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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老知青，可能是年龄大了的缘故，最近总愿意回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下乡插队的那段知青生活经历，总是像放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当年我们九名知青卖猪凑钱给队长娶媳妇的那段往事，我记忆最深刻。

1969年1月下旬，我和同学们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下了火车坐汽车，最终跟着为我们挑行李的老乡来到了革命老区陕北，来到了延长县的高家沟大队，我们西城区的十三名同学被分派在高家沟三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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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沟是典型的两山夹一沟，那里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乡亲们的生活非常困难。我和王阳青借住在了三队副队长高玉河家，和高玉河住在一孔土窑里，睡在一铺土炕上。

高玉河副队家就两口人，他母亲住一孔土窑，高玉河住一孔土窑。高玉河当年二十五岁，还没找上对象，因为这事，高玉河的母亲天天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四十多岁的年龄，头发都白了一半。

高大妈（高玉河的母亲）很和善很热情，只是她的身体不太好，只能勉强在家烧火做饭，从不下地干农活。高玉河家的日子也不富裕，窑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就连炕上的铺盖，也是补丁摞补丁的。

我俩在高玉河家借住，也在他家吃饭。每当吃饭的时候，高大妈就把我俩的饭端到我们居住的窑里来，她娘俩不用饭桌，天天围着锅台吃饭。

一次吃完饭我去高大妈居住的土窑里送碗筷，只见高大妈和高玉河一人手里捧着一个菜团子，一人一碗高粱面糊糊，她娘俩连咸菜都没有。那天我和王阳吃的是玉米面团子，还有半碗洋芋炖酸菜，半碗咸菜。那一刻，我心里很难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高玉河看我心里难受了，就苦笑着说：“咱这穷，口粮不够吃，乡亲们年年农闲时节都要吃糠团子和菜团子，好把粮食省下，留到农忙时节吃。农忙时节苦重，不吃纯粮食，就木（没）有力气干农活。你们北京学生国家给供应口粮，不用为吃粮发愁，这很好嘛。”

以后吃饭的时候，我和王阳就要求都吃一样的饭菜，高大妈不同意，我俩就不吃饭。实在没办法，高大妈她娘俩才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但每次吃饭的时候，高大妈就吃半块团子，她说自己不干活，饭量小，其实她是舍不得吃饱。

后来我们去老乡家里串门，其他老乡家基本也是这种情况，不光是吃菜团子和糠团子，一天还只吃两顿饭。乡亲们去塬上和山沟里打柴，随身带着的也是菜团子和糠团子，饿了就垫巴一口。看乡亲们捧着菜团子吃得那么香，我们心里真说不出是啥滋味。当时陕北农民的贫穷与落后，真得令人难以置信。

过了阴历的正月，陕北的天气逐渐转暖，乡亲们就要为春耕春播做准备了。第一天参加生产劳动，我们是起牛圈，就是把牛圈里的牛粪挑到场院晾晒，还要挑土垫牛圈。一天下来，我们的肩膀都压肿了，累的浑身酸痛，回到住处连饭都不想吃。高大妈就像妈妈一样关心我们，安慰我们，做好饭给我俩端到居住的窑里，还连夜给我俩缝了棉垫肩。高玉河也鼓励我俩说：“刚参加生产劳动都不适应，慢慢就习惯了。”

在后来的生产劳动中，乡亲们都很照顾我们北京知青，高队长分派农活的时候，也是尽量给我们安排轻松的农活，让我们慢慢适应。

春播开始后，我们两名男生和四名女知青跟着高队长拉耧耩地（耩高粱耩谷子），高队长负责架耧，一位有经验的大伯摇耧下种。拉耧的人属于力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不是那么累。架耧的要掌握方向，走直线或根据耕地形状来决定走向，全靠架耧的人掌握。

高家沟三队一共两架耩楼，我们使用那架耩楼是队里新买的耩楼，三条腿，也算是最新款式，是队里的宝贝。每天上工或收工回家，都是高玉河副队长扛着，别人扛着他不放心。队里的另一架耩耧是两条腿的旧耧，那架耩楼是用毛驴拉耧，一位老社员牵着毛驴掌握方向，三队的刘队长负责摇耧。

刘队长六十多岁了，是队里的老把式，也是老队长。因为他年龄大了，所以才让高玉河当了副队长。高玉河是刘队长一手培养的接班人，刘队长说高玉河为人正直脑子灵光，勤劳又善良，还有一把子力气，让他担任副队长最合适。

那天在山后的那片坡地耩完高粱，中午收工回家时，我抢过耩楼扛在了自己肩膀上。天天让队里的副队长扛耩楼，我也觉得不好意思。我扛着耩耧，高副队长有些不放心，他紧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嘱咐我要多加小心。

真是越是小心越出错，就在下沟坡时，我脚下一滑，一下子跌倒滚下了沟坡。我顾不上身上的伤痛，赶紧爬起来去查看那架宝贝耩耧，耩耧左侧的一根耧杆断为了两截，摇耧的扶手也断了一截，这下可把我给吓坏了。

高副队长慌忙出溜下沟坡，看我胳膊肘子磕破了一点皮，没啥大碍，就扛起被我摔坏的耩耧，拿着那半截耧杆，默不作声地往回走。走了几步，他回头告诉我，让我回到村里去赤脚医生家涂抹点红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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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中午，高玉河没回家吃午饭，他扛着耩耧直接去了一队的张木匠家。

