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勒朝鲁/忆述 巴根那/整理

1944年农历7月的一天，我们屯子的艾里达(屯长)到我家跟我父亲说:“努图克达指令，你的大儿子出劳工。”我父亲说:“我们一家7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全指望这一个劳动力养家呢，请艾里达老爷高抬贵手，免了这一差事吧!”艾里达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他说:“这是上边的命令，谁也不敢违抗!”我父亲问他:“去什么地方，多长时间?”他说:“去的地方可能远一点，但时间不长，几个月就会回来的，快点收拾东西，统一到巴彦宝图努图克集合。”说完艾里达就走了。艾里达一走，全家人哭天喊地，不知道这次出了劳工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安东受训

农历七月下旬，全旗各努图克艾里的劳工都集中到旗公署所在地吉尔嘎朗，然后经郑家屯到了安东(即今丹东)。我们一下闷罐车，便见到人山人海。据说从内蒙古、东北及关内抓来的劳工有10万人(其中蒙古族劳工58人)，这些被抓去的劳工先在安东受训，除了每天做扛抬大木头等重活外，让劳工们接受立正、稍息、走正步、跑步及及用日语报数等训练，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住的是能容纳几百人的简易工棚。劳工们在安东接受近3个月的训练以后，日伪当局从这10万劳工中挑选出3万人分期分批去日本干活，我就是当年被抓去日本国的3万名蒙汉劳工中的一个。

在日本国的日日夜夜

我们到朝鲜釜山，上轮船又走了10余天,到了日本的福冈:一到福冈，劳工们重新编队，科左后旗、库伦、奈曼三个旗的92名蒙古族劳工编成了一个劳工队，由2名日本人监管并配有翻译。管理劳工当局给每个劳工都编了号，点名、派活时只叫号不称呼名字。出工干活就像军队一样，稍有不是就遭到日本监工的毒打或体罚，在日本国，我们这些人举目无亲，也不知自己能否生还祖国与亲人见面。为了互相有个照应，一旦有人活着回国，能把自己同伴的消息带给家乡的亲人，我们92名劳工一起按照家乡古老的习俗，背着日本监工磕头拜了把子，无论年老年少一律以义兄义弟相待。

我们这队劳工被分配在福冈叫唐津的地方修船坞(一平方华里，三丈六尺深)。我们干的活儿就是挖深坑，运出土，从岛边采运石头，浇铸混凝土。劳工们每天早3点起床出工，中午11点半收工,休息1小时后出工千活儿到晚9点。除吃饭休息时间以外,每天干活的时间达16小时,给劳工们吃的是干饭或稀粥，每天只有一斤二三两。干那么重的活儿，这么一点点饭量，人人吃不饱，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劳工们住的是用树皮钉的简易工棚，100多人住在一个大工棚，既不避雨，又不挡风，春夏秋冬都住在这个潮湿阴暗的工棚里。

我们这些在家乡种地放牧的农牧民,只会说本民族的语言，有的至多懂蒙汉两种语言。但是到了日本国以后，日本监工当局派活儿、训练等一律用日语讲，由翻译给翻译。当局规定，凡恳中国劳工只准用日语对话。因此，谁要是当着日本监工的面用本民族语言说话，谁就会遭到日本监工的毒打。劳工们干活，日本监工就拿警棍或鞭子在旁边监视，稍不顺眼就拉出来抽打或扯嘴巴子。劳工们一天集合数次，每次集合就得用日语报数，报错了或报迟了都要挨打。一天三顿饭，每顿饭前要用日语向日本天皇祈祷，说错了也要挨打受罚，有的劳工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时报病请假，日本人就把他的饭量减少，而且强令其出去跑步，扛抬沉重的东西，把人累得实在喘不过气的时候才允许回工棚。说这是“治病的妙法”。有的劳工病的实在重，或者患了传染病，经日本管理劳工当局详细检查诊断之后才允许回国。说是“回国”，其实不知道给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劳工队中，曾有三四个人因病提前被送“回国”，至今下落不明。

我们到了日本国以后，看到的不仅有数万名中国劳工，还有朝鲜和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他们都是被日本侵略者抓去的。同时，在开山采石、修筑船坞的工地上，还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妇女劳动。她们中多数是青壮年妇女，当天来当天走。当局规定不准她们同外国劳工接触，可时间长了，当监工的不在时，她们有的也接近我们中国劳工，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表达她们对日本政府的不满和对中国劳工的同情。

