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栖缘/文

我国春秋时，齐国的宰相管仲，在兴渔盐之利的同时，开设女闾七百“以活跃市廛”，开创了妓馆业的先例。世代因袭，相沿两千五、六百年，管仲便成了妓馆业的祖师爷。历史上还有一些关于妓女的传说，唐诗人胡曾为妓女薛涛赠诗曰：“万里桥边薛校书，枇杷树下对门居。”于是当时人称妓女为“校书”，妓馆也雅称为“书馆”或“书寓”。嗣后为掩盖妓馆之丑恶面目也相沿使用“书馆”之类的雅称。而一般都称妓馆为“窑子”或“窑娼”。

开窑子的资本家叫窑主。窑主的姘妇替窑主监管妓女的叫“掌班的”又称“鸨儿”。

人们通常认为妓馆是一个淫窟，而其实是一个压迫、侮辱、损害、剥削妇女的惨绝人寰的魔窟。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写照。笔者在沈曾充私企志城银行的秘书，常应各方面的应酬，接触妓馆，了解其内幕，兹撮其要端，避其淫秽，概述如下：

妓女

一、沈阳妓馆的分布情况

清末民初之际，沈阳有三处窑子：一是在大西关南大什字街一带，原有“半掩门”（低级的暗娼）十几家。一九一 年五月，清政府任赵尔巽为东三省总督，坐镇盛京（沈阳）之时，将这一地方开辟为“平康里”（是沿用唐朝妓女聚居的里名）。并将这些“半掩门”加以整顿改组为中等规模的窑子七、八家，接待达官大贾，秒声一时。二是位于城内军署街往南直通南面砖城的“通天街”，有规模简陋的窑子数家，其中多为略高于“半掩门”的“大炕”。三是砖城大、小北城门外顺城街叫作“九门脸”的地方，矮檐栉比，有初具规模的窑子二十几家，约有妓女二百余人。

一九一九年，开辟离市场时，一些嗜血的资本家购领地号，修建育砖二层半圆式圈楼（即今辽宁艺术剧场后身的圈楼），开设潇湘书馆、桂花书馆……等比较高级的窑子七、八家，作为民国新贵和资本家们狎游谣乐之地。尔后，奉天当局实行城市规划，开辟北市场，缴销了平康里、通天街和九门脸三处窑子的营业许可，令其迁往北市场，出现了宜春里、藏春里和平康里三条窑子街，共有窑子三十多家，以“堂”字命名。其中响铃堂、鸿禧堂和宝泉堂规模虽次于南市场的“书馆”，但营业兴旺。从而引起更多的血资本家的垂涎，在北市场的西、北部一带相继开设窑娼，以获谣利。及至伪满，这一带窑子已增加近百家。西北市场一带也出现了十多家窑子和许多“半掩门”。

殒命平康里的革命家张榕

窑子增多以后，窑主们乃筹组妓业同业公会，公推窑主刘虎臣为会长，王垄宾为副会长，恶霸窑主贾五（解放后被镇压）为帮办会务。以后在小南岗（今十三纬路五经街处）又开设有以“堂”字命名的窑子十多家，也加入了妓业同业公会。在开辟工业区（今惠工街）时，又有一些嗜血资本家争领地号，开设以“书馆”命名的窑子七、八家。只因工业未兴，妓馆业也显得萧条。

以上是沈阳市内中国管区的妓院分布情况。

在当时日本附属地（今南站一带），也出现了更高级一些的窑子。大约在一九一四年曾向中国人发放部分地号，于是就在现太原街南部（当时叫青叶町）一条东胡同里，由中国的资本家领地建房，开设了十来家高级妓院。首先出现的是戴世德（外号董六）开设的百花仙馆（今和平浴池地址）；接着东邻又由女流氓，白素兰开设了素兰书馆;对门又有人开设青莲书馆;张海亭在西边（今南一储蓄所、南一饭店和无钱电服务部所在地址）修建二层楼房，开设规模最大的艳乐书馆（通称艳乐大楼），在此以西隔街拐角处（现在民族街居民楼）由董六的女婿边二开设了会仙阁；在艳乐书馆北楼对过，又由窦永贵、贾凌阁和叶茂萱开设了鸿升书馆、群乐书馆、青云书馆、群仙书馆（通称一、二、三、四所）。于是这一带就成为高级妓馆区。这些妓馆业也组织了妓业同业公会，推董六为会长，以后两公会合为奉天妓业组合，以艳乐书馆二窑主李连发为组合长，属伪奉天市公署管理。

此外，日本人也在沈阳开设日本妓院，以日本妓女招揽狎客。日本浪人在现在遂川街开设一所以“艺技”命名的高级妓院；在十间房开设一所以“酌妇”命名的普通窑子，十间房一带还有几家朝鲜窑子；北市场还有一家白俄窑子，最为特殊的是日朝妓女集陈的窑子开设在大西关大什字街西一个朝南胡同里，接待中国的狎客。

妓女

二、妓馆业经营内幕

妓女来源

男为盗、女为娼，向为人们所鄙视。但女子之所以为娼，并非天生，史非自感。从妓馆的妓女来源看，其野蛮情景，令人发指。沦为妓女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柜上孩子”。这些少女都是被人贩子拐骗来的卖给窑主，身价不过五百元左右。也有因少女的父母或本人被生活所迫，忍痛卖给窑主，身价也在四、五百元左右。少女一进妓馆，窑主和掌班的硬逼着他们接客。这类妓女叫“柜上孩子”，妓女本身叫“混事的”，又概称“唱手”。她们接客的收入全部归窑主，吃穿住由窑主供给，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经济自由。二是“住店的”。父母迫于生计，万般无奈送女入妓院寄居为娼；也有人买下被拐骗来的少女送妓院寄居接客的，叫作“住店的”，妓女本身叫“自混”。这种妓女的收入以四成给窑主，自身得六成，衣饰自备，食宿由窑主供给。

