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三反”、“五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针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毛泽东 高度重视，在1951年11月30日至1952年3月23日，连续几次为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的重要指示。

“三反”就是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就是反对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 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犯罪行为。

中央指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 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 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 二中全会所早已预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 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党中央要求各地区把这场斗争当作一件大事， “看成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 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 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 一样的首长负责， 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 (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同时还指 出，在全国城市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 政军内部的“三反”斗争，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要求各大城市(包括省城)迅速部署，在二月下旬进入战斗。

党中央的指示，很快在全党全军与全国各地掀起了“三反”、“五反” 群众运动的热潮。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同志们感到进入城市之后，社会 情况与农村不同，花花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不能低估。

报刊揭露的大量事实 表明，解放初期有些资本家，只图赚钱谋利，不择手段，非但拉拢腐蚀干 部，而且偷工减料，在供应抗美援朝前线的医药卫生用品中，丧尽天良， 以次充好，弄虚作假，非但不能治病救人，有些受伤的志愿军指战员误用 之后，反而病情加重，甚至失去了宝贵生命。这些信息，令人愤慨。

政治运动很容易刮起风潮，掌握不好就会出现偏差。“三反”开展不久， 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管钱管物的部门与人员，是出问题的对象，都应严格 审查，形象地比喻说，钱财物资是山林，贪污分子是老虎，越是山高林深， 越会隐藏大老虎。哪个单位管理的钱多物多，就是运动重点，无疑问地要求 打出大老虎。

军委通信部主管全军通信经费与物资保障，装备费、工程建设 费、维护费、训练费、科研费、行政办公费、特支费等等，科目多，数额 大，管理渠道不一，既有国内订货，也有国外采购，为了突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有时还要想方设法派人去香港进行市场采买，这些事务，集中在部机 关的器材、财务部门办理。

在总参谋部系统，通信部够得上是管钱管物的大 户。“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理所当然地成为众目睽睽的清查重点。

1952年李力与兄弟姐妹合影。左起：李冰、李宁、李治、李力、李伦

通信部领导拥护党中央指示，迅速组织学习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 上，动员有问题的人员赶快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号召全体同志大胆揭 发检举，把犯罪线索追查到底，绝不留情。

一时间，运动成为中心任务，机 关内部大会小会，批判追查，搞得紧张热烈。由于通信部还代管了国家电子 工业，所属不少企事业单位也要开展“五反”运动，所以领导决定派黎东汉 与我带领几个干部，到天津市参加领导那里电子企业的运动。黎东汉全面负 责，我分管天津市罗斯福路的电器公司，有时也到有关工厂去帮助工作。

这些电子企业是解放初期接收过来的，我们人地生疏，业务不熟，搞 了一段时间，感觉情况比军队复杂，事情棘手，面对的是留用人员，还要 注意掌握政策。不久，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我们专门从天津带 领几个审查对象赶来参加，接受政策教育，促进他们坦白交代问题。

有一次，黎东汉与我回北京汇报工作，看见王诤部长与刘寅副部长同 在一个大房间，情绪低沉，场景反常，似乎有难言之隐，让我们莫名其 妙。

通过其他同志了解，原来“三反”运动以来，机关清查工作任务重， 指标高，要求严，总参谋部特地派了一位部长(上将)到通信部坐阵督 导，所以压力甚大。

这时，机关内部个别同志用心不良，以打老虎为名， 把水搅浑。一位分管业务的副部长，平时觉得自己参加革命早，领导位置 应该排在刘寅副部长的前面，对王诤部长也不满意。

还有一位主管科技业 务的处长，文化水平高，口才好，讲话善于煽动，平时对领导就有意见， 两个人互相配合，利用运动的气氛，鼓动群众，对机关中几位管理财务与 器材工作的干部，组织批斗追查，大会小会，闹得很凶，妄图打开缺口， 进一步挖出后台，把矛头指向王诤、刘寅两位领导，把他们打倒了，自己 取而代之。

对这种错误行为，熟悉情况的同志们非常气愤，但在运动高潮 中，是非一时难分，只好沉默寡语。上级领导部门希望运动能有成果，虽不了解情况，但一味支持群众运动，进行追查批斗，加剧了机关的紧张局 势。王诤部长与刘寅副部长，没有宣布停职，但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好正 常工作，便自觉地靠边站，接受审查考验。

黎东汉与我听到这些介绍，十 分愤慨，互相表示决不参加他们的阴谋活动，按照中央指示，我们到天津 干自己的工作，相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三反”“五反”运动时间不长，几个月后，通过调查证明，通信部 主管器材、财务的工作人员，账目清楚，管理良好，没有贪污受贿、弄虚 作假之类的违法活动。王诤、刘寅两位主要领导干部，一向艰苦朴素，要 求严格，经济方面更没有违法行为。上级派来的领导干部撤回去了，机关 秩序恢复正常，群众通过运动受到了深刻教育，同时也看清了那位副部长 与处长的个人野心与错误行径，使他们十分孤立。

事过不久，上级决定将 那位副部长调离通信部，另行安排，那位处长后来调到空军司令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据传又犯了严重错误。

运动结束，王诤、刘寅继续领导， 他们没有打击报复，反而严以律己，进行自我批评，使同志们看到共产党 人的道德情操，为人处事的正确态度，受到了活的教育。

20世纪50年代中期李力全家人合影

通信部门历来有个好传统，管理的事情多，经手的财物多，但是干部 都很自觉，工作认真，注意勤俭，严守纪律，热忱服务。许多同志虽不直 接经手这方面业务，但对部领导与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日久天长，也有 一些了解，对他们完全信任。

