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

曾希圣，1904出生，湖南兴宁（今资兴）州门司镇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第7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部长、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曾希圣病逝。

下面是曾希圣女儿曾小红写的《回忆父亲曾希圣》：

1968年7月15日，父亲曾希圣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64岁。四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的流逝冲不走我们姐弟对他的深深眷恋与无尽思念，他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他投身革命和建设的忘我精神，严于律己、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对我们的言传身教，至今仍牢牢镌刻在我们心里。

一、困难时期不吃肉

人们都说父亲个性很强，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对自己和工作人员都很严格。传说战争年代有人形容他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我还看过一篇回忆文章说，曾希圣“性格刚烈，爱发脾气”。在我的记忆中，他确实对工作要求严格，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半点马虎。但生活中却十分随和，我只见过一次父亲骂人。

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安徽省委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不吃肉。父亲因营养缺乏，还患了浮肿病。一天，从食堂打来的菜里有一碗炒肉丝，没想到父亲下班回来一看，“啪”的一声拍了桌子说：“这是谁搞的？不是说不许吃肉吗？把小孟叫来！”

食堂的小孟师傅忐忑不安来到我家，父亲对他发火：“你乱弹琴，满脑子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你以为这是讨好我吗？说过不许吃肉，为什么还要做肉菜？端回去！”小孟师傅满脸通红把炒肉丝端走了。几十年后，我们在合肥见到孟师傅，他对我们说：“你父亲真是个好人，他骂我骂得心服口服。”

1960年2月，邓小平、彭真、刘澜涛、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到安徽视察工作。听母亲说，省委一些领导同志提出，多位中央领导人一起来了，这是难得的聚会，应当破例请他们吃一顿饭，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还说：“主席和总理来了，我们也没有请客嘛。”

后来，省委几位书记不约而同来到我家，都主张要请一次客，父亲想了想后才说：“好吧，请！但是我们自己拿钱。”说罢，叫母亲拿出5元钱，并把孟师傅叫来，要他到几位书记家里，每家收5元钱。

孟师傅一共收了35元钱，父亲又叮嘱他：“就用这35元钱，做一顿可口的便饭。不准用公家一分钱。”在省委食堂“开宴”前，父亲对几位领导同志说：“这顿饭钱是我们7个人凑份子的，你们几位放心吃好了。”他们高兴地说：“老曾，你这个办法好。请了我们的客，又不花公家的钱，真像当年在延安一样。”

二、给他送礼会挨骂

父亲在生活上没有什么要求，吃穿都很随便，平时喜欢吃点辣椒、苦瓜，还鼓励我们也吃辣，说毛主席说的，不吃辣椒不革命。他很少做新衣服，只有一两套稍好一点的衣服和两双皮鞋，到中央开会或在正式场合才穿，平时穿的很多衣服都打了补丁，他常说这样的衣服穿起来舒服随意。母亲说他工资里花销最多的是买书，他从不嫌书贵，常常一下子就订购好多书，大多是政治理论书籍和历史书籍，还有一些医药书籍。

我们的衣服也是老大穿了老二穿，如果还能穿，就要给弟弟穿。大弟弟大了，知道穿姐姐的衣服同学会笑，不愿穿。二弟弟不管，姐姐的旧衣服拿来就穿，父亲见了很高兴，摸着二弟的头说：“这才像我的儿子！”

父亲曾说过：有人说安徽是“乞丐王国”，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帽子甩掉！一次父亲到浙江开会，路过当地农民的家，看到他们的生活比较富裕，当时就感慨地对母亲说，我要是能让安徽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浙江，就安心了。

在安徽工作时，父亲患有胃溃疡，经常犯病，胃出血，但他没时间休息，带着中药坚持开会下乡。父亲下乡回来，车里从来不会带回一丁点儿乡下的土特产，因为大家都知道，给他送东西是会挨骂的。相反，常有叔叔到我们家来，如果看上父亲的东西，父亲都会毫不吝啬地送给他们。

三、自发研制插秧机

回忆父亲，印象很深的还有家里的面盆、花盆、洗澡盆里的那些秧苗，以及他全神贯注伏案设计插秧机的身影。即使不让他工作了，他的脑子里萦绕着的仍是农民的吃粮问题，每天想的说的，都是怎样才能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让粮食增收。

