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起义之后，就变得十分固执，不过，抗美援朝之前，他说了一句话，倒是逗笑了周总理。

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对长春、永吉两地的国民党部队发起了进攻，形势危急。卫立煌接连发了几个电报，请求郑洞国立即率领60军团返回长春，死守这个孤城。

郑洞国明知自己必死无疑，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继续留在长春，担任新组建的第一兵团司令员兼吉林省主席。

郑建邦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我爷爷飞往长春之前，朋友都来探望过他。”廖耀湘也曾私下埋怨过：“桂公真是个好人，你不应该到长春去。卫帅这么做，岂不是让你去送死？”

郑洞国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能苦笑着接受了这个结果。

郑建邦则说：「爷爷很少提起长春被围的事，是他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他曾经说过，每当看到天空中的太阳，就会感到无光。」

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长春在那个时候，不但是一片死亡之地，而且还断了他们的粮食供应。当他到达长春时，这个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唯一能和外面联络的地方就是大房山机场。但很快，这座机场就被占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依然在不停地下达命令，他亲自给郑洞国写了两封书信，让他尽快突围。

不过，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郑洞国是被蒋老爷子害惨的，现在士兵们又是被蒋老爷子饿的走不动路。郑洞国的辛酸，即便是从字里行间，也能感受到。

18日早晨，沈阳方面派出轰炸机支援，并报告有大量军队正在向城市外移动，要求马上进行炮击。郑洞国知道60军要投降了，他挥了挥手：“算了，他们曾经是我们的战友，再说了，再打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灾难，别再打了。”

不久，整个长春的国民党军队都已缴械投降，只剩下司令部直属的郑洞国还在坚持。

郑洞国此时已是万念俱灰，其间他接到杜聿明的急电，说蒋介石要用直升机来接他，郑洞国回信说：事已至此，况亦不忍弃部下而去，只好以身殉国。

紧接着，郑洞国从枕头下拿出一把手枪，准备自尽。却没想到最后一刻，枪却被手下械了下去，接着又被人强行带走，“被起义”。

郑建邦说：“辽沈战役之前，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是为了让郑洞国起义。朱德表示，郑洞国在政治上是一个不错的人。周恩来又说，我也知道，他是一个更正直、更诚实的人。毛泽东最终还是拿定主意，要把他劝回来。

郑洞国的固执，虽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但好在效果还不错。

蒋介石接到长春已解放的消息后，立即电召卫立煌、杜聿明到北平，商讨今后国民党部队的作战方向。

没过多久，蒋介石下令各大报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郑洞国和三百多名军官和军官都自杀了。

郑洞国的妻子和孩子看了报纸后伤心欲绝，郑洞国之子郑安腾更是跟随杜聿明乘飞机去沈阳给他的爸爸送葬，对着郑洞国的画像痛哭。

沈阳解放以后，郑安腾被送往我军司令部，郑安腾把他为父亲送葬的事讲给大伙听，人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解放军同志给郑安腾看了我们的报纸，萧劲光和萧华在郑洞国投降后热烈欢迎他。

还把郑洞国近期在哈尔滨的一些图片拿给郑安腾，郑安腾立刻就转悲为喜，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郑洞国在哈尔滨过着几年来最清闲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对他非常信任，他可以随意出入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望着解放区各处喜气洋洋的游行队伍，郑洞国心中越发矛盾。

郑洞国每天都能收到一份日报，三大战役，国民党大败而归。郑洞国从一开始的烦躁，到最后，他的情绪逐渐冷静下来，他也在认真地思索。

他可以信任中国共产党，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变劣势为优势；但是，他始终搞不清楚共产党如何治理解放区，将来能不能治理几亿人口的贫穷国家。

郑洞国开始翻毛主席的作品，一开始他还真看不懂，但当他看到这些笔记和名字时，发现了一些很眼熟的东西，于是好奇地继续往下看。

他也很关心解放区的报纸，知道共产党是真的在发展生产，是真的在帮助老百姓，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老百姓有尊严。

他们跟着蒋介石征战了20多年，什么时候变得越来越不老实了？郑洞国见多了蒋管区人民的疾苦，也渐渐对同僚结伙、行贿受贿等现象麻木，蒋介石究竟把他们搞到哪去了？如果真是为了救国，干了20多年，人民却没有感觉，反而支持共产党，支持毛泽东？

郑洞国为寻找这一问题，下了很大功夫研读《毛泽东选集》，随后又看了斯大林的《列宁文选》、《列宁主义基础》等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们的军队要对付美国，郑洞国因为跟史迪威有过不少的接触，所以特意让他介绍了美国军队的特征。

