多。象中华基督教会、美以美会、美国驻中国代表人物司徒雷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祥、基督教卫理公会会督王化清、中华基督教天津青年会总干事陈錫三(后任东亚公司副理)、天主教会主教于斌、枢机主教田耕莘等宗教界头目,宋棐卿都把他們引为莫逆朋友。他这样作,目的是利用教会的力量来支援东亚。所以东亚公司历年增资募股,全国各处的教会牧师、青年会干事,都有許多人自动充当他的招募員。公司收集的存款,大部分也是利用教会关系冁轉介紹的。东亚公司的实职推销人员，大部来自教会，而且都是干练的社交人才,对公司营业的发展,帮助极大。特别是上述教会的上层人物,替宋棐卿說上两句好話,就有很大力量。如胜利后,宋棐卿准备出国考察商业，屡請出国护照不准，经于斌一疏通,很快就签发了。胜利后，宋屡遭控告，经司徒雷登向南京說了几句話,也就万事大吉了。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此可以看出朱棐卿拉攏敎会所起的作用。
举办社会事业,爭取“商誉”
宋棐卿除以东亚的慈善基金捐助教会及各慈善团体外，还办了不少社会事业，目的是为了博得“商誉”。
他所办的社会事业,除在本公司内有职工医院、东亚小学外，每到暑期,还利用东亚小学校址，举办暑期义务貧儿学校，专招收贫苦儿童，义务教授各种简单文字和常识,并选成績优良者免費轉入东亚小学，暑期終了还赠与每人玉米面数十斤。此外，1936年起，东亚还对平津各大学的貧苦学生发給一部分奖学金。
1939年洪水袭津,受灾难民无家可归,避难于东亚公司一带者約有五千余戶。东亚每日分发大餅,供給飮水，并聘請医师、护士設立临时施診所,义务为灾民治疗疾病,对病重者送医院治疗。厂内办有灾民收容所,收容逃来之难民。1943年會設立施診所二处，对贫苦患者义务施診，到1946年才結束。东亚办这些社会事业，固然每年要拿出不少錢，但所博得的“商誉”却远远超过有数金錢的价值。
充分利用经销力量
经銷家是工厂和消費者之間的桥梁,产品銷路的好坏,与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固然有关,而更重要的是推銷的能力和方法如何。东亚公司对此一开始就給予了足够的重视。首先，对于国内五大区城总经銷家,都是选擇声誉素著、資金雄厚、具有丰富的推銷经验的,而且一经选定,便很少更换。同时,公司还派有干练的推銷員，具体协助各地办理推銷工作,了解行情和营业动态,随时向公司彙报。这一措施，在产品推銷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抵制洋货,东亚曾采用一种名为“厂商产銷合作合約”的办法,就是在洋貨傾銷的城巿,选擇較有声誉的商店，与之訂立合約，由其預交一部押金,給予利息,按押金所值发貨,不另收貨款,涨落价由公司負責,每月清算一次。这样经銷家旣不担风险，而利潤又厚，自然无不乐为东亚出力。另外,为了使经銷家乐于推銷东亚产品,对各经銷家及其負責人等采取一种名为“经銷家酬劳证”的办法，就是经銷家每銷出二百磅毛线,即发給票面五元的酬劳证一张,年終可按股票計給息紅;每足二十张可換給票面一百元的东亚股票一张,享受股东一切权益。有許多经銷家及其負责人就这样被拉进东亚作了股东,从而把間接的经銷关系变成了患难与共的直接关系。
奥妙的医药股
1943年朱棐卿創办东亚化学厂时，他想出了一条在股金中保留一部分医药股的妙計。办法是把原资本一千万元再增募一倍,但只許原有股东堆投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的权利让出来留給大夫、护士、医药界投资。这样一来,不但各地大夫、护士和医药界的大批资金涌进了东亚公司，而且各城市有許多大夫、护士、药剂师和药房经理，都成为东亚公司的义务“售貨員”了。
几种特殊的宣传方式
东亚的宣传,可以說有三大特殊方式:
第一、传授編织技术:这是一种巧妙的宣传方法。当抵羊牌毛线周世的时候,全国各地毛线編织的衣着品还不普遍，华北、华西、华中地区更甚。特别是一般家庭妇女都不会編织技术，这就影响毛线銷路的推广。东亚公司于創办之初，便建立了編织技术义务传授班，免费招收各阶层妇女进行速成教授。最盛的时候,會組织初高級編织班四班,每期收学員达百余人，三个月为一期，经测验合格者給予证书。据不完全統計,每年約有数百人从編织班毕业，先后办了十几年，培养了一支很有力量的为抵羊牌毛线作义务宣传的队伍。
第二、建立东亚服务部:这个部的工作是以函售为中心，办理范围广泛的服务工作,大至代客买卖，小至索样品或添配毛线数两,无所不包，而且只許賠手续費，不許賺顾客的錢。顾客一经来信,必須进行登記,有問必答,有求必应。服务部并经常把公司产品样本、宣传品等寄給顾客,征求他們的意見。从服务部建立后，服务对象达五、六万人之多。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亦成为东亚公司一支极大的宣传队。
