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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或记忆最深刻的往事，我最难忘的人生经历就是下乡插队的那段知青岁月，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时光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是忘不了那里生活的艰苦，二是忘不了那里乡亲们的淳朴热情和善良。

1969年1月下旬，我们石景山区的北京知青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黄龙县，我和七名要好的同学被分派在高家塬后队（二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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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高家塬我们才知道，高家塬是陕北最贫穷的地方，那里丘陵连绵，沟壑纵横，贫瘠的黄土地上光秃秃的，几乎连一棵枯草都看不到。

高家塬虽然贫穷落后，可那里的乡亲们都很热情，都很淳朴很善良，生产队长刘金锁安排我们八名同学住在了队部里的两孔土窑里，让他婆姨帮我们做饭，还安排了队里的光棍老汉高大伯用毛驴帮我们驮水。

听刘队长要让高大伯专门帮我们驮水，我就笑着对刘队长说：“队长，我们自己去挑水就行，不用安排专人为我们驮水，我们能行。”刘队长笑了笑，却没吱声。

高大伯的名字叫高连顺，当年五十一岁，年轻时因为家里穷，也没娶上婆姨，成了光棍。高大伯夜里（晚上）在牲口棚打更，白天牵着毛驴到王家窑去驮水饮牲口，一般一天驮一趟水就够了。知青们来插队，高大伯除了给牲口驮水，还要给我们知青驮水，一天至少要驮两趟水。

刚来到高家塬那两天，我们除了一日三餐要用水，还要洗漱，还要洗头、洗脚、洗袜子，高大伯一天给我们驮一趟水根本就不够用。帮我们做饭的刘大婶（刘队长的婆姨）告诉我们说：“可不敢这样霍霍水哩，咱这吃水金贵着哩。”每次看到刘大婶把刷锅洗碗的泔水都端回家，甚至连我们洗过脸的水也要端回家，我们真是不理解。

第一次跟着高大伯去驮水，我们才明白刘队长为什么要安排专人帮我们知青去驮水。也理解了刘大婶为什么要把刷锅洗碗的泔水端回家了。

原来，每年冬季的枯水期，高家塬大队沟坡下的那两眼水井里就打不上水来了，乡亲们吃水就要到山后的王家窑去挑水。从高家塬到王家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翻山梁，沿着沟崖走，这样能少走一里多路。另一条路要绕过一个山峁，路程五里路，虽然是崎岖的山路，倒也不难走。

年轻后生去挑水，一般都翻山梁，来回一个小时就够了。年龄大一点的社员挑水要绕着山峁走，路程虽然远一点，但道路较为平坦。翻山梁虽然路程近，但坡陡路难行，在沟崖边上走还有危险。

我和王子祥第一次跟着高大伯去驮水，去的时候翻山梁走的近路，回来的时候绕着山峁走的平道。驮水的那头毛驴倒是很听话，不用牵着，它自己驮着两个木桶在前面走，高大伯倒背着胳膊紧跟着后面，打水的井绳和那只铁皮水桶都放在驴背上的木桶里，让毛驴驮着。

翻山梁上坡的路也不算难走，只是到了山梁上，要沿着沟崖边走一段路。那段路倒是挺平坦，就是有点窄，一侧是沟坡，一侧是悬崖，看着有点害怕。走在前面的毛驴路过沟崖时，也是紧贴着沟坡走，生怕掉到泄洪沟里去。

翻过山梁下坡时，感觉就不那么好走了，羊肠小路崎岖不平，有的地方坡度大，行走要格外小心。途中也遇到了两个挑水的年轻后生，他们挑着水也是翻山梁，并没显得有多吃力。

半个小时，我们就到了王家窑村头的水井，水井在泄洪沟的缓坡上，水井不太深，高大伯轻松打上来四桶水，分别倒进驴背上的两个大木桶里。然后又打上半桶水来，再倒进水井一半，高大伯要把水桶里的这些水挎（用胳膊挎着）回家，这些水就是高大伯一天的生活用水。

有了那次跟着高大伯驮水的经历，我们知青再也没浪费过一滴水。

春节过后的一天中午，高大伯去驮水早就该回来了，可他还没回来。我们觉得不对劲，就去找刘队长。正在吃午饭的刘队长赶忙撂下饭碗，和我们分成两路，去找高大伯。

我和刘队长翻山梁走的近道，王子祥和两名男知青绕着山峁走的平道。刚来到山梁上，刘队长就看到了坐在泄洪沟底的高大伯和那头毛驴。刘队长也顾不上危险了，找了一处稍微平缓一点的地方，顺着沟坡就出溜了下去。我犹豫了一下，也顺着沟坡出溜到了沟底。

忍着疼痛，我慢慢来到了高大伯身边。高大伯说不知咋回事，毛驴突然掉下了悬崖，他担心毛驴有个三长两短，就在稍微平缓的沟坡上出溜了下来，结果崴了脚，不敢站立，也不能走路了。那头毛驴倒是没啥大碍，它看高大伯从沟坡上出溜下来，就颠颠地跑到高大伯身边，一直没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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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队长背着高大伯，我牵着驴往回走。毛驴的右后腿好像受伤了，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驴背上的木桶也摔坏了一只。趴在刘队长后背上的高大伯看毛驴受伤了，他很自责，很难受地说：“都是我不好，没牵着毛驴走，让毛驴受伤了，还摔坏了队里的水桶。”

高大伯受伤了，不能帮我们驮水了，我和王子祥就承担起了我们八名知青的吃水问题。大家都知道挑水不容易，都非常节约用水。每天吃过晚饭，我们就聚在一起，商讨如何解决乡亲们的吃水问题。我们也找过刘队长，刘队长说那两眼水井井底都是坚硬的岩石，想深挖一点都不好挖。之前乡亲们也在沟里打了两眼水井，挖到了岩层，也没能挖出水来。