劳工回国

1945年8月，我们在工地上亲眼看见了大批美军在日本登陆，昔日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警察们乖乖地缴械投降。此后半个月左右时间里，对中国劳工的监视、强制性劳动稍有松缓，伙食也比以前好了一点，还让我们看了一场电影，破例地给中国劳工发了服装(日本黄军装)。我们从家乡到日本国一年多来第一次被当人对待。这时，在中国劳工中传说:“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我们这些人该回国和亲人团聚了!”可是日本当局还没有发话，大家很是着急。后来我们听说，祖国光复后，中国政府曾多次同日本当局交涉让他们负责把中国劳工遣送回国。9月下旬，日本劳工管理当局说:“中国劳工可以回国了。我方准备了船只，可是只能把你们送到朝鲜,那一段路火车不通了，由你们自己想办法吧。”这时，劳工们在法西斯的警棍和皮鞭下超体力的紧张劳动的心理开始松弛下来,一些人睡下就起不来,推也不起，唤也不醒，这样持续了好几天。

日本当局给准备的是大型机帆船。数万个劳工归国心切,都争先恐后地爬上船。船在海上走了十几天才到达了朝鲜的釜山。护送劳工的官员说:“我们奉上司命令把你们送到这里，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啦。”

在朝鲜釜山，我们这些人一登陆，就去找火车，想尽快回到家乡，可是铁路被炸毁，火车不通了。劳工们各自成帮结伙自谋生计，自找回乡路。那时，我们在朝鲜南部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美国兵，他们正在那里到处拉夫抓差修筑工事。美国兵一见到我们这些刚下船的劳工，挡着我们不让走，并向劳工们宜传说，朝鲜北部已被苏联军占领，你们的家乡也被八路军占领了。他们到处抓人杀人，你们留在这里好好干活，美军保证你们吃好穿好。就这样把我们数千人都带到美国兵集中的地方去修工事、修碉堡、架铁丝网。美国兵也是横行道不讲理，动不动就打人，我们这些中国劳工的命够苦的了，刚从日本法西斯的火坑里逃了出来，又被美国兵抓住往火里塞，在美军占领区被迫劳动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放我们走的迹象，我们劳工中岁数最大的拜把子大哥海宝山悄声跟我们说，这样干下去可没有头啊，不如咱们趁他们不注意时逃跑。我们百十来个人秘密串连了一下，乘监工人员不在之时大家就往西北方向跑。离开了美军营区以后，我们带着从日本带来的写有“中国劳工”字样的一面小旗继续北行。从朝鲜南部一直走到朝鲜北部，路途中没有人管饭，我们又没有钱，只好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换吃的，衣服脱完了就乞讨着，晓行夜宿，走了几十天总算走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大桥边。我们等待放下吊桥过江回国。大桥一放下来，等待在大桥两岸渡江的人们一涌而上，我们这些久离祖国、远离家乡的劳工们终于回到了祖国。

在祖国的温暖怀抱里

过了鸭绿江，踏上祖国国土，第一眼看到的是岸边有不少军人迎上来主动和我们热情握手。我们当时有点莫名其妙，是不是像美国人说的那样要把我们抓走，心里有点害怕。不大一会儿，驻在安东的八路军派出的接待人员把我们这些被日本抓去服苦役的苦难同胞领到市里去,安置在当年的劳工棚里歌宿他们还派人给我们送来了白面、文化米、猪肉、蔬菜等食品，并安慰我们好好休息几天，恢复好身体再回家乡。我长了这么大从家乡到过异国日本、朝鲜，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他们像亲人一样热情热接待我们，使我们非常感动。就在我们休息期间，八路军和当地的敌伪残余和土匪武装打了一仗。我们这些劳工们主动要求跟八路军上战场,八路军领导劝也劝不住，我们跟着军队抬担架，运伤病员，给部队作点好事。正在这时我们在安东街上碰到了当年在日本国给劳工们当译的高翻译(名字记不清了)。高翻译邀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作客，我和海宝山等几个人代表劳工到高翻译的单位，这才发现他是八路军的一位领导干部。经站岗的通报后，高翻译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他详细询间了我们这些最后一批回国劳工的情况。他说:“内蒙古现在天气已经很冷了，你们穿这一身破烂衣服怎么能回家呢，你们先回住地等着，我们跟军队领导机关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没过两天,由八路军那里为我们80多个蒙古族劳工发了棉袄、棉裤、帽子和大头鞋，并给每人发200元的路费。在回到祖国的短短几天中，我们从八路军身上、从高翻译身上体验到了祖国的温暖。劳工中的田虎(白林)、铁丹、苏日乃、敖其劳、达来、白金丹等十几名蒙古青年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他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他劳工不久回到了家乡，和久别的亲人团聚了。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