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衡阳保卫战时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方先觉本人认为自己是没有投降的，只是放下武器停战而已。但这个说法成不成立不是他说了算的，两国交战之时放下武器停止抵抗，任你口吐莲花说破大天，终究还是难以洗刷污名的。

对于衡阳保卫战，在国军豫湘桂大溃败时，绝对算得上亮点，而且是少有的亮点。各地的国军在日军的攻击下，基本上都是一触即溃，丧师失地，直到日军打到衡阳。在衡阳城下，中国军队和衡阳民众坚持了四十七天，予以日军以重大的杀伤，因此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这里要注意的是，被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衡阳的军民，而非那些集体投降的高级军官们。当然他们自己一直不承认是投降，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为了伤兵而放下武器。但无论如何，我相信对于衡阳保卫战应该纪念的是广大的抗战军民，而非最后决定投降的那些高级将领们，不管他们的借口是多么的冠冕堂皇。

为了伤员而选择了投降？说得好听。最后日军还是把几千重伤员杀害了，而那些个为了伤员被迫投降的军官们倒都是毫发无损，真是难为他们了，能拿出这种借口。再者说，战争必定要有伤亡，如果是为了伤员，当初何必抵抗，不抵抗就肯定不会有伤员！

日寇入侵我中华，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所以我们才要抗争才要抵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和它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作为抗战的官兵，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抱有杀身成仁的信念，这绝非是所谓的没有人情，而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有着深刻认识后的必然。以顾及伤员的名义投降，这是行小义而不顾大义，说白了是借伤员当作自己贪生怕死的遮羞布。而最终伤员的被残杀，则是狠狠得打了这些人的脸。

有人说，守军坚持四十七天，早就完成了上级交代的坚守十天到两个星期的任务。这时的衡阳城已是外援无望、弹药不济、伤亡无数，在这种情况下放下武器是说得过去的。如果认为任务完成就可以投降，那么我想问的是，中国军人在抗战时的任务是什么？是不是要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去，完成这个任务了吗！

当时的局势是衡阳在坚守，外围的援军在逼近。不管外援给不给力，事实是一直没有放弃，可你衡阳守军却主动放下武器，这就是不顾大局，破坏了整个的战略部署。当年的徐州会战，西北军坚守台儿庄，在日军的攻击下伤亡惨重。虽然一再超出了上级给的坚守时间，但反击的时机还未成熟，西北军只得咬牙苦苦支撑。如果按照那些人的说法，完成任务了就可以放弃，那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大捷。

在战事胶着的情况下，只有坚持才有可能出现转机。如果不是台儿庄的西北军苦苦支撑，一而再再而三的超期完成坚守的任务，就不可能有最后的胜利。同样的，衡阳守军并没有到弹尽粮绝之时，外围的援军也在向衡阳靠拢，而衡阳守军突然的投降使得战役再无意义。

生命诚然是宝贵的，但在这之上还有更为可贵的，那就是对于信念的追求。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危机，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抗战到底，因此对于日寇何时何地都决无放下武器的可能。徐州会战时川军坚守藤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师长王铭章也以身殉国，那时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要抗战到底绝对不能投降的。这样的例子在抗战时很多很多，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面对他们，方先觉这些人不觉得羞愧吗？

如果说援军不至、伤亡太大、预期任务完成，这样就可以投降，那很多的仗也就不需要打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军人的职责就是守土杀敌，你以伤亡大、外援不至为借口放下武器，再怎么洗都是不可能洗的白的。我们知道二战的转折点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当时的苏军是不是比衡阳城的方先觉等人的处境更为艰难。如果苏军也以方先觉等人的理由放下武器了，那么也就不可能有这个二战的转折点了。放下武器，特别是在对于外来侵略的战事中投降，是不配作为一个军人的。

对于方先觉等人的投降，有人认为是国民党军内部的倾扎所致，方先觉只是被利用了而已。果真如此的话，只能说方先觉没能以身殉国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不好说什么。但其放下武器后的一些言行，是不符合其之前的声明的。不过在当时对于汉奸一事的看法颇为有趣，多有曲线救国的说法，这恐怕也是衡阳那些高级军官投降的底气所在吧。

方先觉等人的投降，其实就是国民党政权军令不严、赏罚不明的结果，更是国民党政权腐朽无能的体现。二战已行将结束，世人都明白日本必败，这个时候投日，就和1911年入宫做太监，1949年加入国民党一样，是根本没有前途的，更是毫无廉耻的。方先觉等人投降，一是为了当下保命，再者也有曲线救国为后路，至于廉耻就可以不顾及了，至于民族大义根本不在考虑之内，这样的一些人是如何能洗的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