郑洞国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北京，当他看见新中国的新气象时，他深深地感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

他为自己能够成为中国的一份子而感到骄傲。

周总理很快邀请了学生郑洞国，这次访问不只是为了追忆过去的时光，而是由于两个月前，美国袭击了朝鲜。

如今，美国兵锋直指鸭绿江，毛主席收到了朝鲜最高领袖金日成的紧急求援信。

但是在中国高层领导阶层中，存在着巨大的分裂。

反对派部队的理由是，新中国的经济尚未恢复，还有一百多万国民党部队留在某些偏远的海岛上。

他们一再强调，我们的敌人是美国，它的经济和工业力量都远远超过我们，如果打起来，必然会失败，所以，新中国要做的，就是保护自己。

主张派兵的人主张，如果让美国取得鸭绿江以北地区的控制权，对于新生的中国来说，将会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唇齿相依，这次入侵不仅仅是朝鲜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的利益。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恩来急需郑洞国的观点做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以便使新中国能够作出更为清晰的抉择。

他很清楚，这个学生曾经在中美联军对日作战中，参与了对日作战，那是一个完全由国民党指挥的抗战前线。这就造成了中央政府对于美国军队的优势和劣势所知甚少，也很难搜集到有关美国军队的具体情况。

郑洞国虽然不是国民党中与美国作战最频繁的将军，却也是少数几个留守大陆、参加这次战争的将军。

他参与了缅北反攻，获得了美国方面的情报，这对于中国决定要不要帮助朝鲜，有着很大的帮助。

郑洞国被周恩来这么一问，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低头想了想，断然道：“打得过!”

郑洞国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对美军在战地的观感。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美国的空中支援，在缅北和滇西的战争中，他们几乎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很多日本要塞，都被他们的航空部队给摧毁了。

在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也大量引进美式武器，极大地提高了通信方式，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和火力配备。

“不过，这并不代表它们没有缺点。”

郑洞国在介绍了美国军队的优点后，也将美军的弱点说了出来。

美国人常年在异国他乡战斗，他们没有斗志，更多的是以自保为先。

一旦遭到毁灭性的攻击，他们就会迅速撤退，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一场硬仗。

郑洞国为便于周恩来了解，还描述了一幕情景：

当美国人和国民军队一起移动时，他们将很难习惯高强度的长途行军。

如果是在更远的地方，那么美国士兵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放弃武器，以减轻自身的重量。

当敌人突然袭击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既浪费了物资，又容易暴露部队的位置。

因此，中美部队抵达时，中国人却是全副武装，武器没有一件是落伍的。一些美国军人，更是直接扔掉了身上的衣服，只穿着一条短裤。

周恩来听到郑洞国的叙述，觉得自己就像是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了这荒诞的一幕，忍不住哈哈大笑。

1950年，周恩来又把郑洞国叫来，关心地询问他的近况。

被问及今后的计划，郑洞国只是回答说，他只要当一个农民就可以了。周恩来看出他心里仍不踏实，便竭力劝慰他，要他报效祖国。

郑洞国被周总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深深打动，并说自己一定听从总理的指挥。

1952年6月，郑洞国在上海安顿好了家庭，就举家迁往北京。可是，事实却与郑洞国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郑洞国告诉他的太太陈碧莲，他想一家人去北京，但陈碧莲坚决反对。他给出的解释是，他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严寒。

郑洞国也不强求，于是自己一个人前往北京。不久之后，郑洞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成为了水利部的顾问，参加了水利部的工作。薪金是行政9级，月薪245元。

于是，北京和上海，就成了一家人的两个地方。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郑洞国与陈碧莲见面的机会已经寥寥无几，来往也越来越少。

1953年，陈碧莲不顾父母兄弟的劝阻，坚持写信去为国奔走的郑洞国。陈碧莲的话，充满了礼貌，也充满了疏离。除此之外，陈碧莲还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上面已经签字。

接过这封信，郑洞国如同见到了自己的老婆一般，满怀期盼地打开了那封信。不过，当看到那一行又一行的字迹时，郑洞国的情绪却是越来越低落。他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两个明明很恩爱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当他翻开到最后一页时，郑洞国整个人都傻了，这竟然是一张《离婚协议书》，而且言辞之间，都透着一股无可救药的味道。

