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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青岛人，曾在平度县下乡插队生活了四年多，我的知青生涯虽然很短暂，可那段知青岁月却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特别是第二故乡那位叫刘根生的大哥哥，我至今还很想念他。

昨天翻看老照片，无意中看到了当年下乡插队时和同学们的合影，当年下乡插队的情景又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是1969年春天到平度县插队落户的，当时我们十五中的十二名同学被分派在平度县的许家屯二队，二队的崔队长让我们分散开临时借住在老乡家。我和杨静还有张秋芳三个女生住在了社员徐立生大叔家的一间半厢房里，那一间半厢房还算宽敞，里屋是卧室，外边的半间房子里有锅灶，能做饭。

许家屯地处胶莱河沿岸，那里地势平坦，涝灾频发导致部分耕地盐碱化，粮食产量受天气影响，旱涝不均，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丰收一年，能吃三年。要是赶上连续三年的旱涝天气，乡亲们的吃饭都是问题。

我们来到许家屯时，正好赶上了春耕春播的农忙时节，大家安顿好了吃住的地方，没顾上休息，就都投入到忙碌又繁重的春耕春播生产中去了。

春耕之前要把堆放在牛棚和场院里的土杂肥运送到地里去，耕地时把土杂肥翻到土壤下面作底肥，才能更好地发挥肥效。当时通往田间地头的基本都是羊肠小路，架子车派不上用场，最实用的运输工具就是独轮车。独轮车两侧的荆条筐能装四五百斤土杂肥，社员用独轮车推粪，一车能赶上我们六七名知青挑一趟粪的总和。可我们都不会推独轮车，只能用肩膀挑，肩膀压得又红又肿，效率却很低。

队里的记工员姓刘，叫刘根生。别看刘根生年龄不大，可他推独轮车绝对有水平，推着满满两筐土杂肥一溜小跑，根本就不费劲。还有两名年轻的女社员，推独轮车也很有水平，松软的土地上，车轮轧出一道很深的车辙，他们照样能推车前行，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每次看到我们女知青，刘根生都会笑着和我们打招呼，渐渐地我就和他熟悉了。那天收工回家，看他推着空车走在我前面，我就笑着对他说：“刘根生，我想跟你学推独轮车。”“这还用学吗，咱这三岁的小孩都会推。”刘根生说着，就让我推车，他帮我挑着空筐跟在我后面。

看别人推车挺容易，我推车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总感觉车子往一边倒，还不走直线。我请教刘根生，让他告诉我推车的要领。他却笑着说：“这哪有什么要领，你多推几次，慢慢就熟练了。”

那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推独轮车，从地里推回村子，一路上倒了四五次，但我感觉慢慢就找到了规律，跟骑自行车差不多，全凭感觉掌握平衡。

学着推了几天空车，我觉得自己进步很快，也基本掌握了推车的要领。那天往地里挑粪，途中我碰上了推粪的刘根生，就让他帮我挑粪，我想推重载的车子试试。刘根生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他挑起我的两筐粪就走，我在后面推着两大筐土杂肥刚往前走了几步，独轮车就歪倒了，两筐土杂肥基本都撒在了路上。

听到我的惊叫声，刘根生放下担子跑了回来，用力扶正独轮车，蹲在地上就用手往筐里捧撒在路面上的土杂肥。我也想用手捧土杂肥，刘根生笑着说：“这又脏又臭的，哪是你们城里人干的活，你快去挑你筐吧，我自己来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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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次推倒了独轮车，我挺不好意思的，总觉得对不住刘根生，第二天我送给他一条肥皂（老乡们叫胰子）。就这样，我慢慢对刘根生加深了了解，原来他比我大半岁，初中文化，大队书记是他二舅。

知道了刘根生的年龄，我再也没喊过他的名字，每次都很礼貌地叫他根生哥。他说叫名字就行，人的名字就是让人叫的。

麦收是比较苦累的农活，主要是麦收时要赶时间，再加上中午天气炎热，别说我们知青难以承受那种苦累，常年参加生产劳动的乡亲们也说都割麦子最累人，要不咋有“挖河、打堤，割麦子、脱土坯”这四大累的谚语呢。

当时割麦子是有分工的，男社员一人一次割四垄麦子，女社员和我们知青一人割三垄麦子，谁先割到地头谁先休息，等同于小包干。我们没有割麦子的经验，社员们都割到了地头，我们几名女知青还没割到一半。就在我望着长长的麦垄发愁时，猛然看到根生哥从我对面割了过来，我心里很感动很温暖，也有了信心。

那个麦收，根生哥帮了我很多次，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我都担心我会被累病。后来锄地、秋收，只要是小包工，根生哥都会来帮助我。有了他的帮助，我少吃了很多苦头，我从心里感激根生哥。我们青岛来的知青都得到了乡亲们的帮助，特别是我们几名女知青，热情帮助我们的基本都是队里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好像很喜欢我们城里来的女知青。

秋收结束以后，又到了冬季农闲。那年冬季农闲，我们许家屯大队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为了彻底改善旱涝灾害，崔队长决定在村南的耕地上开挖一条排涝渠，再修建一条引水灌溉渠，修好了这两条渠，就不怕旱涝灾害了，天气旱了就引水灌溉，雨水多了也能及时排涝。

说干就干，队里成立了青年突击队，突击队的年轻社员和我们知青去三合山推石头，其他社员留下来挖沟垒渠，平整土地。差不多是全队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场面十分壮观。

