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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悲情的故事，也是一段难以回首的知青往事。王思诚师傅讲述这段知青往事时，他的眼睛里始终闪动着泪花，他说当年在西双版纳当知青，他做了一件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的糊涂事，这件事成了他夫妻俩一生都无法抚平的伤痛和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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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王思诚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是1969年夏天乘坐列车离开北京的，当时同行的有他们本校的同学，也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大家的年龄都在十六七岁上下，也有高中毕业的学生，但不多。

火车到达昆明后，王思诚他们在昆明休整了一下，第二天又乘坐大卡车继续前行，最终来到了美丽的西双版纳，来到了云南边陲，他们成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更确切地说，他们应该是农场工人，他们始终认为自己的身份就是知青。

王思诚被分在了橄榄坝农场的一个分场，他们属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大家虽然是兵团战士的身份，但他们的任务就是砍坝垦荒栽种橡胶树，他们所谓的武器（劳动工具）就是砍刀、铁锹和镐头。

和王思诚分在同一个连队（分场小队）的有十五中的同学，也有五中和其他中学的学生，因为都是来自北京的知青，大家很快就熟悉起来了。

当时连队的生活非常艰苦，住的是简易的草棚，睡的是架子床，是用鲜竹子和木头搭建的，睡在上面潮乎乎的，很不舒服。伙食还可以，能吃饱，一个月能吃一次肉。最苦最累的就是上山砍坝垦荒刨挖树穴，一天下来，累的肩膀酸痛，手上也磨起了水泡。

因为是兵团，纪律很严格，上工不能迟到，收工前不能早退，劳动中不能偷懒。还有一条口头规定，不提倡男女知青过早谈恋爱，以免影响生产进度。

这样艰苦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4年秋天，上级撤销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原有的兵团战士都划归到地方国营农场，成了名正言顺的农场工人。

划归地方国营农场以后，王思诚他们连队的知青有的上调到场部工作，也有上调到县里工作的，还有一名男知青成了农场小学的老师。王思诚却被调到分场当了一名宣传员，负责写板报，也写广播稿（有线广播），还兼做内勤工作。他的同学刘喜梅也上调到分场食堂，和三名妇女一起为职工烧菜烧饭，当上了炊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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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梅是初中生，原本和王思诚不是同校同学，到西双版纳后她和王思诚分在了一个连队，两个人也就渐渐熟悉起来了。因为刘喜梅长得漂亮，她自然就成了男知青心目中的女神。王思诚个头高，还是高中生，刘喜梅对王思诚的印象最好。只是当时连队不允许过早谈恋爱，刘喜梅也不便向王思诚表达心声。

取消了兵团建制，农场不但不再限制知青谈恋爱，还鼓励知青们自由恋爱，目的就是解除知青们的后顾之忧，让大家都安心扎根边疆，死心塌地为祖国的橡胶产业出力流汗。

自从上调到分场食堂工作后，每天吃过晚饭，刘喜梅就去找王思诚，两个人一起散步，一起聊天，她俩还打算一起结伴回北京探亲过年。渐渐地，两颗年轻的心就擦出了爱的火花，他俩都有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

二十三四岁的男女，正是青春骚动、荷尔蒙沸腾的的年龄，天天朝夕相处，难免会有春心萌动的感觉。情欲难耐，王思诚和刘喜梅偷尝了禁果。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就这样，王思诚和刘喜梅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两个人格外注意，刘喜梅还是意外怀孕了。

1976年秋天，李喜梅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虽然没显怀，可她明显胖了。工友都和她开玩笑，说还是当炊事员好，不用顶风冒雨出工劳动，还能吃的红光满面，白白胖胖。

发现自己怀孕后，李喜梅很紧张很害怕，王思诚也害怕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等他俩决定去打胎的时候，已经晚了，孩子太大了。他俩也有过领结婚证的想法，可又怕别人说奉子成婚，两个人一时没了主意。

预产期正好在春节前后，刘喜梅说要不就借春节回家探亲的机会，把孩子生下来，让父母给抚养。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王思诚也只好同意了刘喜梅的这个建议。因为双方父母都知道了他俩恋爱的事情，双方父母也都同意他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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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腊月初二的傍晚，刘喜梅突然感觉肚子疼，她感觉可能要生了，就捂着肚子去找王思诚。王思诚和分场的副场长李玉良关系最好，李副场长的爱人姓张，是分场卫生所的卫生员（医生），有接生经验，王思诚就搀扶着刘喜梅去李副场长家求助。

