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又偷偷把钱塞回来了？”电话那头是母亲熟悉的声音，透着点责备，又带着一丝得意。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着手里刚从车站行李袋里翻出来的红包，里面的钱一分不少，正是我回家时给他们的。
“妈，这钱你们就收着用啊，我还没到家呢，你们怎么又搞这么一出？”我忍不住笑着问，心里却有些无奈。
母亲在那头轻哼了一声：“咱家又不缺钱，你自己用，省点吧。”
我叹了口气，挂了电话，坐在车站的长椅上，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从小到大，我就知道，父母对我一向是舍得的。
可他们对自己，从来都不舍得。
我叫李文清，今年47岁，在省城一家企业做文职，老公在事业单位上班，日子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过得去。
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子，村子不大，叫李家庄，而家里就只有父母两个人守着那几亩地。
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冬天炕上铺的褥子都是补丁摞着补丁。
可穷归穷，父母从来没让我和弟弟饿过肚子。
那时候我学习成绩一般，脑子也不灵光，但偏偏特别喜欢上学。
母亲常说：“这丫头书都念成啥样了，还死犟着不肯回家干活。”
父亲却总是护着我：“孩子喜欢念就让她念吧，说不定以后有出息呢。”
父亲的坚持，让我成了村里为数不多念完高中的女孩。
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一个大专院校，村里人都说我给李家争了光。
可只有我知道，家里为了供我上学，几乎是倾尽了所有。
母亲为了省钱，每次我回家，饭桌上总是最简单的几样菜，可她总能变着花样，把最好吃的塞到我碗里。
而父亲，总是悄悄把大部分地里的粮食拿去卖了，换成我的学费和生活费。
那时候我就暗暗发誓，等我毕业有了工作，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可惜天不遂人愿，我毕业那年，赶上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好找。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硬着头皮给家里写信，说自己找了份不错的工作。
实际上，我在省城的一个小厂里做流水线工人，每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块，连房租都快交不起。
父母隔三差五会给我寄些粮食和菜干过来，生怕我吃不好。
我知道他们也过得紧巴巴的，每次收到东西，心里都酸得不行。
后来，好不容易熬过了那几年，我跳槽到了一家更好的企业，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可父母却依然省吃俭用，连我给他们寄钱都不肯收。
他们总说：“我们吃得少，花得少，攒着钱留给你们用。”
可我知道，他们并不是不需要，而是怕给我添麻烦。
这些年，每次回家，我都想方设法给他们留点钱。
可父母偏偏机灵得很，总能在我走之前把钱偷偷塞回来。
有一次，我把钱藏在灶台后的米袋子里，以为万无一失。
结果刚到家，父亲就打电话过来：“清啊，你藏那点钱，我早发现了，拿回去吧，别浪费。”
后来我每次回家，几乎都变成了一场“斗智斗勇”。
今年春节，我和老公商量着早点回去，顺便再想想办法让父母收下钱。
一路上，我脑子里都是计划。
这次，我决定把钱藏在母亲最不可能去翻的地方——炕头枕头底下。
到家后，母亲照例拉着我问长问短，父亲则忙着在院子里杀鸡，一副根本不在意的样子。
吃年夜饭的时候，母亲突然问：“清啊，今年别想着给我们塞钱了啊。”
我装作没听见，低头吃菜。
谁知道等我初二回到城里，却发现行李箱里多了一个布袋，里面装着的正是我藏的钱。
母亲还在布袋里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藏了，拿回去好好用，家里真的不缺。”
我气得直跺脚，拿起电话拨过去：“妈，你们到底想干嘛？”
母亲笑着说：“你这点小把戏，还真唬不住我们。”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却酸得不行。
过了几天，我越想越不对劲，决定回家问个清楚。
到家时，父母正坐在炕上看电视，母亲一见我回来，惊讶地问：“怎么又回来了？”
我没理她，直接问：“妈，那两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还能怎么来的？你爸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呗。”
父亲在一旁摆摆手：“行了，别瞒着了，清是咱闺女，有啥不能说的？”
原来，这几年，父亲悄悄在镇上做起了小买卖——他用村里的土法酿酒，卖给镇上的商店。
这些钱，都是他一点点攒下来的。
我听得心里五味杂陈，忍不住问：“爸，你身体不好，还折腾这些干啥？”
父亲笑着说：“咱家不能总靠你们年轻人吧，老头子闲着也是闲着，干点活还能活动活动筋骨。”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脑子里全是父亲的话。
第二天一早，我悄悄跑到镇上，把父亲的“酿酒生意”打听了个清楚。
原来父亲的酒一直卖得不错，可他为了省钱，从来没舍得换设备，连酒瓶子都是回收来的。
我一边听一边觉得心疼，回去后，直接告诉父亲：“爸，以后你只管酿酒，其他的交给我。”
父亲愣了半天，突然笑着说：“你这丫头，倒挺会算计你老子。”
春节过后，我回到城里，心里却踏实了不少。
父亲的酒很快通过我联系的渠道卖出了更多，父亲在电话里乐呵呵地说：“清啊，咱家酒卖得不错，我和你妈也算手头宽裕了。”
可我知道，他们的晚年，不该只是忙忙碌碌地为我们攒钱。
他们该有自己的生活。
挂了电话，我对自己说：以后，我一定要让他们真正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