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民国元年(1912年)12月到中国銀行(以下简称中行)，第二年9月就离开了,前后不到一年光景。虽然时間很短，而且事隔四十多年,但因为这是我一生经历中一个重要关键,所以我至今还記得很清楚。

我到中行是孙多森(蔭庭)約我去的。孙是清朝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子,曾在北洋做过劝业道，原是袁世凯的旧属,和当时的财政总长周学熙是同乡同寅,并有亲戚关系。那时在上海,孙家办有阜丰面粉厂，我家也办有恒丰紗厂，孙还担任过上海商业会議公所(即上海总商会的前身)的議董和商务总会的第三任协理，我們两人因为企业关系,結识很早。周学熙邀孙去办中行,孙也約了我一同去,先是孙任管理，我任协理,第二年(1913年)中行則例公布,孙任总裁,我任副总裁。我沒有携带家眷,即住在行里。

我們在中行时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唐士行。有关中行的旧卷,常由唐帮同調閱。唐會在大清銀行工作，后調在财政部办事，对于中行内部情形很熟悉。我到中行不久，就率領会計、出納人員到上海、汉口两分行去考察业务。沪行行长是丁道津(雨庄),副行长宋汉章,营业主任胡程薌，一切经营方式仿照錢庄的办法，业务由宋、胡两人在楼下营业問主持办理,只有重要公文才送到楼上請行长核閱。这还是沿用大清銀行的旧例办理,只不过把总办、经理的名义改为行长、副行长罢了。我們认为这些旧办法应当改变,我把同去的吳言欽(延清，后任金城銀行总稽核)留在上海帮同沪行改革会计制度，調整内部办事手续。我又到汉口分行与行长心湛(仙舟)、副行长錢方軾(俊夔)和营业主任史晋生等在一起談談业务，并留了几个人检查帐目和庫存現金。我在汉口只住了一天，就回北京去。

中行实际是由大淸銀行改組成立的。当辛亥革命初起时，各地大清銀行都因为行名关系，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般人不肯将現款存进該行,各地該行負責人也不敢多收存款。中行成立后,形势虽已好轉,但内容还很空虛。我記得我离开中行时,全行营业及发行准备的现金共計不过三百六十万元，远不如交通銀行有交通四政的存款,头寸周轉比較寬舒，因此交行对袁世凯的支持，也較中行为有力一些。

中行开始筹备时,原由吳鼎昌(达詮)任监督,但因与周学熙相处不甚融洽而辞职他就;继任筹备处主任者先为財政部参事項驤(微尘),后为孙多森;另有罗鴻年(雁峰)、卞寿孙(白眉)、錢方軾等人任筹备员。孙到职后,又由財政部增派范磊(季美)为筹备员，并由孙派范和朱筱康两人专程到日本去考察日本銀行的组织、制度，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回国时写有詳細报告，并带来日本銀行規程几十本,提供各筹备員共同研究，据以草拟中行的章则、制度。孙在组织中行总行时,采用营业、出納、国庫、发行、证券、检查、計算、女书八局的制度，就是仿效日本銀行的格局。又以三个月的工夫，参酌各国先例和本国商情，編成中国銀行章程一百二十余条。孙和周学熙对于人事组织，有一套办法。他們主张各省分支行負責人由在政界有相当资望的官僚来担任，副負責人由英美留学生或熟悉銀錢业务的人担任，一般职員主要是吸收北方票号和南方錢业的职員加以新式训练来充当。因此孙在任内办有銀行讲习所，由山西票号和徽州錢业保送有业务经验的职工三十余人到所学习,由范季美、谢霖甫等人担任教员,讲授复式会計原理及制度,后来分派在各分支行,很为得力。中行初成立时，原仅設有天津、上海、汉口三处分行。孙就任后,先后添設山东、河南、长春、营口、山西、揚州、青島、奉天等分支行及西坝、鎭江、大通、正阳等处派出所,并令防各分支行次第经收盐税关税,为经理国庫的准备。鈔票发行方面，也尽量多发一元券，极力設法推行。截至1913年6月中，发行总额已达六百八十四万余元。此外,孙还派員分往江、浙、皖、岡、陝、甘、川、晋等省調查商情，为“推設机关权衡缓急张本”。惟以財政部所拨资本仅有二百余万元而陆续提借已达一百数十万元,以致力量薄弱,种种发展业务的計划,都无以实現。

