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犯罪历史中,夺命三郎案犹如一颗散发着诡异光芒的毒瘤,不仅因其情节的曲折离奇令人咋舌,更因其背后所折射出的人性黑暗与利益纠葛而被人们铭记。这起案件除了被收录在香港罪案系列剧十大奇案之中,还在80年代被改编成电影《三郎奇案》,将那段尘封的罪恶往事再次呈现在大众面前。
故事始于1959年的香港湾仔。6月18日晚,42岁的黄应求与朋友在一家湾仔夜总会尽情消遣,直至次日凌晨1:50才各自散去。然而,第二天早晨,黄应求的妻子梁翠满却发现丈夫整夜未归。担忧丈夫安危的她立即前往警局报案。警方迅速派出警员前往夜总会探寻线索,并对当晚与黄应求一同玩乐的朋友进行询问,可遗憾的是,并未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就在黄应求失踪的第二天,即6月20日,警方在西环朝阳街海旁的沙滩上发现了黄应求的私家车。在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时,警方发现车辆驾驶位底下及后排区域有大量与朝阳街海边沙子明显不同的沙子。由此,警方推测这辆车曾被开到其他有沙子的地方,而后被故意遗弃在此处。凭借以往的办案经验,警方怀疑黄应求可能遭遇了绑架,于是按照绑架案的程序展开深入调查,并告知黄应求的家人,若收到绑匪的勒索信,务必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时间来到 6 月 22 日,黄应求失踪后的第三天,黄应求的父亲黄锡斌收到了一份从澳门寄来的神秘包裹。当他打开包裹时,被里面的东西惊得目瞪口呆。包裹里装着一只耳朵,还有黄应求的车钥匙、笔记本、打火机等私人物品,以及一封署名为野狼的勒索信,声称黄应求在他们手上,要求支付 50 万赎金。黄锡斌立刻想起警方的叮嘱,迅速报了警。经法医检验,这只耳朵是从尸体上割下来的,这意味着黄应求恐怕已遭遇不测。黄应求的家人听闻此消息,如遭晴天霹雳。在警方的建议下,他们没有向绑匪支付这笔赎金。由于包裹是从澳门寄出,香港警方迅速与澳门警方携手合作,全力调查此案,然而却一无所获。
随后,警方和黄应求的妻子梁翠满分别发布了5000元和5万元的悬赏,期望广大民众能提供线索。由于黄应求在当时是一位名人,再加上高额悬赏的刺激,这起案件瞬间成为报纸头条,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这桩离奇的失踪案。
黄应求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黄锡斌经营着名为新英的公司,早年靠石油买卖生意积累了财富。黄应求继承了父亲的企业,同时还担任香港中华体育会名誉会长、华族联会副会长等重要职务,在体育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警方发布悬赏后,并未如预期般顺利获取线索,反而收到了一些企图骗取悬赏的虚假情报,这使得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警方的调查工作也一度陷入僵局,这起案件逐渐演变成了一桩令人头疼的无头公案。时间悄然流逝,转眼间来到了1961年2月10日,距离黄应求绑架案已过去了两年。就在人们以为这起案件将永远石沉大海时,野狼再次现身,而这次的目标竟然是黄应求的父亲、时年67岁的黄锡斌。当天,黄锡斌的司机谭某正载着他前往上班的途中,突然一辆私家车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三名头戴野狼面罩、手持枪和砍刀的劫匪下车后,迅速将黄锡斌和司机谭某挟持。他们将两人的眼睛蒙住并捆绑起来,然后把司机谭某塞进了后备箱,接着驾驶着黄锡斌的车迅速逃离现场。
很快,黄锡斌的儿媳梁翠满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对方告知黄锡斌的汽车停在了香港大球场附近的停车场,并提醒记得检查后备箱。警方赶到停车场后,发现了黄锡斌的汽车以及被藏在后备箱的司机。警方确认这又是一起绑架案,且与第一起黄应求被绑架案极为相似。