第三、发行《方舟月刊》:抵羊牌毛线是以手工編织为主的，宣传对象自然应以家庭妇女为主。《方舟月刊》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創办的。内容有育儿常识、卫生常识、婚姻問题、夫妇之道、烹.任知识、服装設計等等,此外还配备上一些照片、插图、漫画、奇阳、小說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毛线編织技术的介紹和抵羊牌毛线的广告。訂費低廉,全年不过一元五毛錢，还抵不上印刷费的一半。东亚公司除花去很大的回佣,委托全国各大小城鎭的书局代銷外，还找来十数位推銷員，給予相当的扣佣。不数年，《方舟月刊》銷数每月达一万二千余册,散布全国各处,直接訂戶約七、八千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网。
三 、所謂“科学管理”
宋棐卿是个有“家学渊源”的典型经理人物，既有旧的封建管理经验，又学来一套資本主义的所謂“科学管理”方法,可以說他的管理方式是新旧兼备的。
管理机构和厂規
东亚公司股东会下設董事会,从董事会产生经理处，由经理全权負責经营。副理人数不定，先由经理推荐提名后由董事会通过任命。厂长及总工程师的任用方式均与副理同。以下設文书、会計、进貨、营业、統計、人事、事务、厂务、广告、服务等行政单位。各部門均訂有职责范围、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至于生产方面,也訂有技术操作規程和产量质量标准。
东亚公司訂有厂規,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事考勤、劳动紀律。如迟到、早退、曠工、請假、怠工、嬉戏、斗殴、酗酒、嫖賭、盗窃、損坏公物以及违法乱紀等罰則均有明文規定,违者轻則記过、重则开除。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即开除。根据厂规,又分別訂出各种单行规章制度,如請假規則,物品出門制度、搜腰制度。工人上厕所要用恭签，同一时四只准一定人数去厕所。出入車間用自动記时表打号記时间,严防工人逗留时間过长,影响生产。在厂长的直接領导下,設有人事部和工友人事组,負责工人管理。此外还规定外地职工每月收入不滿百元者,不許接家眷来津，亦不許在津結婚，以免影响生产。
宋棐卿对职工也有一套籠絡的办法,如年終奖金、半年生活补助費、生活津貼、病伤津貼、伤亡撫邱、疾病疗养、发給工衣、婚丧补助、子弟奖学金、职工增股以及职工宿舍、飯团、浴室、医院等福利設施。但是工人享受这些福利待遇，必須以遵守厂規为前提。对宿舍管理很严,必須按时起床按时熄灯，不准晚归，并須经常保持整洁,违者以犯規处理。特別对女工宿舍限制尤严,院門每晚按时上鎖,犹如监所。至于所設医院,則仅有一般設备,工人患有不治之症者,即設法变相辞退。如对肺結核病患者,借口宜于回到家乡疗养,規定一期肺病給予二百元,二期給予四百元,三期給予六百元，把病者推出去。
“东亚精神”
东亚公司大楼的山墙上高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願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几个大字，这就是东亚公司的“厂训”。职工飯堂墙上油繪着中英文对照的八个大字:“軍事紀律、基督精神”。左边悬着公司的主义:①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②使游资游才得到互助合作;③实行劳资互惠;④为一般不民謀幸福。右边是“厂歌”。这些文字，集中地表現了宋棐卿对职工的精神训练的艺术。它們象是一些“能源”,涌流出无穷的“圣水”,渗入职工的脑海。东亚公司还編印了许多刊物、小册、讲义一类的东西，具体聞述了如何工作,如何为人,如何尽責,如何“正确”对待功过,如何看待劳资关系,如何自觉地遵守劳动紀律等等。《东亚銘》是个格言式的单篇幅文件,内容包括了东亚公司的“主义”和作事为人的准则，分别悬挂在各办公室。职工每人一份,规定要挂于各人家中,作为“座右銘”。并規定《东亚銘》必須放在职工案头,经常熟讀,牢記在心。其全文如下:
一、主义:人无高尙之主义，即无生活之意义。事无高尙之主义，即无存在之价值。团体无高尙之主义，即无发展之能力。国家无高尙之主义,即无强盛之道理。
二、公司之主义:我們要实行以生产輔助社会之进步。我們要使游資游才得到互助合作。我們要实行劳資互惠。我們要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
三、作事:人若不作事,生之何签!人若只作自私之事,生之何益!人若不为大众作事,生之何益:人若只为名利作事，生之何益:-若无事作，要我作甚么?若无艰难之事作，要我作甚么?若不服务社会，要我作甚么?若不效忠国家，要我作甚么?