三合山采石场距离我们生产队八九里路远，道路都是砂石土路，有上坡也有下坡，一车石头至少也有六七百斤重，一个人推着一车石头确实有些吃力。要是起早贪晚，一辆独轮车一天能推两趟，不紧不慢的话，一天也就能推一趟。

为了加快进度，崔队长让两人为一组，每组一名男青年一名女青年，男青年推车，女青年拉车，每辆车一天必须完成两趟的任务。当时全生产队一共十八辆独轮车，男知青也是人手一辆独轮车，都是自由组合，我和根生哥拉一辆车，队里的年轻姑娘都和男知青组合在一起，小伙子就找他们心仪的女知青自由结合。

清晨刚亮天，我们就吃完早饭出发了，上午十一点前能赶回来。吃过午饭，也顾不上休息，我们又出发了，黑天前正好赶回来。要说不累吧，那是假的。要说特别累吧，也没感觉到。青年男女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也就不感觉那么累了。

每次推着空车去三合山的时候，平道上根生哥就让我坐在车上，他推着我。有时我也推着他，但很少。有一次我推着根生哥，走了不远，他就要下来推我，我想让他多坐一会，就推着独轮车跑。因为跑得有点急，车轮轧到了一块石头上，我没把握好方向，直接就把根生哥推到了路边的壕沟里，车襻也把我带进了壕沟里。

等我把压在独轮车下面的根生哥拉起来时，才发现他额头上划破了一道口子，血流不止。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掏出衣兜里的手绢让根生哥捂着伤口，我们就往三合卫生院赶去。

到了卫生院，医生为根生哥处置了伤口，敷上了药，用一块纱布缠在了他头上。三毛钱的包扎处置费和药费是我付的，回到家根生哥硬是还给了我。队长问他是咋弄的，他说自己被一块石头绊倒磕破了头，没说是我把他推到了壕沟里。

那个冬季，根生哥一天也没歇工，带着伤还天天坚持去推石头，每一次都是数我俩推的石头最多。那个冬季，我们生产队完成了引水渠总长度三分之一还多的进度，排涝沟也挖好了总长度的三分之一，还平整好了五亩低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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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就到了1973年春天，我们来到许家屯大队已经四年了。经过了四年的劳动锻炼，我们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学会了推独轮车，身体也强壮了。经过了四个冬季农闲的大会战，我们生产队圆满完成了引水渠和排涝沟水利工程建设，平整了几十亩农田，垫高了十几亩低洼地，还修建了一条机耕路。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还搞起了高产棉试验田。公社知青办还表扬了我们，说我们青岛知青为许家屯的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生产做出了突出贡献。

经过了四年的朝夕相处，我们青岛知青也和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我们突击队推石头的男女组合，有两名女知青（杨静和张秋芳）和当地青年确定了恋爱关系，一名男知青也和一个农村姑娘谈起了恋爱。我对根生哥也很依恋，我也能明显看出他喜欢我，他还带着我到他家吃过两顿饭，他的父母和小妹也很喜欢我。

有一次根生哥问我：“王莹，你是咋打算的？你能在咱许家屯扎根一辈子吗？我二妗子说要给我介绍对象，我……”听了根生哥的话，我心里怦怦乱跳。说句心里话，根生哥是个好青年，我很喜欢他，可当时已有好几个知青招工回城了，我心里也很矛盾，我有心扎根农村一辈子，可我爸妈却天天盼着我能早一天回城。

根生哥看我犹豫不决，他没有再说别的，还说我要是想回城，他就去找他二舅，让他二舅帮我留一个招工名额。

过了没几天，我就听说根生哥去邻村相亲了，结果人家那个姑娘没看上根生哥，嫌他额头上有一个伤疤。那个伤疤就是我那次把根生哥推到壕沟里留下的，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我已拿定了主意，根生哥实在不好找对象的话，我就嫁给他，绝对不能让他打光棍。

那年夏天，许家屯大队得到两个招工名额，是去青岛国棉厂工作。第一时间，根生哥就来告诉我，他说他二舅答应了，答应给我一个招工指标，让我回青岛。当时我心里既感动又纠结，就问根生哥：“我走了你咋办？”“你放心走吧，我二妗子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这回应该差不多，快的话这两天就能换手绢（当地定亲的一种仪式）。”

我离开许家屯那天，根生哥正好去侯家庄换手绢去了，我没能和他辞别，他也没能送我去车站。不辞而别，我心里挺难受的。

回到青岛，我到国棉厂当了一名纺纱工人。

一年后，我得到了根生哥结婚的消息，第一时间我赶回了许家屯，参加了根生哥的婚礼，给他送了一份厚礼。根生嫂子长相虽然不算好看，个头也不高，可她通情达理，勤劳贤惠，我感到很欣慰。当时根生哥已经是小学的民办教师了，我更是替他高兴。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考上了青岛纺织工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纺织机械厂工作，很快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1999年单位实行下岗分流，我被调到乡企局工作，直到退休。

退休后，我和我爱人回到许家屯看望了乡亲们，看望了我的根生哥，根生哥早就转成了公办教师，他家的姑娘山东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济南，根生哥说他们生活得很幸福，嫂子对他很好，他两口子从来都不吵架。

王莹和老年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合影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每当想起根生哥，我心里还感到很温暖。第二故乡的根生哥，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亲人。还有第二故乡的乡亲们，我们青岛知青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王莹女士讲述编写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