果然,黄家再次收到了一封署名野狼的勒索信,要求赎金50万元,还附有一封黄锡斌的亲笔信。然而,经过上次的惨痛经历,黄家对警方失去了信任,这次他们决定自行与绑匪周旋,答应了绑匪的要求。在2月25日深夜,黄锡斌的侄子黄应喜按照绑匪的指示,将赎金带到了指定地点。两名头戴帽子、戴着墨镜的男子接过赎金后,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两天后,绑匪驾车将黄锡斌送到了北角英皇道与永兴街附近,释放了他。黄锡斌获释后,立即向家人报了平安,并前往警局销案。尽管黄锡斌平安回家,但对于警方而言,这伙劫匪仍然逍遥法外,极有可能再次作案,而警方对于野狼案却始终毫无头绪,束手无策。
直到黄锡斌被绑架后的 10 个月,野狼案终于迎来了惊人的转机。1961 年 12 月 10 日中午 12 点,两名交警正在龙翔道与大布道交界处例行检查时,突然听到附近山坡上传来了呼救声。两名警员立即赶往现场查看情况,抵达现场后,他们看到两名男子正在殴打另一名男子。见警察到来,两名施暴男子急忙逃离现场。其中一名警员立即上前追赶,最终只追上了一个。随后,警员询问其中一名施暴男为何打人,施暴男子回答说对方欠债不还,他们只是给他点教训。警员随后询问被打的男子事情是否如此,被打的男子沉默不语,没有回答。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激动地说:“我没有欠他们钱,他们要杀我灭口,他们就是野狼!”野狼这个名字对于当时的警员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野狼这个词多次占据报纸头条。警员自己也未曾想到,对于野狼案,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由于此案涉及到野狼,警员立即将两人带回深水埗警局进行审讯。被打男子名叫邓伟明,时年21岁,而另一名施暴男子,也就是被指认为野狼的男子名叫李卫,时年31岁。李卫对于野狼的身份拒不承认,反而声称是邓伟明想要借此诬告他,以逃避债务。然而,邓伟明却全盘托出了实情,不仅交代了野狼的绑架经过,还揭示了其他野狼的身份和藏匿地点。
邓伟明深知,如果这次没能将野狼一网打尽,自己将继续受到野狼的追杀。为了保住性命,他决定做污点证人,协助警方缉拿三郎。邓伟明向警方坦白,10个月前,他曾参与了绑架商人黄锡斌,但因对三郎分赃不均感到不满,以至于遭到了三郎的追杀。据邓伟明交代,野狼团伙共有3人,其中一名李卫已被抓获,另外两名分别是驾校教练倪秉坚和化妆师马广灿。随后,邓伟明向警方提供了倪秉坚和马广灿的住所地址。
当晚9点左右,警方根据邓伟明提供的信息,首先前往九龙城福老村道54号的一栋大厦抓捕马广灿。在进行抓捕前,警方周密布防,把守每个楼梯转角,以确保匪徒无法逃脱。随后,他们突袭了马广灿的住所,然而马广灿并不在家,家中只有他的妻子潘秀英。
此外,在房间中还搜出了 3500 元现金。警员询问潘秀云这些钱的来源,她声称是丈夫给的家用。警员问道其他钱藏在哪里,潘秀云说自己不知道。警员告知她,如果不合作,将涉嫌收藏赃款罪。最终,潘秀云交代还有 4000 元藏在玩具马的腹部,她声称家里只有这些钱,其他的她真不知道。随后,警员果然在玩具马里面找到了另外的 4000 元现金。接着,警方留下几名警员守在原地,便展开了对另一只野狼倪丙坚的抓捕。根据邓伟明的交代,他住在大坑东喜治区F座3楼。警员汲取前次抓捕的经验,这次他们假扮路人,密切监视目标单位,确认倪秉坚在家后再采取行动。直到第二天,即12月11日晚上9点,警方确认目标已回家,于是冲入目标单位,成功拘捕了倪秉坚。至此,野狼团队中的倪并肩、李卫都已落网,唯独最后一名马广灿仍然在逃。
警方推测,马广灿可能发现了家中有警员蹲守,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但事发突然,他身上未携带大量现金,所以无法跑路。他可能觉得玩具马里面的钱仍然是安全的,所以警方推测,他可能会回家取走玩具马里面的4000元,然后再进行逃亡。因此,警方决定撤掉在他家里蹲守的警员,改为远程监视。然而,警方忽略了关键的一点,马广灿是一位化妆师。