孙多森和我虽然很想把中行办好,共同做一番事业,但是政治形势的发展,却一再給我們以打击,終于被梁士詒排挤而去。自从1913年3月朱教仁暗杀案发生后,袁世凯已与国民党公开决裂。4月底善后大借款成立，更引起各方面的責难。国会中国民党議員因为反对无效,已有离开北京南下者。財政总长周学熙适当其冲，受到攻击最烈。那时北洋政府的达官显宦，大都住家在天津租界里,每逢例假日,往返于京津之間。周学熙每逢回天津家里去时,不敢在北京东車站公开进出，而改在“水关”(东交民巷到东車站的小缺口)内月台上下車,绕道东交民巷行走。最后周仍不得不于5月間辞职，由袁世凯派总統府秘书长梁士詒署理財政次长，代理部务。梁是交通系首脑,同时担任交通銀行总理,对于中国銀行垂涎已人，就乘此机会排挤孙多森和我出行,一心想把中行拿到手里。辛亥革命时,安徽省第一任临时都督是孙毓筠(邵侯),后由孙让給实力派柏文蔚。袁世凯为了分化长江各都督中的国民党势力,曾通过孙的关系,运动柏倒向北方来。柏表示他自己不便公开拥护袁,但可以下野,让出安徽,可先由袁派亲到安徽,担任民政长。恰好那时孙多森在中行的做法，和袁的意見不合。袁经常向孙表示，他为了对付国民党，軍事方面很紧张，要孙在财政金融方面給他“緩一口气”。孙却是坚持銀行崗位，不肯过分通融。同时，柏文蔚會有一时期在孙家教过书，和孙有宾主之誼。袁遂借此机会把孙从中行調开,外放到安徽去,先任民政长，后兼代都督。听說孙到任接事时,当地革命軍人劍拔弩张,大有刘邦赴鸿門宴的样子。孙到任不久,即由胡万泰率領軍队将孙拘捕扣押,幸由柏出面交涉,将孙亲自护送到南京,才得无事。

当孙已調职尙未离开北京的时候，梁士詒忽然派錢币司长吳乃琛来对我說,政府需款孔亟,要我答应中行按月担负经费四百五十万元,以五个月为期，共計二千二百五十万元。我說，中行实力有限,无从担負如此巨款，請部里另行筹划。吳見我語气坚决，并不与我爭論,即拖我同到北京自来水公司孙的住处去見总裁,孙也很支持我的意見,遂无結果而散。7月間,我忽然看見政府公报登载財政部派公債司长陈威(公孟)代理中行总裁、錢币司长吴乃琛代理中行副总裁的通知,甚为惊訝。因为按照中行則例的規定,总裁、副总裁的任期五年，财政部怎能随便調动?孙多森虽已調职，我却并未辞职,何以要派人代理?陈、吳两人到行,也不向我說明。我也不急于表明态度,先将行李搬出，人到他处居住，听其自然发展。就在我搬出中行的当晚，又由行里轉到总統府秘书厅的通知說:“奉总统面論,各地币制与中国銀行关系密切,派中国銀行副总裁聶其煒前往沪、汉各地考察币制，特此通知。”梁是总统府秘书长,这一通知又說是“奉总統面踰”,我于是才明白这一套把戏，完全是梁在耍弄,其目的无非想把中行拿过去,但我对外依然无所表示。梁終于亲自出而在財政部召見我，他說这次考察是财政部的事,与中行无关,因为我是商人出身，所以派我去,需用旅费多少，可写签呈来傾。我問他,“沪、汉各地,究竟包括有哪一些地方?”他說:长江沿岸各地,如鎭江、南京、下关、燕湖、安庆、大通、九江等地，都包括在内，还有九江附近的湖口，是产米的地方，也要去考察。我当时早已决定辞职不干,也不去理会他說的話,只把原来通知全文抄在签呈,請領旅費,但沒有填明数目。他問我究竟要用多少,我說:“批給我二千元吧。”他如数照批后,我把原呈文給中行营业局长伍少垣代为領取,全部另折存在中行,不动分文。

就在我領取旅費后不久，有一天，我的亲戚福建人卓本愚(卓是我妹婿卓君卫的三哥)宴請海軍总长刘冠雄,找我作陪。席間刘私下对我說,这天內閣会議的消息,李烈鈞已在江西的湖口地方宜布独立，当地业已发生战事。于是我才恍然大悟,梁士詒在談話中提到湖口，原来大有用意。我一直逗留在北京，沒有动身到南边去。等到9月間熊希龄組閣,自兼财政总长，梁士眙不再到财政部,我才正式呈請辞差、辞职，并把所領旅费二千元全部退还。后来湯觉頓(叡)做了中行总裁，曾托黎渊来挽留我。我說，我的辞呈早已批准,决意不再回行了。后由湯从上海中行調来項兰生(藻馨)接我的手,我仍回到上海,去办实业。

附注:聶其煒字管臣,现年八十一岁,湖南衡山人,聶緝槼的第四子，聶其 杰(云台)胞弟,曾于1905-1908年复泰公司租办华新舫织新局时任该局协理,1908-1918年期間任上海恒丰紗厂协理,1912-1913年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有再其炜编写，林汉甫整理，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