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宇六十载，其统治风格虽不乏独断专行、好大喜功及奢靡铺张之诟病，但毋庸置疑，他于中国历史长河诸多帝王中，堪称卓越之佼佼者。尤为可贵的是，乾隆深谙“民为邦本”之理，明晰唯有视黎民如己出，方可维系国家之长治久安。

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但凡施行虐民之策的统治阶层与政权，往往命运多舛。当民众生计维艰，遭受官府与地主阶层的盘剥压榨时，以武力颠覆王朝统治的变革便极有可能发生。乾隆皇帝在这方面表现卓越，他深知民生之重，对百姓关爱有加，其理政理念与举措，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堪为典范，值得敬重。

【天下百姓皆吾赤子】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登基仅逾三月的乾隆皇帝，颁布了一道颇具影响力的谕旨，该谕旨内容为：

在治理国家的诸多理念与策略中，置于首位的当为秉持爱民之心。而践行爱民之道，重中之重便是致力于减轻赋税、免除租税。身为君主，朕将天下黎民视作自己的至亲骨肉，意在使恩泽均布于万民。

乾隆所表之言，皆为肺腑，绝非出于政治目的之虚饰。自其登基伊始，便将此理念奉为圭臬，于长达六十年的执政生涯中，始终铭记于心，未曾有丝毫懈怠。在乾隆统治的六十载岁月里，自然灾害频发，年年皆有重大灾异降临。为应对此局面，朝廷每年均需投入巨额钱粮用于赈济灾民。故而，就赈济力度而言，乾隆一朝堪称历代之冠。

乾隆获悉地方民众遭受灾害后，秉持“办赈理宜宁滥毋遗”之理念，倾向于地方官员将灾情作较为严重之呈报。如此举措，旨在确保受灾民众能获取更为充裕的赈济资源，以彰显对民生之关切。

为确保朝廷赈济举措于地方得以切实施行，乾隆屡颁谕令。其明确表示，对于地方督抚大员在履职过程中偶发的一般性过失或罪责，可视具体情形予以酌情宽宥。然而，若有罔顾法纪、胆敢侵吞赈济钱粮者，必将施以重典，严惩不贷。

纵观乾隆在位期间的赈济举措，其行事严谨且不吝斥巨资投入。以乾隆五十一年为例，彼时全国范围内灾荒肆虐。面对严峻形势，朝廷迅速启动一系列赈济机制，诸如截留漕运粮食，开放官仓储备谷物，发放专项赈济银两，以及推行以工代赈等策略。是年，户部为赈灾所支出的白银数额高达1400余万两，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足见其对赈灾事务的重视程度。

据载，曾有彼时，山东平度州突遭洪患肆虐，汹涌大水致使当地灾民纷纷登攀城墙与屋顶以暂避灾祸。而恰在此时，平度州知州颜希深因公事需赶赴省城办理相关事务，州中遂陷入无人主政之境。在此危急关头，颜希深之母展现出非凡果敢，毅然决然地下令开启官仓以赈济灾民。然由于事态紧急，未来得及向上级呈报此举措，事后，山东巡抚以滥用职权、擅自发放官仓谷粮之由，对颜希深之母进行弹劾。

乾隆获悉此事后，不禁感慨，称既有如此贤良之母与清正之官，心怀家国、通权达变。然当地巡抚非但未予以保荐奏明，反而加以弹劾，如此行径，又何以彰显激励劝勉之效。

山东巡抚遭逢“传旨申斥”之惩处。与此同时，颜希深获擢升为知府，其母亦获封三品诰命。此消息一经传开，民众皆感欣喜，对乾隆帝之圣明举措，无不心怀感恩，以表尊崇。

在封建王朝的历史长河中，康熙与雍正两位帝王，以其对民生的关切，堪称难得的仁君典范。然而，受制于彼时的国力水平，他们虽心怀爱民之念，能够为民众提供的福祉亦存在客观局限。相较而言，乾隆一朝在应对灾荒赈济灾民方面，所投入的钱粮数额极为可观，这与前朝形成鲜明对比。

自乾隆元年起至乾隆二十年期间，仅漕粮截留这一举措，数量便高达1320余万石。当户部将此数据奏报于乾隆帝时，就连乾隆帝本人亦颇感意外。他表示：“朕每遇地方灾荒，心系百姓疾苦，践行己饥己溺之念，自是责无旁贷。起初并未刻意计算漕粮截留之数量，未曾想竟至如此规模。”值得留意的是，回顾康熙与雍正两朝，其漕粮截留总量尚不及500万石。

乾隆在位期间，于赈济灾民一事上秉持着不计成本的态度。每逢灾荒岁月，朝廷依制设有明确的赈济时限，在此期间，民众可依规领取赈济钱粮。然而，乾隆心怀对百姓苦难的深切悲悯，常基于人道主义考量，将赈济期限额外延长一至两月。这一举措，无疑在生死之际拯救了众多处于困苦中的黎民百姓，充分彰显了其对民生的高度关切。

【天下之财，不聚于上即撒于下】

在灾荒肆虐之岁，乾隆帝以不惜耗费巨额资源之态，全力赈恤黎民。而待国库渐趋丰腴之际，乾隆帝则推行大规模且频次较高的普免钱粮举措，旨在减轻百姓赋税负担，彰显其对民生之关切与重视。

在清朝统治时期，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以及嘉庆元年，朝廷曾先后五次颁布普免全国钱粮的谕令。不仅如此，又三次实施了对南方漕粮的全部蠲免举措。据统计，累计所蠲免的赋银高达二万万两，这一数额等同于当时全国五年的财政收入，其规模之大，在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乾隆十年，彼时国库存银仅四千余万两。依据收支平衡这一财政基本准则，在此阶段，尚不具备全面免除钱粮赋税的条件与能力。户部及诸大臣基于此情形，均对普免钱粮之举持反对态度。然而，乾隆皇帝并未接纳这一建议，而是颁布了一道蕴含深远意义的上谕。

上谕载：于海宇一统、民气祥和之盛景下，欲持盈保泰，首务乃足民之生计。盖天下财货总量既定，非聚于朝廷，即散于民间。朕秉持继志述事之念，值此重熙累洽之时，冀使万物生灵，皆沐皇恩厚泽。

从本质而言，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在于充分满足民众需求，推动民众率先实现富足。需知，天下财富的分布，非国家即民间。执政者理应致力于使全体民众皆能共享盛世之繁荣昌盛。

普免钱粮的诏书颁行至各地后，据时人记载，彼时呈现出“万方忭舞”之景。各省府州县仿若新春佳节，家家户户燃炮致贺，民众皆面露欣悦之色。此景无疑是对乾隆皇帝此项举措的高度赞誉，充分彰显该政策深得民心。从宏观层面而言，普免钱粮之举对推动农业发展、繁荣社会经济以及改善民生，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封建专制时期，民众处于社会底层，饱受剥削。然而，就乾隆统治阶段而言，民众的整体幸福程度颇高。

爱新觉罗·弘历降生于帝王宫闱，迥异于出身草莽、历经民间沧桑的朱元璋。其秉持善待黎民之举，并非源于先天的慈悲禀赋，实则是基于其作为君临天下者所具备的深邃洞察与高瞻远瞩的睿智。他深知，百姓乃国之根基，若肆意欺压，必将导致国本动摇，终致社稷倾颓，此乃不言而喻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