事后才知道,他将自己化妆成了一位白发老人,就在警员的眼皮子底下进入了大楼。可惜,他的如意算盘却被一位邻居撞破。该邻居发现他鬼鬼祟祟地进入大楼,且是陌生的面孔,以为是小偷,便报了警。接到报警后,警员立即意识到可能是马广灿,他们急忙赶到目标单位,破门而入。然而,房间内却空无一人。经过仔细观察房间内的细节,他们确定马广灿确实回到了家中,暗中监视的警员表示,期间没有看到任何可疑人物离开大楼。
就在警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活生生的人会凭空消失时,他们注意到了卧室的床。这张床设计得像一个巨大的盒子,由四块厚木板围成。警员揭开了床上的褥子,正准备打开床板查看里面的情况时,一个人突然推开床板跳了出来,并试图逃走。好在几名警员反应迅速,扑上去压住了这个人。原来这个人就是乔装打扮后的马广灿。至此,三只野狼全部落网。
与此同时,在警局审问李卫和邓伟明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关键的信息。李卫供出了第一位被绑者黄应求的尸体埋藏地点,位于浅水湾第十一号变电站附近的一处山坡。警方立即根据两人提供的信息赶赴现场。李卫大致指出了埋尸地点,警方随后挖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发现了一副骸骨。
然而,法医检测后却说死者并非黄应求,这让警员们震惊不已。随后,警员质问邓伟明与李卫这是怎么回事,邓伟明称,这具骸骨应该是一位名叫邓天福的男子,李卫说黄应求就埋在邓天福的附近。关于邓天福的死,我们等一下再讲。警员在得到两人的口供后,回到现场继续挖,最终在第一具骸骨五步之外,又挖到了一具骸骨。经法医检验确认,这具骸骨正是失踪两年的黄应求。
案件至此,死者黄应求的骸骨已经找到,三名野狼也被逮捕。然而,案件仍然充满许多谜团。为什么三郎还未拿到赎金时就杀害了黄应求呢?两年后,又为什么瞄准了黄应求的父亲呢?另外那一具骸骨邓天福和这起案件又是什么关系呢?在抓获三郎之后,警方紧接着对三人展开了审讯。然而,马广灿与倪丙坚并不配合调查,对绑架案一事也是只字不提。
好在李卫在警方的压力下,终于讲出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卫是死者黄应求的远房亲戚,两人是老表关系。李卫曾在黄应求的新英公司工作,后来辞职了,并在一间游乐场打临时工。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陈昌和梁红这两位朋友,陈昌后来又介绍了汪辉和旅途给他认识。在李卫失业期间,这四位朋友没少帮助他。有一次他们5个人在一起喝酒聊天时,提到了黄应求,大家才得知李卫与黄应求是远亲。
然而,李卫表示黄家特别看不起他,不然他也不会辞去新英公司的工作,如今沦落至此。随后,这4人便起哄,既然黄应求如此无情,那他们也可以不义。于是4人怂恿李卫绑架黄应求。李卫当时已经喝得半醉,也正急需用钱,这时陈昌等人保证这次绑架绝对万无一失,于是李卫答应了。这4个人决定一起绑架黄应求。在讨论绑架计划时,陈昌表示需要一名司机和一名化妆师,于是李卫找到了自己的两个朋友倪秉坚和马广灿,也就是另外两名野狼。陈昌认为这两人是合适的人选,并向李卫承诺,如果任务成功,他可以得到3万元,倪丙监和马广灿各得2万。
1959年6月中旬,李卫去找马广灿、倪丙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绑架计划和报酬,两人听到这个酬金,立即表示愿意加入行动。在案发当晚,马广灿为大家化妆,贴上假胡子,乔装打扮后,倪秉坚驾车载着李卫、马广灿、陈昌前往了铜锣湾永兴街,也就是黄应求的住所附近。
凌晨2点左右,黄应求的汽车出现在了永兴街,倪秉坚将车从后面驶出,故意追尾了黄应求的车,制造交通意外。黄应求下车理论时,陈昌用硬物重击了他的头部,然后将他绑起来,拖到了汽车后排。接着陈昌驾驶着黄应求的车,倪丙坚驾驶着他们的车,两车一前一后,来到了浅水湾一处沙滩停下。汪辉、旅途、梁红三人已经准备好了一艘小船,等待接应。然后由李卫负责把黄应求的车开到另一个地方进行抛弃,以误导警方的调查方向。
