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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当年一起到云南滇西支边的成都知青有上万人，但和当地傣族姑娘结婚的却寥寥无几，我却成了这寥寥无几中的其中之一。当年我和傣族姑娘恋爱时，同学们都反对，我父母也不支持，可最终大家都很羡慕我，就连我父母都说我的婆娘贤惠又勤劳，我能找一个这么好的老婆，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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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的傣族婆娘真的不错，她最大的优点不光是漂亮，而是勤劳、贤惠和善良。有关我和我婆娘的情感生活经历，还要从我去云南支援边疆建设当知青说起。

1971年春天，刚过完春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派来的工作组就进驻到了我们学校，在工作组人员和老师的宣传动员下，我们高中部的十几名同学都踊跃报名，都要求去美丽的滇西支援边疆建设。还没征得父母的允准，我们就从家里偷出户口薄，把户口迁往了云南省潞西县。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潞西在什么地方，只听说那里风景如画，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物资非常丰富，还听说那里的傣族姑娘个个都像仙女一样漂亮。最主要的是去那里能挣工资，吃食堂住宿舍，还是兵团建制。

永远忘不了1971年的春天，就是在那个春光明媚、春意盎然的阳春三月，我和同学们胸戴大红花，在亲人们和学校老师的欢送下，来到了火车站，坐上了成都开往云南的火车。那天是3月23日下午3点，随着汽笛一声长鸣，顿时车厢里和站台上哽咽声连成了一片，长到十八岁，我那是第一次看到坚强的父亲流眼泪。

历时三十多个小时，我们乘坐的专列才抵达云南广通火车站，在广通做了短暂的休整，我们又乘坐解放牌拖挂大卡车，前面的车厢坐人，后面的拖车里装行李，浩浩荡荡的车队沿着滇缅公路，继续一路前行。

经楚雄，过保山，历时七天七夜，最终来到了潞西县遮放农场。当时的遮放农场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几十名成都知青被分在了三师十二团的下属连队，我们连队的营房距离滇缅公路很近，附近还有几座傣族村寨。最可惜的是我没能和我们班要好的几名同学分在一起，他们去了农场分部。

来到目的地以后我们才发现，潞西农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宣传的那么好，一排排草棚是我们的宿舍，宿舍周边没看到香蕉，也没见到菠萝。说我们是兵团战士，我们没有抢，每人只发了一把砍刀，一把镢头和一把铁锹，这些劳动工具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平整土地，刨挖树坑，准备栽种橡胶树，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出力流汗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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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们不是正规军，可我们连队的纪律严明，军训早操一样都不少。因为我是高中生（只读了一年多高中），排长让我担任了三排二班的班长，我的职责就是带领大家积极参加生产劳动，首先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半年后，我们才看到了大片的香蕉和甘蔗林，也看到了菠萝和花生，就是因为偷了傣族村寨社里的甘蔗，我被排长狠狠批评了一顿，差点没撤了我的班长职务。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兵团的纪律那是相当严格的，弄不好就会受处分。

一晃就到了1974年的秋天，上级撤销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我们连队都划归到了地方国营农场管理，我们成了农场工人（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农场工人），纪律也不那么严格了，就算到老乡家偷几个鸡蛋摘几个木瓜，我们队长也只是批评几句而已，再也没有写检讨和受处分一说了。

因为当时农场的生活比较枯燥，我们只有星期天的时间才能到傣族村寨逛逛或到公社驻地购买一些生活用品，除此之外，对我们诱惑最大的就是看露天电影。

那个年代的娱乐项目特别少，我们农场一个月最多也就是能看两场露天电影。有时我们农场附近的村寨也播放露天电影，一般也是一个月一到两次。只要听到有放电影的消息，哪怕距离我们农场十几里路远，我们吃过晚饭也要几个人结伴去村寨看电影。哪怕是看过的电影，我们也是乐此不疲。

记得是1975年的夏天，那天是星期天，我们提前就得知莽佤村寨放露天电影。那天我们在遮放公社吃了午饭，在供销社买了生活用品，就搭乘路过的拖拉机往回返。来到通往莽佤村寨的路口，我们三个人跳下拖拉机，直奔莽佤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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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莽佤村寨村口时，太阳还老高，村口那棵大青树下就扯上了放电影的幕布，幕布前已摆放好了好多竹凳和长条凳，提前来占位子了多是一些儿童，也有少男少女，但不多。我们三个人转来转去，也没找到合适的地方。