四、为人:能作事者必不怨天尤人。怨天尤人者必不能作事。其人才必不諂上骄下。路上骄下者必非其人才。
五、人格:不忠于己者焉忠于人。不忠于夫妇者焉忠于友。不忠于亲族者焉忠于社会。不忠于家者焉忠于国。公而忘私者我們要师法。先公后私者我們要征集。先私后公者我們要規劝。有私无公者我們要力戒。
六、尽責:事成而又不获罪于人者为理想之人才。
事成不得已而获罪于人者为有用之人才。事不成而仅图不获罪于人者为无用之人。事不成而又获罪于人者为危险之人。
不待命合而自动工作者为中坚分子。等待命令而即工作者为忠实分子。接到命令而懒于工作者为无用分子。有合不作反譏作者为是非分子。
七、功:有功而不以为功者謂之眞功。
有功而以为有功者謂之夸功。无功而以为有功者謂之爭功。
无功而他人之有功者謂之嫉功。
八、过失:从心无过圣賢也。聞过則改君子也。
聞过不改庸人也。開过則怨小人也。
九、耶稣圣訓:不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东亚精神》是一本小册子,《东亚声》是东亚内部的定期刊物，这两个东西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东亚銘》的原則要求而編写的各种文章。例如以劳資互惠为題,說明“劳方就是資方,双方原属一体”;“要想民主,必先自冶”,“享受福利,要牺牲私利”,“金錢报酬不是工作的唯一目的”,“自己作自己的管理人”,“努力胜于天才”,等等。这些文章是对职工进行精神训练的主要材料。每天上班前,由車間管理员負责召集本工段职工,占用約十五分钟的生产时間,进行讲解。另外还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式的聚餐会，每周一次，由经理亲自主持，全体职員必须参加(不定期邀部分工人参加),除了联欢节目之外,宣讀《东亚精神》和经理訓話,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分化有术
为了便于統治职工,宋棐卿把职員和工人各分为三、六、九等，层层节制，互相制約。职員分为高級职員、初级职员和练习生:工人分为里工、外工、年工、月工、日工、学徒工等,“成績优良”者，在一定年限内，可以逐級提升。1943年规定一种赠給职工的“职工特别优待股”,贈股数为日工一股，月工两股，年工三股,初级职員三股,高級职員五股;条件是从股之日起,三年内暫由公司代管,給予股票收据,享受息紅。三年内不犯任何章程者,再正式赠与股票;每犯规一次,代管期限重新算起;解雇者股权取消。宋棐卿为了分化工人，以山东工人为基本队伍,天津、河北工人为一般工人，选一部分老实能干的天津、河北工人与山东工人为里工，其余为外工(山东的工人多半无家属在津，均住于厂内故以里工称之;天津工人当地有家住在厂外,以外工称之;較順从的天津工人,经批准亦有住厂内者,也視为里工)。里工待遇高,厂内重要职位，如保全工、技术工以及基层管理和活轻权大的差事,多半安插里工担任。这就把职工分成核心与外围,使他們内部彼此不服,結成宗派,以便駕馭。
在国民党統治时期,宋棐卿为了便于籠絡一部分职工为心腹，并預防得力职工跳槽离厂,曾仿照反动帮会的作法,秘密成立了一个组织,称为“三友团”，成員均为宋棐卿亲戚、同乡和很少一部分被宋棐卿垂青的所謂老实可靠的天津、河北职工。以宋棐卿为軸心,三人为一盟,結为金兰之好,宋棐卿为当然“老大哥”,盟与盟之周互无联系。成員相見,以右手食指中指叠起为暗号。团員的权利是遇有任何困难，由“老大哥”負責代为解决，不愁吃穿,无失业危险。团員义务是絕对服从“老大哥”的指示,坚守崗位，努力工作,不受他人誘惑,共同办好东亚事业。团員发展到三百多人。
宋棐卿还通过一部分所謂可靠的老职工，采取基督教青年会的办法,分别组织許多职工业余活动的小团体。首先成立“东亚职工青年会”，由宋棐卿担任总干事，按德、智、体、群系统,组织基督敎团契、公教信友协进会、职工夜校、学术研究会、国剧社、劳晶剧.团、合唱团、球队和国术学社等。宋棐卿組织职工业余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分化职工,掌握职工，任其剥削。