就在大家商讨如何向黄家勒索时,意外发生了。黄应求得知自己被绑架后,利诱看管他的旅途,说如果带他逃走的话,会给旅途 10 万元。因为旅途参与这宗绑架案最后只能分到 3000 元,与 10 万相比,诱惑实在是大。于是旅途趁几人离开后,悄悄地带着黄应求开始逃走。不巧的是,刚好被临时折返的陈昌发现。陈昌带着几名同伙开始追赶黄应求、旅途两人。旅途见事情败露,于是两人分头逃走。旅途选择回到船上,划着小船向海中逃去,而黄应求则朝着马路方向逃去。在追逐过程中,黄应求跑进了附近一个小树林,也就是黄应求被埋尸的那个地方。结果黄应求一不小心,从一个10米高的山坡上失足坠落,当场摔死。关于黄应求的死,当时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在追逐的过程中,黄应求认出了自己老表李卫的声音,所以李卫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便杀害了黄应求。
黄应求的死,就意味着几人的绑架计划泡汤了。然而陈昌等人不甘心,于是便从黄应求的尸体上割下了耳朵,作为黄应求在他们手上的证据。1959年6月20日,汪辉独自前往澳门,并从澳门向黄锡斌寄回了黄应求那只耳朵以及死者的一些随身物品,还有一封50万的勒索信。然而法医后来检测发现,那只耳朵是从尸体上割下来的,说明绑匪已经撕票,因此皇家没有支付那50万的赎金。
几人看到新闻后,都知道他们的计划彻底失败了。但队伍中的汪辉仍然不甘心,他以野狼的名义,再次写信给黄应求的妻子,将赎金减少至5万元。黄应求的家人收到勒索信后,认为赎金不多,可以一试,就算黄应求已经死亡,也希望可以找回他的尸体。他们按照绑匪的指示,将赎金放在了港岛姻缘石下面,但到了晚上,却没有人来拿赎金。
而李卫说,原来陈昌等人都是香港江相派的成员,这个帮派有严格的规矩,其中包括不可涉足绑票勾等,不可杀害被骗对象。而陈昌等人破坏了这两条规矩,因此按照门规应该被处死。所以汪辉在第二次寄出勒索信后,几人就被江相派抓到,按门规处死了。
一年后也就是1960年的6月份,李卫因为上次绑架白忙活了一场很不甘心,于是他又联系了马广灿和倪秉健,两人决定再次进行绑票,拿到赎金就收手。在选择绑架对象时,李卫认为做熟不做生,因此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黄应求的父亲上。
时间来到1961年2月10号上午8:10,三人带着野狼面罩以同样的方式,首先截停了黄锡斌的车辆,然后用枪挟持了黄锡斌和司机,然后将司机关进了后备箱,连人带车一同弃在了一个停车场里。绑匪将黄锡斌关在了一个木箱内,17天后绑匪顺利拿到50万赎金后,便放了黄锡斌。
在拿到50万赎金后,由于邓伟明担任的角色较为简单,因此只分到了5万元,就这样他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小混混,突然衣着光鲜亮丽,这引起了他的老乡邓天福的嫉妒。因为邓天福知道邓伟明和三狼绑架一事,于是邓天福便以此勒索邓伟明,为避免事情暴露,邓伟明不得不将一部分钱分给了邓天福。
然而邓天福贪得无厌,这让邓伟明无法容忍,最终他和三狼联手将邓天福杀害,原本邓伟明分到了赃款就少,又被邓天福勒索去一部分,因此他要求三狼重新分配赎金,然而这一请求不仅遭到了拒绝,随后他还遭到了三狼的追杀。在追杀邓伟明的过程中,刚好被交警撞见,这才有了三狼案的突破口。
1962年3月14号,三狼案在高等法院开庭审,由于他们无法提供陈昌等人的具体信息,所以法官认为关于陈昌等人的证词无效,黄应求之死应由他们三人承担,在退庭商议的55分钟后,一致裁定三名被告谋杀罪名成立,判处他们死刑。
之后,邓伟明被指控有绑架罪,不过鉴于他认罪态度良好并作为污点证人,协助警方侦破了三狼案,法官依法判处他监禁5年10个月,至此三狼案终于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