就在这时，一位十六七岁的傣族姑娘笑着对我说：“你们是农场的比宰（哥哥）吧，我的凳子你们坐吧……”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个姑娘，那个姑娘长得白白净净的，穿一身干净的衣服，打着赤脚，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很撩人。我忙笑着说：“谢谢，我们三个人呢。”“三个人能坐下。”那个姑娘用生硬的汉语笑着回答道。

李成斌同学看我唯唯诺诺的样子，他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冲那个姑娘说了一声谢谢，转身坐在了长凳的一头。王建国看李成斌坐下了，就对我说：“刘伟军，人家好心，就别推让了。”王建国说完，紧挨着李成斌坐下了。我对那个姑娘说了一声谢谢，就靠着刘伟军坐在了凳子上，我边上还能坐下一个人。那个姑娘却站在那里，没坐在身边。

电影开演前，我们仨就扯闲谈，有时那个姑娘也搭话，她问我：“你几岁？你的名字叫刘伟军？”那位姑娘说汉语虽然很生硬，主谓语还颠倒着说，但她的话我能听懂，就笑着回答：“我叫刘伟军，二十二岁，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玉罗，十七岁。”那个姑娘笑着回答说。

我一边和李成斌、王建国闲扯，一边时不时地偷看一眼玉罗姑娘，玉罗姑娘长得确实漂亮，越看越好看，越看越想看。长到二十二岁，我那是第一次对一个陌生姑娘有了脸红心跳的感觉。

电影开演的时候，玉罗姑娘靠着我坐在了板凳上，我感觉到了她的体温，闻到了她的体香，似乎也听到了她的心跳和呼吸声。那天的电影我只记住了电影的名字，电影的内容我没看明白，就连电影里的主人翁，我都叫不出名字。

很快，电影就结束了，我们谢过玉罗姑娘，依依不舍地和她道别。

从那天起，我满脑子里都是玉罗姑娘的影子，一闭上眼睛，玉罗的容貌就会闪现在我的眼前，就连做梦，我都会梦到玉罗。李成斌看我天天魂不守舍的样子，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刘伟军，你是不是得了相思病？你一定是喜欢上了那个傣族小妞。”

好不容易熬到了星期天，我借了队里的自行车，直奔莽佤村寨，没费任何周折，就打听到了玉罗姑娘的家。那天她正在院子里切猪草准备喂猪，她妈在准备做午饭。我找她的理由，就是求她帮忙买鸡蛋。

玉罗很热情，把她家的十几个鸡蛋卖给我，又帮我到老乡家买了二十个鸡蛋，还要留我在她家吃午饭。我借故说还有事，把两条肥皂送给她，就骑上自行车匆匆离开了，玉罗姑娘一直送我到村头。

后来我又找玉罗姑娘买鸡蛋，买蔬菜，买木瓜，还买过几只鸡。我们队的同学和工友都借了我的光，白吃了好几回煮鸡蛋，我买的那几只鸡也为工友改善了伙食，大家都说希望免费的午餐经常有。

就这样，我和玉罗姑娘相爱了，玉罗姑娘的父母也答应让我做他们家的女婿。

1977年秋后，在父母和同学们的强烈反对下，我和玉罗姑娘举行了婚礼，一个成都支边青年，成了傣族家的女婿。

婚后的生活幸福又甜蜜，玉罗和我岳母对我特别好，从不让我干家务活，更不让我洗衣服，好吃的东西也都省给我吃，我就像他家的公子哥，真是享受到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福生活。

第二年夏天，我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德宏州师专，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我离开农场到县城读书时，玉罗拉着我的手问我：“你走了还回来吗？我怀上了咱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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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5年，玉罗也享受了知青家属待遇，她被招工到县城汽车站工作，我俩都生活在县城，我们的女儿跟着姥爷姥姥生活。孩子上初中的时候，才到县城和我们一起生活。

我父母退休后，来到潞西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七年，玉罗对我父母特别孝顺，从不惹我父母生气，她在我父母面前，就像佣人一样谦恭卑微，我父母都特别喜欢玉罗。后来因为我姨妈生病，我母亲不放心我姨妈，她硬是缠着我父亲一起回到了成都。我父母回成都的时候，玉罗满脸泪水，拉着我母亲的手不让走。

目前，我们还生活在潞西（芒市），有时也到昆明女儿家住一段时间，和省城相比，我们更喜欢潞西。特别是潞西冬季的气候，更适应我们老年人生活。

这就是我的知青往事，这就是我的情感生活经历，这就是我和我的傣族婆娘的幸福婚姻生活，你羡慕吗？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刘伟军老师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