四 、各个不同时期的应变手腕
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渝陷，东亚公司虽处在租界，敌伪当局屡屡以調查为名,进行威胁刁难,意图投资合营,攫取权利。宋棐卿便利用任翻譯的日本浪人木厚定光虚与委蛇，并竭力拉籠日商三井、三菱等洋行,訂购它們的羊毛,給以厚利,又与日商正金銀行开戶往来，才获得一时的苟安。不久,欧战风紧,敌軍强征物資、勒令加工之事,急如星火。东亚公司亦在被迫之下,接受一部分麻袋加工任务。
1939年洪水袭津,百业停滞,东亚业务亦受影响。宋棐卿邃与副理陈錫三于当年冬相携南下,轉道进川,经张伯苓之介，會面見到孔祥熙、宋美龄。宋回津后即通过上海租界与重庆政府取得联系，由上海批給外汇换取进口原物料，并由重庆财政部电令上海海关监督总署轉知各地海关对抵羊牌毛线继续予以按国货免征出口稅及轉口税的优待。为了进一步密切与重庆关系，宋棐卿曾与其妹丈崔錫章密商,拟将該会总机构由上海迁重庆,以便与蔣政权直接联系。此事虽然未成,但宋棐卿从此在天津大量资助“抗战人員家属”,暗中帮助敎育界“忠貞”人士等,以向重庆献媚;而对日寇則采取了新的对付办法,如增加股东及职工的物分配，逢假必放,浪费时間，压低产品产量,加大产品成本,等等。在日寇实行产品限价时期,則尽量将产品轉移到经銷家名下，或运往上海租界，再設法轉銷,并設后賬,逃避征稅,暗保资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英法租界全被日寇接收。东亚厂房被日寇視为敌产,加以接管。日寇经常派员查看股东名册,检查服目,百般刁难。在加工任务方面，增加麻袋加工量，增制粗毛纱等軍用品。而对民需生产限額极微,利潤菲薄。在人事方面,派来日人阿山隆介为东亚顾問,駐厂监督营业;派日軍翻譯王則民经常下厂监視。
宋棐卿首先用重資收买王則民，以便与敌軍需司合前川少将挂上鈎,并雇用日人迁原与木元定光配合,奔走华北日寇軍需当局及敌1820部队之間，冀求庇护。此法果然有效。当东亚公司由上海軍禁区运出麻袋机器时,就是賴王則民之力，方得順利运津。当羊毛原料即将中断时期,又借日人之力,取得部分外汇,购进羊毛，維持了毛线生产。
日寇以东亚不能其心合作，怀恨在心，乃于1943年7月19日以行賄皇軍为罪名,突将宋棐卿、陈錫三逮捕,解往北京,羁押在日軍宪兵队，并声言要将暫停不用的毛紡机器拆走，存货充公，目的显然是以宋、陈作质,意欲掠夺东亚財产。经宋贿送了一批产品，机器幸获保留。同年9月2日宋、陈获释返津。
当1944年日寇节节败退之际,“天津战区麻产改进統制会”屡屡通知东亚填报現存产品和原料，以便钠为日軍专用。由于东亚拖延未报,即于当年5月17日以抗拒合作为名,将副理王新三連同会计、文书、营业三个主任蕭宝山、刘文田、赵錫田等一并捕去，每日提訊威吓,百般凌辱。也经贿通天津日本宪兵官佐从中开脱,并按低价给麻产改进会一部分物资，王新三等四人才被放还。
胜利后，国民党于1945年在天津成立了工联会，社会局劳工行政科科长刘畏吾、国民党市党部委员苑宝璜和其爪牙李海、贾如松等人便经常出入东亚，拉攏一部分工人酝酿組织御用的黄色工会，于当年11月15日宣告成立。但是不管是什么颜色的工会，宋棐卿是一律禁止的。这个黄色工会成立后,他一面召集全体职工大会，指責工人沒有良心,不該接受外人挑拨利用，一面慫恿一部分职工另外成立了一个可以由他操纵控制的工会，与市党部的御用工会相对峙。苑宝璜、刘畏吾等为了打击宋棐卿,指使他們的御用工会发动工人向資方提出福利要求,未得結果,以致激成了罢工风潮。苑宝璜假意支持工人罢工,而刘畏吾則受資方重托,企图出卖工人利益。他們这种欺騙工人的两面手法激怒了群众，因而发生了刘畏吾被打事件。在群众斗爭的威力下，資方終于被迫全部接受工人的要求。
