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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当代，我国的水利建设发展迅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建成了三峡大坝，让水利发电成为我国主要的供电方式。这得益于我国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历史继承。
古代农业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面对水灾，统治阶级不得不兴修水利，整治水患。自汉代起，涌现出大规模兴修水利的高潮，实现了大中小各灌溉层比较系统的发展。
而汉代水利发展和治水活动，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奠定了汉代哲学思想发展的科学基础。
一、汉代水利建设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无论是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还是农业经济的繁荣，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而支撑起这一大厦的是千百万农民的辛勤劳作，是农业生产技术的迅速递进，是社会的相对安定。
其中，农田水利之发达与乡村水利之兴盛是不可或缺的一大基石。在两汉时期，从朝中到地方州县，从官方到乡里民间，都能认识到水利事业之重要，并致力于此，从而奠定了这一时代农业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两汉时期的温暖湿润气候带来了充沛的降水，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从而为兴修水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而降水过多引起的“山谷水出”，河流泛滥，水灾不断。
《汉书·五行志》载：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夏，汉水、南郡水复出，流六千余家，南阳、沔水流万余家。”
水灾严重威胁着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为了整治水患，汉代兴起了一个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的高潮。西汉王朝之兴修水利，始于文景，盛于武帝。武帝时，充分认识到水利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
《汉书》记载，汉武帝对兴修水利明确表示：
“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
这一时期，汉代水利建设突出的特点就是大规模综合灌溉网的建设与大型灌区的形成。如七门三堰灌区：该灌区位于庐江舒城（今安徽庐江西南），灌溉田2万顷。汉初羹颉侯刘信组织开修，《文献通考》中有大致过程的记载，这里不做赘述。
两汉水利灌溉的最大区别就是西汉王朝运用政府的力量，修建了一批规模宏大的灌溉网。而东汉王朝则很少有这样的举措，通常是地方长吏在西汉水利事业的基础上，因循利用，修浚整顿，地方性的水利工程比较发达。
与西汉相比较东汉的水利建设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大型水利工程 比较少。西汉的泾水灌区、渭水灌区是东汉诸灌区所无法比拟的，东汉几处较大灌区也多是继承前代，只是加以修治而已。
其二是地方性水利占主导地位。东汉较大的灌溉工程几乎没有一 处是由中央王朝组织新建的。东汉中央王朝对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兴致不高。
其三，西汉时期的水利工程，开渠引水占较大比重。而东汉时期，则多以陂池蓄水为重，开渠引水之明例，只有樊惠渠、广都渠二处。这恐怕是由于东汉时期的国力不如西汉所致。
从两汉时期水利建设的特点和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对治水的重视程度与后世相差不大。在此基础上，汉代治水观念无可避免的会从科学的角度思考治水的实践性。
二、汉代治河行为与观念两汉初年，黄河水较为稳定，有记录的黄河泛滥只有一次，即汉文帝12年（公元前168年）。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黄河泛滥现象严重，至西汉末年，黄河灾害几乎不可收拾。
频发的水患不仅给黄河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也给汉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政治、经济压力。
治黄问题在西汉逐渐被推到了社会问题中的突出地位，并在围绕河患成因、治河态度、治河方略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
河患成因是什么？这是人们治河中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治河态度和方略的前提因素，依据截然不同的回答，可分为两大派别。
一是受神学影响和自然灾害神秘化的以武安侯田蚡为代表的派系。这一派系主张“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
他们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混同起来，用社会现象去解释自然现象，而后又用这种歪曲和神秘化了的自然现象去说明社会现象，赋予自然规律以道德属性。
把自然界和社会都看作是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把天人关系神秘化，表现出典型的唯心主义封建神学世界观。
听信这一派系去治理黄河，后果可想而知。
《史记·河渠书》记载，武帝时期，黄河决溢，武安侯田蚡提出：
“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
他用这一理由，极力阻挠人力抢险，造成连续23年的黄水横流，灾情极为严重。
另一派系，则是以孙禁、贾让、冯逡、王景等一大批治河能手为 代表的、具有“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自然的唯物主义水利专家。
他们长期深入治河第一线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产生河患的原因，探究汉代黄河行水活动的特点，亲睹了人类改造大自然的伟大力量。
贾让
他们认为，江河决溢的出现决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由于人类盲目围垦滩地、堤防凌乱和河道淤积的结果；是人为改变自然过程，自然界行水规律受到破坏后，自然界“对人进行报复”而产生的对人并非有利的负面效应和强制性反映。
加上水利建设给农田灌溉和疏通水流带去了便利，这一批拥有先进治水观念的汉代实践家更加笃行自己的主张。
他们认为，要解决河患成灾，必须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换关系，在最适合自然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实践活动。这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
生活和实践，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哲学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要发展，都可以从客观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在哲学和其他科学的相互关系中，首先是哲学依赖于科学，是科学的进 步推动了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哲学的宏伟大厦，从基础到整个建筑，它的一砖一石，都是由科学的材料铸炼而成的。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进展，不断为哲学提供新的材料，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
显然，汉代科学的水利建设和治水观念，是汉代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
治水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权的重要经济职能，是封建统治者安邦治国、维护统治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古代人民改造大自然的重要实践。
因而在治水活动中所产生和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必然会影响到同时代的哲学斗争，并促进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哲学认识的深化。
如贾让、王景等人在治理黄河水患时正确认识自然，并主张摆脱 无所作为的等待“天意”消灾的消极思想，在遵循黄河自然特征和行水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人定胜天的积极有为的思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这是对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关于“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思想的具体体现，也为汉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运用唯物主义武器正确地解决天人关系问题，同汉代神学进行较量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和 可靠的依据。
汉代大多数有作为的治黄思想家和实践者，都能较正确地对待前人，特别是正确对待传说中大禹的治河经验和行河故道。
他们批判地继承大禹的治河思想，针对汉代黄河已经行河五百余年的河道特点，提出新的治理意见。
为了准确了解汉代黄河的行河特点，他们都十分重视实际的调查研究，经常深入治河防洪第一线，亲自对黄河作现场考察，在充分的感性活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张。
这不仅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治黄方略大辩论，理论流派纷呈，而且许多观点独到，对后人影响极大。
结语人的任何一次具体实践都是以过去实践经验为前提的。我国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从汉代水利建设和治水观念，可以看到由汉代科学奠定的哲学思想内容。我们从中既可以借鉴古人治黄的优秀思想和成果，又可以总结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促进的历史经验。从而在当代不断的实践，摸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参考资料：
《汉书》
《史记》
《汉代水利考》
《汉代哲学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