一直到初夏，一场大雨过后，我们高家塬大队的那两眼水井里的水位上升，乡亲们就不用去王家窑挑水了。

那年秋收前的一天，我用队里的毛驴驮着一袋子高粱去公社磨坊磨面，走到半路上，驮在驴背上的那一布袋高粱突然滑落到地上，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把一百斤高粱搬到驴背上去，只能呆在原地干着急。

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路过的一位老乡帮我把一袋子高粱抬上驴背，我才牵着毛驴小心翼翼地去了公社磨坊。那天磨面回来都到了下午两点，我连午饭都没吃上，好几个同学还说我偷懒磨洋工，在外面躲清闲。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清楚。

当时乡亲们磨面没有去公社磨坊的，一是十来里路耽误时间，二是磨面要花钱。乡亲们院子里基本都有石磨，村头还有碾子，推磨就是费点力气，但不用花钱。我们知青磨面可以借队里的毛驴拉磨，只是我们都不愿意罗面，总让乡亲们帮忙，我们也不好意思。要是村子里有火磨（柴油机带动粉碎机），乡亲们磨面该多方便啊，我们磨面也不用跑到公社磨坊去了。

那年秋收结束后，我们几名知青就开始琢磨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乡亲们的吃水问题，一个是乡亲们的磨面问题。

到了初冬，我们高家塬大队的两眼水井又浑浊的不能吃了，最关键的是一次只能打上一两碗水来。无奈，乡亲们又开始去王家窑挑水吃了。高大伯除了给牛牲口棚驮水，有时也起大早帮我们驮一趟水，他说他驮一趟能赶上我们挑两趟水，主要是看我们挑水有点吃力，高大伯说他心疼我们北京娃娃。

那个冬季，除了出工干一点零活，我们的心事都花在寻找水源上了。

离村子一里路远的那个三岔路口，有一棵杜梨树长得很粗大，夏天的时候枝叶也很茂盛，我们觉得那里的地表水应该不会太深，就把想在那里打井的想法告诉了刘队长。刘队长跟大队书记高连生说了一下，高书记也支持在那打井。

说干就干，我们五名男知青和队里的几名后生在刘队长的带领下，历时一个月的时间，果真在那里挖出水来，水井不是很深，水质清澈甘甜，水井虽然距离村子一里路远，可乡亲们吃水方便了很多，高书记表扬了我们后队的插队知青，还重点表扬了我。

能够就近取水了，最高兴的是高大伯，他说他再也不用翻山梁去驮水了，一早晨就能挑好几趟水哩。

后来我们也跟刘队长和高书记提过购买柴油机和粉碎机的事情，高书记说大队里没有钱，乡亲们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办磨坊的想法也就落空了。

1970年冬季，高家塬大队得到了一个征兵名额，大队书记二话没说，直接让我去参加征兵体检。我很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离开高家塬大队前一天，刘大婶（刘队长的婆姨）给我包了纯白面的羊肉饺子，高大伯还买来一瓶烧酒和二斤豆腐。我们在高家塬过的第一个春节，吃的饺子是白面掺了荞麦面包的饺子，乡亲们谁家也舍不得割羊肉包纯白面的饺子吃。为了给我饯行，刘队长把他家准备过年蒸白馍的白面拿出来给我包了纯白面饺子，刘大婶都没舍得吃一个饺子。

说这话绝对不是煽情，当时高家塬的贫穷落后，我都无法描述，就算能描述出来，大家听了也不一定相信。说到吃糠咽菜，大家一定说那是旧社会的事情，可当时我们在陕北插队落户时，不光是看到了乡亲们吃菜团子和糠团子充饥，我们也吃过高粱面掺了胡萝卜缨子（秋季晒干的萝卜缨子）的菜团子。

参军离开高家塬后的第二年，我把积攒下来的三十五元津贴费寄给了刘队长，希望他能挖一孔土窑，他家大女子都十三四岁了，一家人还挤在一孔土窑里。我把省下的一双解放鞋寄给了高大伯，在高家塬插队落户生活了近两年，我没见高大伯穿过一双不露脚趾的鞋。

1973年初冬，王子祥给我写信，他说他们跟高书记商量了一下，想利用冬季农闲，把村里的水井往下挖深一点，村里的水井要是冬季不断水，乡亲们吃水就更方便了。言外之意，就是让我赞助买炸药和钢钎的钱。当时我手头就有十五块钱，我又跟战友借了十块钱，把二十五块钱寄给了王子祥。

第二年春天，王子祥写信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我们后队的那眼水井挖深了一米多，能够满足全大队的乡亲们吃水了。春季那么干旱，水井也没断水。还有一个好消息，高书记想办法购买了柴油机和粉碎机，乡亲们不用推磨磨面了。

在部队服役十多年，我转业回到了北京，被安置到公安系统工作。因为工作忙，一直也没能回陕北看望乡亲们。

到了1993年，我去延安开会学习，学习结束后去了一趟高家塬。可惜的是高大伯已经不在了，高书记也耳聋眼花了不认人了。刘队长的身体还挺好，他说村里那眼水井再也没断过水，就连老杜梨树下的那眼水井，到现在还发挥着作用哩，乡亲们栽种红薯，都在那眼水井里取水。

等我退休后和王子祥再次回到高家塬时，老支书和刘队长都不在了，老婶子（刘队长的老伴）虽然还在世，可她也不认得我和王子祥了，只记得我和王子祥的名字，看到我俩却直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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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每当想起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日子，我心里就很难受。特别是高大伯，我总会想起他帮我们驮水的情景，一想到他，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来。还有老队长和老婶子，当年为我饯行的那顿纯白面饺子的味道，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陈海军老师讲述编写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