每年中秋节,厂方照例要发給工人每人半斤月餅、半斤水果过节。但这年由于恶性通貨膨服,物价一日数涨,工人們提出每人发給面粉二十二斤代替节礼的要求。而厂方于节日前夕竟貼出告白說,每人送节礼法币五千元,仅等于当时半斤月餅的价值。因此节后第一天,全厂工人又举行罢工。天津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警察局的狗腿子通过御用的工会,召集了全体工人开会,他們表示願代向厂方周旋，限期圆滿答复,工人們信以为眞。可是当晚工人来厂上夜班时,不料公司門口軍警密布,厂門紧閉,拒絕工人入厂。工人看穿了这是个驅局,慎而与軍警发生冲突,当場被警备司令部抓去数人。工人群众于深夜齐赴警备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并于翌日全体結队赴市政府請願，但未得要領。資方勾結天津市长张廷諤、九十四軍諜报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孙耕南、警察局分局长某以及市党部朱某,社会局科长楊东田等人，与御用工会紧密勾結,除对工人进行威胁恫吓外，并由市党部、社会局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贴出所謂“党政軍联合布告”,勒合領取节礼,限期复工。全厂工人在高压之下,不得不于农历八月十九日复工。
1945年8月14日,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的“劫收”大員飞降天津,借接收敌产之名,行掠夺人民财产之实。加以东亚所需毛麻原料来源均告中断,且外汇未定,又无从向国外定购，以致生产一落千丈。以后虽有一批所謂“救济物資”,但又均被官僚資本捷足先登,东亚几经交涉,才分得少許,勉强开工。这时美古紳洋行却乘市場缺貨之际,利用粗紡机紡制粗劣熊猫牌毛线以低价与东亚竞争。同时美帝国主义的商品充斥市場，特别是西药比重尤大。因此东亚化学厂所产的西药严重滞銷，不久就停办了。
当初投资东亚并出資建厂租与东亚的韓复榘系师长孙桐萱，于胜利后派员来津向东亚商借巨款，遭朱棐卿拒絕。孙在惱羞之余竟在天津河东旧意租界挂出“中亚企业公司”招牌，故意表示与“东亚”为难,后又以生产促进会名义为借口，进行勒索，以要求清算八年租金和股息紅利,并捏詞控吿宋棐卿是汉奸。宋棐卿鲁一度被拘押，旋被保释在外。
宋棐卿看出苗头不对,遂不惜用金錢通过各种关系,拉攏国民党政府的要員,以求得他們的庇护。孔祥熙、李宗仁、蒋廷黻、谷正纲、翁文灏、孙連仲等人均會被邀来厂参观,天津市党政要人如张廷、杜建时、时子周、陈仙洲、曹强以及中統甘舍棠等人，宋棐卿也都拉上关系。1947年朱复借东亚公司建厂十五周年紀念的机会,广邀党政軍要人及津地各界聞人参加庆典，以张声势。宋棐卿经此一番努力,他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許多图謀不利于他的人，也就銷声匿迹了。孙桐萱虽是一个硬对头，但经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时子周出头排解，也就不再和宋作对了。
1948年8月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收兑黄金白銀，冻结物价，造成了空前大搶购，东亚毛线和毛衣也是搶购物资。匪兵伤员成群結队蜂拥到东亚及門市部强购。公司遂暗地利用外輪将大部分产品分运上海、台湾、广州各地輾轉按私价批銷，总算未吃大亏。当解放軍围攻天津时,国民党軍队借口軍用,向东亚强征青麻二十万斤,麻袋二十万条。经多次交涉,結果征走两万五千条麻袋。国民党政府又以逮捕共产党为名，也向东亚进行敲詐,勒索了不少財物。
天津解放后,东亚全体职工莫不欢欣鼓舞。宋棐卿当时也一度表現积极,願赴香港訂购机器,准备扩大生产。但他去港后，又受到种种反动势力的影响,思想动搖，竟称病不返，香港分公司亦未获收回。后聞宋流落南美,病卒异国。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有楊天受、李敬山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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