到了上海以后，父亲名义上还有华东局的职务，实际上他基本是赋闲在家。最初，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中央简报，写检查，有时写不下去，就到院子里转圈子。但很快，他的心思就用到琢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上来了。

他向上海市提的唯一要求是：“能不能派一个木工师傅给我，兼职的也行。”市领导给他在嘉定县农机厂请了一位八级钳工张师傅、一位高级木工金师傅，按照他的构思和设计，制作插秧机。当时，父亲除参加华东局安排的会议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嘉定，亲自参加研究试制。

为了做插秧行间距的对比，父亲动手在家里做试验，看到父亲兴致勃勃地干着，我们也被感染了，全家总动员把家里各种盆都拿过来，帮他育秧栽培，院子成了父亲的试验田。他对我们说，如果能加快农民的播种和插秧速度，就可不误农时，提高产量。盆里的秧苗长得不错，插秧机的设计制作有进展，做出了样机，父亲的脸上就浮现出笑容。

父亲调西南局时，也没放下他的插秧机，他把两位师傅从上海带到成都。在那里，他带领着他们制造出了播种机和插秧机。后来这两位师傅专程前往八宝山，在父亲的灵前流着泪说：“曾老，我们来看您，向您汇报来了，您当年的试验，我们取得成功了！”

四、情报生涯从未提

父亲很少提起他在战争年代的经历。一次我缠住他，要他讲讲“长征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有多苦”，父亲笑眯眯地回答：“吃草根和野菜，还吃过皮带呢！”“是啊，打了不少仗……”父亲若有所思，却再也不搭理我了。

他在长征途中到底干了什么？直到去世，父亲都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只字不提这段经历。父亲去世后，我才听到他的老战友宋裕和对母亲说：“你不知道吧，老曾在长征中是立了奇功的。”原来，父亲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报工作经历。

1931年12月，父亲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中央军委立即让他担任军委二局局长。在此后的7年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都用在了红军的情报工作上。

父亲一方面布置侦察台大量抄收敌台密码电报，分析判断大致内容；另一方面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电台人员了解其密码和译电的情况，同时想方设法搜集我军缴获的敌军密码本和电报底稿，进行分析研究，以求弄清编码规律。

1932年8月，红军打下宜黄城，父亲立即带人直奔敌师部的电台机房，收集敌军遗留下的机要电文。他在大量的电文中查阅到一份密电，已译出30多个字，他把这30多个字作为线索，再根据敌情猜译剩余的密码，终于将这份密电全部译出，打开了破译的缺口。

在此基础上，父亲领导二局再接再厉，又破译了敌军的“展密”和保密程度极高的“特别本”“猛密”电码。为了攻克破译难关，父亲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没日没夜地工作，顾不上洗漱，一脸络腮胡子，被战友们称为“曾大胡子”。

从此，在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敌人的很多行动，都在父亲领导的军委二局的掌握之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在长征路上，在西安事变前后，二局破译了数百本敌人的密电码，充分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叶剑英后来曾由衷地说：“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他还说：“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

“文革”期间父亲被周恩来总理安排住进了京西宾馆。不久他偶遇二局老部下张本清，谈话中父亲得知，由于装备落后等原因，情报工作的某些领域遇到了困难。此后，父亲一直牵挂着这件事，又开始了现代密码的破译。他让姐姐买了一些计算机书籍，夜以继日阅读学习；还把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亲戚陈弟恭找来，让他给自己讲授计算机课程。

1967年底，他身上出现了血性紫癜，并伴有持续低烧，周总理立即安排他住进301医院，并指示医院全力救治。医生诊断父亲患了“再障性血小板减少症”，并发出“病危”通知。但父亲仍悄悄把书和笔记本带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坚持研究“现代密码”。

医生警告父亲，动脑过多，可能引发脑溢血。总理也派人转告父亲，要他专心治疗，等病好后再研究。但父亲都不理会，总说“能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一直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父亲去世后，母亲把三本浸满父亲心血的笔记本转交给了周总理，他立即交办有关部门，指示他们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