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满清入关后，原明的统治区域存在着满清、南明、大顺军及大西军这四大势力。除了满清之外，南明和大顺军的实力要强一些，而大西军相对而言就要逊色很多了。

大西军实际上是明末农民起义军中李自成系统之外、另一重要系统张献忠部所建立。简而言之，张献忠年长于李自成，两人有隙，遂分头发展。李自成在北方与明军纠缠，而张献忠则是转战于南方。最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而张献忠入川攻克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相对于大顺政权和南明政权，大西政权地域狭小、部众不多，和前两者实力相去甚远。但在清军南下相继打垮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后，就将目标转向了张献忠。公元1646年清廷派肃亲王豪格从陕西进攻大西政权，5月清军攻占汉中。9月，张献忠率部放弃成都北上迎击清军。11月，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军突然进攻，中箭身亡。

张献忠的突然身亡使得大西军顿时崩溃，残存的部众脱离战场后急速南撤，以摆脱清军的追击。最终大西军残部击败南明军的阻挡，渡过长江，向贵州转移，得以脱离满清和南明的夹攻，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此时的大西军余部仅剩数万，和大顺军余部及南明的各自拥有不下数十万之众比起来，是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可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支残军，最终成为了南明抗清的中坚力量。

和大顺军余部在李自成死后四分五裂不同，大西军余部在张献忠死后经过短暂的混乱时期后，立刻重建了集团的领导核心，使得大西军余部保持了整体性。张献忠死后，其义子孙可望等人处死了乱政的大西政权丞相汪兆龄及张献忠皇后，建立起以孙可望为首的四将军体系（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作为大西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在完成领导层的构建后，大西军余部趁云南发生叛乱之际，顺利进军占领了云南。在满清入关南明式微之时，云南地方土司沙定州发动叛乱，使得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几近结束。得到消息的孙可望等人立刻意识到这一良机，当机立断，随即进军云南平定了沙定州的叛乱，与明王朝世镇云南的黔国公达成合作，控制了云南全境。

贵州贫瘠，虽然可以暂时作为休整之地，但在后续的发展上来说，是难以成为大西军可靠的后方基地。相对于贵州而言，云南无论在人口还是物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而大西军占据云南之后，在稳定了统治之后，实施了各种积极的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大西军在平定云南之后，即发兵守境，凡可入滇之路，悉扼守之。此举使得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大西军与清廷和南明朝廷都没有接触，为自身政权的稳固和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在政治上，孙可望等人废除了大西国号，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以争取云南汉族官绅和地方土司的支持。而且重用廉吏，严惩贪佞，使得“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孙可望等人以雷霆之手段，荡涤了明朝相沿成习的污浊，保证了云南吏治的清廉。此外，他们还广泛听取意见，凡不利于民之事，立刻除之；有便于民之事，立刻行之。一番整顿下来，云南呈现出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新气象。

在经济上，孙可望等人在政权稳固后立刻实施了切实可行的赋税政策，将原先百姓的田租由一半减至十分之一，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他们还注意保护民间贸易，铸造推行钱币，以与其它省份趋于一致，使得云南和内陆在经济上的交流大大的活跃了起来。通过铸钱、整顿盐课、商税以及田赋制度的改革，为大西军稳定云南及未来的出滇抗清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入滇之初，孙可望等人就亲自去文庙祭奠孔子，接下来还命令主管下属主持考试选拔生员做官。对于那些生活困难的士子给予关怀，发粮赈济。在政权稳固后，孙可望等人于各州县广设学校以培养士子选拔人才，为将来做考虑。李定国曾经在接见考试后的士子时，勉励他们用功学习：“诸生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官了”。在大西军的治下，文教复兴，那些出生于地主阶级的读书人也感到了出头有日，大大减少了抵触情绪，双方的合作使得大西军统治下的云南政治上更加稳定。