午后准备出山劳动时，高玉河扛着耩耧来到了队部，耩耧修好了，换了一根新耧杆，摇耧的扶手也修好了，两侧的耧杆基本看不出差别来。高副队长也没吃午饭，直接就和我们一起去山后耩高粱去了。有了那一次事故，高玉河再也不让旁人扛耧了。

那天吃过晚饭，我听高玉河跟高大妈要一块五毛钱，高大妈问高玉河：“要钱干甚（什么）？”“哦（我）把队里的耩耧摔坏了，去张木匠家换了一根耧杆，花了一块五买钱。”高玉河小声说道。

后来我想把那一块五毛钱还给高副队长，他说啥也不要，还说张木匠压根就没要钱。

春耕春播结束后，队里为我们打了四孔土窑，成立了知青点，我们都搬到新窑里吃住了。我们搬走后，高大妈做了什么好吃的，就给我们送到知青点，有时还给我们送煮鸡蛋。高大妈说，在她心里，我们北京娃娃就像她的孩子，她心疼我们。

那年中秋节前夕，高大妈挎着一筐红枣来到知青点，她说她家打枣了，让我吃枣。高大妈还说，这要过节了，都不要想家，吃了红枣就不想家了。就是因为高大妈这句话，两名女生当场就抹起了眼泪。

之后的日子里，高大妈经常到我们知青点来，谁的衣服破了，她就帮忙缝补，还教给女知青做针线活，教给我们知青蒸枣花馍，教包饺子。在我们知青心中，高大妈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亲。

一晃就是三年，在高玉河副队长的指教下，我们渐渐学会了干各种农活，渐渐适应了陕北农村生活的艰苦，也学会了过日子，我们养了鸡，养了两头猪，还养了一只羊。我不光学会了架耧，还学会了摇耧，刘队长说我以后就是三队的农把式，他让高玉河担任了三队的队长，让我当了副队长。

每年的冬季农闲，高队长都带领我们知青去很远的地方打柴，队里分的秫秸只能够两三个月的烧柴，不去打柴就没办法烧火做饭，陕北农村的烧柴也是个大问题。在高家沟插队落户的几年间，我们可没少烧高队长家的柴火。

记得是1973年春节过后，我们从北京探亲回来去看望高大妈，高大妈吃着我们从北京带来的糕点，特别高兴，一个劲说北京糕点好吃，又香又甜。那天高大妈给我们做了好吃的，留我们在他家吃的晚饭。吃完饭的时候，高大妈突然对我说：“书勤（我叫陈书勤），你看能不能给你玉河哥哥张罗个对象啊，他都快三十了还没娶上婆姨，哦（我）死了也没脸去黄土里见先人呀……”

其实，就算高大妈不说这事，我们也一直在帮高队长物色对象，只是一直没遇上合适的。我们知青点的周桂玲是小学民办教师，她说学校有一名女教师，都二十四了还没对象，她也跟那个教师说过这事，那名女教师却说想找个城里人，所以才拖到这个年龄还没看下对象。

那年快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去赶集，正巧遇上了高家沟的媒婆刘大婶，我们就求她给高队长介绍对象。刘大婶痛快答应了，她说没有她说不成的媒，就䞍好吧。

过了没几天，刘大婶果真来给高队长说媒了，她说的是山后贺家塬的一个寡妇，叫武春英，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娃，武春英的男人三年前在小煤窑上遇难了。起初高队长嫌人家带着一个女娃不太乐意这门亲事，可相亲回来后，他说还行，说武春英长相好，还比自己小四岁。武春英也乐意这门亲事，只是她婆婆提出了一个条件，想改嫁可以，男方必须下聘礼（彩礼）。

高大妈一听武春英的婆家张口要五十块钱外加一百斤小麦，她说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作罢。刘大婶从中周旋，最后五十块钱的彩礼降到了三十块钱，高大妈还是说不行，她说结婚过事情办酒席还要不少钱，她家没有这个能力。

我问高队长：“队长，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你是咋打算的？”“喜欢是喜欢，可我家确实拿不出这些钱来，家里的钱就够买麦子过事情的，那三十块钱的彩礼钱没地方借嘛。”高玉河无奈地说道。

回到知青点，我把高队长家的情况跟大家说了一下，大家都表示一定要帮高队长娶上婆姨。最后，我九名知青（当时已有四人招工进城了）决定凑钱帮高队长度过难关。可大家手里的钱也不多，最终我们把养了大半年的两头猪便宜卖给了大队会计家，卖了三十二块钱，正好凑够了彩礼钱，高队长顺利地和武春英定下了婚事，计划秋后办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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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后，高队长娶了武春英，我们北京知青一人随了两块钱的礼金。后来听说高队长还欠了十块钱的饥荒，我们又把那只羊牵到集市上卖了，替高队长还上了饥荒。因为这事，高大妈在我们面前抹过好几次眼泪，她说我们北京知青是她家的恩人，这个恩情她一辈子都难报答。乡亲们也都夸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说我们帮了高玉河，就等于帮了全村的乡亲们。

1975年秋天，我被推荐到天津读书。离开高家沟那天，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那天一大早，高大妈给我烙了白面饼，煮了鸡蛋，拉着我的手舍不得让我走。高队长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分别的时候，他哽咽着对我说：“你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这个恩情哦（我）记在心里了，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的……”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好多事情我都逐渐淡忘了，唯独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这段知青往事，我还清晰地记在脑海里，乡亲们当年对我们北京知青的关爱和照顾，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陈书勤老师深情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