这一夜，郑洞国就像是变了个人一般，不吃不喝，不睡，独自一人躺在被窝里，只觉得自己孤零零的，无依无靠，只觉得天都凉了。

过了好几天，郑洞国终于在一份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上面还写着陈碧莲的最后一句话：

“从今往后，我们各走各的路。”

后来，郑洞国出任水利部参事，并经毛主席个人建议，进入国防委员会，从事国家机密事务。

一日，他接到了一封金色的请柬，上面写着毛主席的名字，他正在中南海的家里等着自己呢！

郑洞国非常兴奋，倍感荣幸，他如约来到中南海。

贺龙和第二大元帅叶剑英等人也在其中。

郑洞国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竟是如此的平易近人，心中更是感动。

主席向郑洞国问道：“你吸烟吗？”

“抽。”吐出两个字。说完，郑洞国随手的掏出一根香烟，不料主席立即起身，擦着火柴给郑洞国点燃，郑洞国大吃一惊，没想到主席居然如此的平易近人，如此的客气，实在让人佩服。

他想起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们一支香烟，而且有些国民党军官和军官总是很嚣张，心中暗叹：原来共产党真是为老百姓谋福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朴实的人民公仆！

主席继续问道：「你才五十一岁，还年轻，能为我们的祖国做出的贡献太多了。」

郑洞国再次震惊，主席还记得他的年纪，这让他更加下定决心要为人民服务。

不知道怎么回事，郑洞国忽然脱口而出：“主席，我有个问题，您怎么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这样的了解？”

毛泽东一愣，盯着郑洞国，仿佛要从他的表情中分辨出这个问题是真是假，弄得他有点尴尬。

或许，这只是郑洞国随口一问，或许是下意识地流露出来的，但这个问题却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天真。正是因为它的纯真，他才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这个问题很不恰当。”

听到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毛主席先是一怔，旋即哈哈大笑，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时候，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真正的革命者，谁知道，在煤矿里，工人们竟然一点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想了好久，发现问题出在我的思想上，还没有真正地改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还是很浅薄，同工人的关系，还是脱不开学生腔。”

顿了顿，他强调道：“没有人是天生的圣贤，我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从人民中学习，从社会实践中学习，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郑洞国吃完饭，从丰泽园出来，不由得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终于知道，中国共产党里这么多英雄豪杰，他们怎么会对毛主席如此尊敬”

根据郑洞国事后的回忆，正是从那时起，他的人生观才真正发生了变化，他踏上了一条为国为民、为国而奋斗的光辉道路。

1991年1月，郑洞国因病在北京逝世，2月26日，两岸几乎同一时间举行追悼会，以纪念这位抗战时期的爱国志士。

20年后，一提起郑洞国，子孙仍会想到那位慈爱的父亲。在后人的心目中，郑洞国被称为“儒将”，也被称为“铁骨铮铮”的英雄。

打仗的时候，他仁慈地对待人民，即使是在围城的时候，也不会用毒气弹。他还曾经在缅北的战场上宣誓，要把为国捐躯的兄弟们的遗体带回国；作为一名国民党高官，郑洞国能在战后与“敌军”握手言和，显示出了一位大将的风采。

郑建邦，郑洞国的长孙，于2002年赴上海探望陈碧莲。一见面，86岁高龄的陈碧莲就握住了郑建邦的手，激动地说道：

“我一生中最怀念的日子，就是和你爷爷结婚二十年；我这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和他离婚了。”

他从不感到孤独，在50、60年代，他常与友人玩桥牌。他交游甚广，像张素我，张治中上将之女，其夫婿周嘉彬，经常到我家作客，几乎每周都到我家去。

我记得以前周嘉彬来的时候，都是骑着摩托车过来的，那时候北京的摩托车并不多，听到巷子里传来“突突突”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们来了。

杜聿明也常到这儿来玩牌。杜聿明夫妇玩牌还喜欢不认账。爷爷说：“人家是自己的老上司，又是旧识，不便改正。”可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却在一旁说：“爸爸，不要作弊。”

他爱种花，我们家在60年代的花园村，离西郊很近，紧靠华侨楼。我家的蟹爪莲长势很好，左邻右舍的人都向爷爷请教。

他把文竹修剪得很好。来花园村以前，我家就在东四礼士胡同里，爷爷为小姑买了四只鸡，鸡不好养，就养了四只，一雄三雌。那只公鸡个头很大，小姨一出现，它就跟在后面撕咬。

爷爷酷爱书画，平生收藏甚多，有价值的都捐献给了祖国。他自己也买过一幅，当时一幅齐白石只值三四十元，凭他当时的薪水，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