在光复后，国民党统治沈阳时期，妓女来源又出现一条新的渠道。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或士兵，到东北后骗娶了良家少女为妻；后来由于部队调防或因嫌弃，竟然将这些少女卖给窑主为妓女，从此陷入烟花，难以自拔。

行贿违法

在敌伪法律上虽有：禁止买卖人口，不许虐待妓女的条文，实际上是一纸空设，对窑主却不起制约作用。他们以集体贿赂警宪为手段，由同业公会会长（伪满由妓业组合长）从各家窑主筹集钱款，按节按年分别送给警察、宪兵，这样一来，警宪成了妓馆的护身符，窑主们便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伪满时有一个姓吴的警佐，调到北市警察署当保安系主任，拒绝收贿，有意干予妓馆违法行为。但他没有料到，当窑主们把聚集的巨款塞进日本高级警官手中以后，这个姓吴的便被调到伪满北方边境与风雪打交道去了。

对税务入员，窑主们也是如法炮制，以金钱美酒行贿，然后大量偷漏税款。

国军

三、妓女的地狱生活

沈阳的大小窑子的房屋，一般的都分前后三进：第一部分是厅堂，厅中辟成若千个小房间，安排妓女接客之用。大窑子在厅内还设有客室，专用于招待警宪和税务人员之用。中部穿堂是佛堂和厨房。佛堂供奉文财神比干、武财神关羽和佛菩萨，供桌旁边还供俸主师爷管仲的牌位。窑主和掌班的都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向神佛祈福求财。房屋后部设有暗室，是对妓女上刑和监禁的地方。窑主们拜佛是假装慈善，妓女拜佛是有苦无处诉说。有些“扛刀姑娘”（即接客不多的妓女）在拜佛时手持小木棍或掸子把，敲打尿盆，同时连呼“管仲、管仲”求祖师爷保佑。真是，可怜哉管夫子，受此秽气。

窑主买进少女（柜上孩子）采用各种威逼手段迫其下水。一般要经过以下几道生死关。

1、逼令接客：买进的少女多在十四、五岁，不解风情，拒绝接客，于是进门就得先挨窑主的“进门打”。把他们先监禁在暗室，窑主用鞭子、木棒打少女的下身，或令其跪搓衣板，以及其他种种酷刑，打得死去活来，直到少女答应接客为止。

2、对甩客的惩罚：少女被迫接客后，有的收入不多，窑主们便认为是“甩客”（即态度不好）。这时也要将少女关在暗室施以毒打。甚至把猫装在少女的裤裆里，用掸子把打猫，猫便狂叫用爪抓挠少女下身。像这样酷刑，花样翻新，无辜的少女被折磨致死者大有人在。妓女死了以后，便用四块薄板钉个棺材，送到大北边门外二台子妓女墓地。妓女坟地址在现在的日用陶磁厂附近数十米处。

3、逼令饮毒避孕；窑主逼令少女饮用中药“青粉”以避孕。“青粉”有剧毒，是中医用以治疗花柳病的药品。妓女饮后，慢性中毒，健康大损，几年后便将死去。但窑主从不计较，因为她们就是不死，也已人老珠黄，不再是摇钱树了。

此外，妓女还经常遭到狎客中的恶棍和“窑皮”的打骂。

4、要命的“印子钱”；妓女中的“红姑娘”毕竟是少数，“扛刀姑娘”是多数。这些“扛刀”者履于“柜上孩子”的要挨打，属于“自混的”难免生活困难，只好向高利贷者借“印子钱”，要付出大加一的利息。例如借十元钱，过三个月后滚到二十元。妓女在高利贷的盘剥下致死者也不在少数。而放高利贷者却脑满肠肥成为富豪。现在人民旅社大楼（即伪满时的泰东ビル）就是窑主孙源江、孙源和两弟兄放“印子钱”残酷剥削妓女所建的。这两个窑主在伪满时加入日本国籍，光复后与日侨一起遣送日本。

四、妓女的出路何在?

妓女也有一条出路，即所谓“从良”，是由狎客出钱赎身。一般赎价在一千五百元至二千元左右，比窑主买价要高三倍至四倍。窑主所以允许妓女“从良”，是因为可以一次获取重利。但是那些“红姑娘”窑主们视为摇钱树，是不允许他们“从良”的。及至徐娘半老，门前冷落，又被窑主一脚踢开，沦于沟壑。

妓女还有一条出路就是逃跑。本来妓女是无处可逃的。在一八九四年前，清朝末期盛京（沈阳）驻军的总兵官左宝贵（回族），在沈阳小西关（今红十字医院）创办了同善堂。堂内设有济良所，专门收容逃难妓女，然后再由所方给妓女择偶嫁人。这个民众慈善组织的宗旨当时颇为社会所赞许，致使民国和伪满市政当局也不得不做出规定：凡华籍妓女逃进同善堂门内，窑主即无权抓人。但是能逃出窑主严密监管下的妓女却是极少数。

“从良”和逃跑都不是妓女的出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妓女才获得彻底的解放。沈阳解放不久，即解散了所有妓馆，全部妓女经过教育都获得了新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一摊污泥浊水，从此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