大西军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包括严肃军纪、加强训练，改善军需供应等。为了防止军队损害百姓利益，大西军领导人不惜矫枉过正，很快得到了云南百姓的拥护，时人盛赞：“孙可望等人立法甚严，兵民相安”。此外，大西军虽然远离战场却始终密切关注国内政治、军事动向，随时准备奔赴抗清战场。因此他们以云南为基地，厉兵秣马，严加训练，为抗清准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而经济上的发展，也使得军队的供给改善有了极大的保障，这些都使得大西军的战斗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才有了后来抗清的傲人战绩。

经过大西军三年的发展建设，云南从一个几近于化外之地成为了当时经济最好的地区之一，成为了一片乱世中的乐土。在这个基础上，大西军整军备战，培养人才，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随时准备重上第一线。这里除了大西军需要休养生息外，南明政权的态度是一关键因素。

在明末清初这一民族矛盾突出的时代，原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隆武帝、堵胤锡等能够放下成见，与农民军余部进行合作抗清。但大多数原统治阶层却依然坚持顽固的立场，防备、敌视农民军，不能真正的与之合作，这也是率先与南明合作的大顺军余部战绩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大西军余部之所以抗清有力，除了上面说的有一个稳定领导核心和稳固的根据地之外，他们和南明政权的有效的合作也是重要原因。

早在张献忠放弃成都北上抗清之时，他就对孙可望等人说道：“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大西军面临着南明和满清的两面夹击，败亡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才有了张献忠这相当于遗言的表态。

面对危局，大西军的选择可以有两种，那就是投降满清或者南明，这样也许可以生存下来。从现实考虑而言，投降实力强大的满清更有有利，但张献忠的选择却是归顺明朝。看起来有些令人不解：残明势小力微，张献忠又曾与其长期作战恩怨很深。但张献忠最终还是选择了民族大义，给大西军确立了联明抗清的道路。

此后，无论是占据云南和建设云南，大西军余部的所作所为都是以联明抗清为根本。公元1649年起，在其站稳脚跟后，就开始主动联系南明政权，行为能够达成合作。但一开始，南明内部很多人不愿意与大西军合作，大势所趋之下依然是频频设阻。直到最后清军攻入两广，永历政权已是岌岌可危之时，才不得以与大西军达成了合作。

永历政权被迫承认了孙可望的自封秦王，大西军余部以明军的身份出兵抗清。在自此后的十余年里，大西军余部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作战，沉重打击、遏制了清军，成为了清军入关以来最为强劲的对手。特别是杰出的军事统帅李定国，“转战千里、两阙名王”，连续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和顺治叔父——敬谨亲王尼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的战绩，并收复广西及湖南大部地区。

孔有德和尼堪的败亡，震动了天下。满清官员仰天恸哭：“自国家开创以来未尝有此大败也。”顺治皇帝和满清贵胄更是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满洲八旗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鲜有败绩，以至于骄横狂妄，不可一世。李定国击毙尼堪，打破了八旗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他们走下了神坛。而明朝的遗老则是喜极而泣，奔走相告，以为复兴有望了。

大西军余部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清的中坚，正如前面所言，是有着一个领导的核心，保证了政令的统一；有着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保证了物资和兵源；有着一个高效的政权，得以收拢和培养人才。这些都使得大西军余部有能力担负起抗清事业的重任，并成为中坚，按照今天的而话说，可谓是抗清的中流砥柱。

当然大西军最后还是败了，南明也最终灭亡。但大西军的失败不在于军事上，而是政治上的。也正是其内部未能坚持与南明合作，孙可望在局势大好之下，萌发了取明而代之的念头，使得大西军发生了分裂，甚至于后来爆发了内战。孙可望失败后投降了满清，可耻的做了叛徒，而实力严重受损的南明最终没能扛住满清的乘虚而入。

南明政权在当时，兵源最多，当然伤亡也就最大。按照现在一些人的说法，原明军才是中流砥柱。可事实上，原明朝的军队是难堪大任的，在清军的进攻下，多是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也只是有了大西军，才遏制住了清军的进攻，延续了南明十几年。大西军人数虽少，伤亡也没有原明军大，但最终的态势表明了他们才是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