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获得诺奖的那位著名作家我基本上无感，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也不曾对他做什么评价。本来在生活中没有任何的印迹，只是因为网上传的那句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留言，才让我留意了这位作家。经过查询，很多人认为网传的那句留言是他所为，这使我很是吃惊，然后是不解、疑惑了起来。
普遍认为，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近代中国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同时因为中国的改变而使世界发生了改变。这绝非是所谓的“改朝换代”所能达到的，它必然是新生的、前所未有的，是一场深刻而又彻底的社会革命。因此我们才称作新中国，称作解放战争。
只要稍微了解些历史，就会明白这个道理。把解放战争形容成改朝换代，是无视历史发展的真相，不是无知就是自私，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下。如果是寻常之人这样的认为倒也罢了，偏偏这位作家名声太盛，影响力颇大，难免就会混淆视听，这就必然会引起有识之士的反驳以正视听。
作家的支持者言必称作家是一位有良知、敢于说真话的文化人，作家自己也说他不粉饰现实，专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诚然若此，社会之幸也。但落到实处，单就评论解放战争一事，作家的表现可就差强人意了。特别是说那些当年生活的艰难，总是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一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对于那段艰难时期，我们不必讳言，它是客观存在的。也并非是要像一些网友批判的那样，说作家言过其实、过分的夸大。事实上，由于区域之间的差异，以及政策实施的因素，使得各地呈现出来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里我们要明白的是，那段艰苦岁月，是旧中国的遗产之一、是新中国无奈的选择，是我们这个民族浴火重生所必须要走的历程。
简单的说，我们的艰苦岁月是我们当初生产力低下和原始积累造成的。在建国之初，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争论，那就是要不要立即解决老百姓生活质量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大仁政”和“小仁政”之争。伟人明确表示，先集中力量完成工业化，实现国防自主，再以工业带动农业，这是“大仁政”。而立刻解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能是少积累或者不积累，那样的话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这就是“小仁政”。
不要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家庭都知道要积累才能扩大再生产，才能真正的发家致富。新中国无疑就是选择了积累发展的道路，这也是我们生活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对于旧中国的遗产，往往那些批评者是视而不见的。相对于旧中国的饿殍遍野、无岁不荒年，新中国的成就可以说是伟大的。不管你如何说，旧中国三十几年，人口基本上没有变化，高生育率之下呈现出的是高死亡率。而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人口从四亿增长到十亿，这就是对于人的生存权最根本保障的体现。
对于那段时期，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虽然痛苦但不得不如此。不是我们喜欢吃苦，而是我们不得不吃这个苦，而且是为了后人不再吃这个苦。如果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一定的了解，都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看待那段历史。因此对于作家的态度就很是不解了，按理说他的学识应该是不浅，何以有着这样的认识。
任何的时代都有它不好的地方，这是无须讳言的。针砭时弊是每一个有识之士的良知，但这个良知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否则就将是泄私愤的遮羞布。按照作家的描述，那个时代是多么的不堪。可实际上，那个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为伟大的时代之一。一穷二白、满目疮痍之下，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作家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问题，他的怨气大概就会小很多了。
当年吃苦的人中，作家所在的文人阶层发声最多。当初盛行一时的伤痕文学，还有所谓的牛棚之说，都是他们受迫害的描述。可后来我知道了伟人的小女儿也曾经在“五七干校”也就是“牛棚”受过再教育，知道了所谓的牛棚当时很多农民一辈子也住不上，我就知道了这些人的矫情。
在困难时期，核基地的知识分子忍饥挨饿也坚持核武器的研制，大庆的石油工人更是发出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如此种种，各行各业不在少数，因为大多数人都明白他们那一代人肩负的使命，为之奋斗不息。如今这些人的抱怨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唯独作家之类的抱怨颇多。
物不平则鸣，面对不公正发声是必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别人能够理解而你们理解不了。前面说过造成艰难岁月的原因，难道说你们比开国元勋们还有能耐，能够既让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又能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当年陈毅元帅为什么会说出“哪怕当掉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的话？知道当时新中国国际环境的险恶吗？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回到世界政治舞台中心，这些成就都抵不过没有填满你的一张嘴。
中国传统文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视过高，这就造成了自觉高人一等的感觉。新中国的成立，其实就是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它扫荡了一切旧的势力，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但这个过程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定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动和逆流。几千年来文人居于社会的上层，是新中国使他们回到了人民中去，但骨子里的高傲使得他们还是时不时的忿忿不平，抓着一些社会弊端来展现所谓的良知。
但就如前面所言，什么事情都不能孤立的来看，更要从全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中国的建立，是在中国处于历史最低谷时，是在世界新旧格局转换之时。是我们的艰苦创业，及时地实现了工业化，才得以赶上时代的大潮，迎来了世界局势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一切，都是我们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才换来的。
起初我只是以为是作家的见识不够，后来看到了另一位作家的回忆才有所明白。那是他们参观伟人故居，出来后诺贝尔作家恶狠狠的说想要到伟人的床上净手。看到这，不难想象作家有多恨伟人。俗话说，人无完人，伟人也有其不足之处，但其功绩无疑是极其伟大而又辉煌的，因此被称之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作家对于伟人的态度，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因素而非历史的角度。
伟人一直信奉人民至上，以人民为历史前进的推动力。他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于文化人也是有着同样的要求，因此才有了诸如“牛棚”之类的举措。这种行为，实际上是符合社会发展的，但也必定会有一定的反复。文人千百年来一直高居老百姓之上，一朝沦为与贩夫走卒、引酒灌浆者为伍，落差自然是有的，怨气也自然是有了。这样看来作家有着这样那样的说辞，也就不奇怪了。
但实际上伟人的做法归根结底是有利于文人的，是为了其融入人民而更好的发展，毕竟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的，都是要与时俱进的，自己主动反倒更好些。话说回来，批判社会不好的一面是必要的，也是有识之士的社会责任，但这个良知、真正的良知，一定要超越自身的局限才能具备。任何人都不要想着高人一等，殊不知时代早已变了，正所谓：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