李副场长夫妻俩都很善良，也很热情，他夫妻俩也都知道刘喜梅怀孕的事情。看刘喜梅双手捂着肚子痛不欲生的样子，李副场长的爱人赶紧和王思诚一起搀着刘喜梅一起来到卫生所，给刘喜梅做了检查，刘喜梅马上就要临盆了。张医生赶紧做准备，准备为刘喜梅接生。

半夜的时候，刘喜梅顺利生下一个女婴，母女平安。看看嗷嗷待哺的婴儿，王思诚说不出是喜还是忧，未婚生孩子，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呀。

第二天一早，王思诚就到场部请了假探亲假，他说母亲有病，想和刘喜梅提前几天回北京探亲，春节过后提前回来几天，分场场部领导没有为难王思聪，当即批准了他俩的探亲假。

在李副场长和张医生的帮助下，刘喜梅暂时借住在农场附近一个傣族村寨的傣族老乡家。几天后，王思诚和刘喜梅作出一个无奈的决定，他俩决定把孩子送人。就是这个不负责任的决定，让王思诚和刘喜梅内疚自责了几十年。

腊月二十六那天上午（好像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六，记不太清楚了），张医生领来了一对中年夫妻，他夫妻俩好像是湖南人，据说结婚快二十年了，一直没生育，早就打算领养一个孩子，只是没遇上合适的。

看这夫妻俩都很淳朴，也很随和，王思诚和刘喜梅就同意这夫妻俩把孩子抱走。但那夫妻俩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以后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许再认这个孩子，更不能来要这个孩子。王思诚和刘喜梅答应了人家的要求，也没问人家的姓名和住址。

那夫妻俩放下一百二十块钱，抱着孩子就走了。刘喜梅哭着追出去，把钱还给了那夫妻俩，王思诚还把自己兜里仅有的二十二块钱塞给了抱孩子的那个妇女。

转眼就到了1979年春天，就在王思诚和刘喜梅准备领取结婚证的时候，知青回城的消息就如三月春风，吹遍了西双版纳的各个角落，他俩就在第一时间办理了回城手续，于1979年4月初回到了北京。

当年初冬，刘喜梅和王思诚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的生活就如一杯白开水，虽然平淡无味，但两个人倒也和睦共处，互谅互让，从没有过争吵。只是一想到被遗弃在西双版纳的亲骨肉，他俩的心就如刀割一样疼痛。

1989年秋天，刘喜梅总算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王云南，有对云南思念怀念之意，也有对他俩知青岁月的怀念之情，或许还有对那个遗弃在西双版纳的亲生骨肉的愧疚和思念吧。

自从生下了王云南，刘喜梅经常以泪洗面，她总会想起被遗弃在西双版纳的那个女儿，要是女儿还在身边，也到了上中学的年龄。

王思诚也很思念那个孩子，毕竟那是他们的亲骨肉。

几年后的一个除夕，王思诚喝了不少酒，酒后他突然坐在地上呜呜痛哭起来。他父母问他为啥哭，王思诚才对父母说出了把女儿送人的实情。

听了儿子的讲述，王思诚的父亲一个耳光打在王思诚的脸上，厉声说道：“你个混账东西，自己的骨血就是自己的生命，无论再难，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把自己的亲骨肉送人啊！你赶紧回云南，就算把房子卖了，也要把我孙女给我找回来。”

1997年冬季，王思诚带着父母的全部积蓄，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西双版纳才知道，张医生患重病去上海看病去了，具体什么时间能回来，谁也说不清楚。在西双版纳待了两天，王思诚沮丧地回到了北京。

两年后再次回到西双版纳，李副场长夫妻俩都离开了农场，据说去了昆明女儿家，谁也联系不上。王思诚在农场没打听到任何有关女儿的信息，他只好默默回到了北京。王思诚的父母知道很难找回自己的孙女了，后来也就没再逼着王思诚回西双版纳寻找被遗弃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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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这么久，王思诚和刘喜梅一直都没忘记被遗弃在西双版纳的亲生女儿，他夫妻俩在西双版纳做过电视节目寻亲，也在报纸上刊登过寻亲启事 ，可惜都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后来倒是得到了李副场长夫妻俩的消息，只是他夫妻俩都不在人世了。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被遗弃在西双版纳的亲骨肉，成了王思诚夫妻俩一辈子都难以抚平的伤痛。

讲述完自己的痛苦经历，王思诚先生呜呜痛哭，哭得很难过，哭得很痛苦，他说好后悔，后悔当初不该把亲生女儿送人。可惜的是世上什么都有卖的，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王思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