器材处几位领导作风正派，循规蹈矩，办事 公道，手续清楚，个人没有不良习气。财务管理更加严格，钉是钉、铆是 铆，不但公私分明，即便工作需要，业务部门之间互相挪用经费也很难通 融，必须办公会议讨论决定，部领导批准才能办理。

财务处长严正年岁较 高，性格直爽，态度严肃，部领导决定的事，如果不符合财务规定，他也 认真把关，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建议。

另一位老红军陈明，广东人，年纪 比我们大，对人态度和蔼，生活简朴，他一个人主管通信部的特殊经费， 钱账都在他手里。延安年代，我们年青不大懂事，爱开玩笑，知道他管 钱，有时见面要他花钱请客，他总是笑眯眯地不予理会。新中国成立后， 他仍一个人管理特支费，与正常经费分开办理。

战争年代，党中央照顾有 些业务部门的特殊情况，曾拨给军委三局一些经费，包括部分黄金、外币 等，以备紧急状态下可以换购所需器件，保证通信业务不受影响。这些事 情严格保密，专人操办，其他同志从不插手。

陈明对广东一带比较熟悉， 关系较多，活动能力也强，他按领导指示，有时自己去香港选购急需的器 件，总能完成任务，受到好评。

“三反”运动期间，他也受到审查，无论 怎么批斗，始终坚持原则，注意保密，能说明的说明，不能说的就沉默不 语。事后查证，陈明确实是位经得起多种环境考验的好党员，几十年如一 日，勤恳工作，从无私心，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劣迹。

时光飞逝，几十年前的“三反”“五反”运动已经成为共和国的一段 难忘的历史。现在如何评价，可能各有高见。作为一名亲身经历的老党 员，我感到受益匪浅，印象颇深。

它教育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 处于执政地位，如何应对外界环境的影响，保持革命本色，密切联系群 众，牢记“两个务必”,防止腐败变质，意义十分深远。

运动中处决了刘 青山、张子善两个地市级干部，教育了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震动很大。

多年后，毛泽东再次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气势汹 涌，时间更长，很多领导干部受到人身攻击，家庭被抄，什么“走资派”、 “叛徒集团”、“反党分子”等等，罪名繁多。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众 多领导干部抄家搜出来的东西，从未听说有多少金银财宝，运动中批判的 许多罪行，也没听说谁有贪污受贿的经济犯罪。事实表明，绝大多数党员 领导干部经过党的教育，经济领域都能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情况是比较 好的。

随同彭老总视察

1954年前后，穿单衣的季节。有一天接到通知，我随王诤部长去张家 口出差。赶到前门车站上车后，才知道原来是国防部长彭德怀要去通信工 程学院视察，我们是通信部的陪同人员。彭老总乘坐在列车后半部加挂的 一个包厢，我们没有另外买票，也坐在这个包厢里。彭老总只带了一位秘 书，见面介绍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路上没有什么交谈。

到达张家口后，彭老总与我们住在学院临时安排的招待所，旧式小平 房，条件简陋，室内没有自来水，洗漱时用脸盆端水。公共厕所设在院 内，周边有点低矮的围墙，基本是露天的。住下之后，我们担心彭老总年 岁大，从北京来此，生活可能不便。

当地驻军领导干部，看到这种情景， 也邀请彭老总搬到他们那里休息，但都被谢绝。第二天上午，我看见彭老 总蹲在厕所里解手，随遇而安，态度自然，不由对彭老总的平民作风感到 敬佩。

那时候，张家口市内没有高楼大厦，环境比较简朴，我们也没上街游 览。一次陪彭老总在学院周边视察，路过一处岗哨时，老总停下，对着哨 兵看了好一会，突然把战士头上的船形帽摘下来，微笑着问：“你喜欢不 喜欢这个帽子?”,哨兵在首长面前，涨红着脸，不知如何回答。彭老总把帽子扣回哨兵头上，随口说道：“我就不喜欢!”,非常坦诚地走开了。

学院召集党委会议向彭德怀汇报情况，并请首长指示。彭德怀说：这 次我只是来看看大家，没有什么指示。稍微停顿一下，他接着说：我这个 人过去反对过毛泽东，但是现在不反了，我是毛泽东的学生，要好好学习 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大党，人数很 多，每个党员都是党的一个细胞。单有毛泽东同志一个细胞好还不够，应 该全党每个细胞都好，党的机体才能健康。所以希望你们都要努力学习毛 主席著作，依照毛泽东思想把工作做好。

彭老总这番发自内心的讲话，使 与会人员十分吃惊。怎么连历史上他与毛泽东有过分歧的事，都这么坦然 自若地向我们普通党员介绍，并以自己为例，教育我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 想。崇高的精神境界，委实少见，给到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1956年李力全家人在北京北海公园桥头的合影

我们吃饭在住房附近的小食堂，每天皆是平常饭菜。有天晚饭时，看 到临时加了一张饭桌，把食堂挤得满满的。菜肴也比平常丰盛一些，每桌还摆了一瓶白酒，当地驻军领导干部已提前在此等候。

彭德怀进屋一看， 就皱着眉头问：这是怎么回事?还准备了酒!

驻军领导同志急忙解释说： 首长到张家口来一次，机会难得。我们想请你去部队休息，你不去，想请 你过去吃顿饭，你也不同意。没有办法，只好借用学院的食堂，做几个 菜，请你吃点便饭，表达我们全体指战员对总部首长的敬意。

彭老总听后 没再批评，坐下吃饭时，驻军领导向老总敬酒，第一杯他说谢谢，把酒喝 了，随手又举起酒杯，向驻军领导干部回敬了一杯。同时，带有批评口气 地说：让你们不要请客，你们还是做了，这不好嘛!违背了中央不准请客 送礼的规矩，这次如此，下不为例吧!

结果这场宴席，酒瓶放在一边，再 也没人敬酒，大家边吃饭边谈话，同样高高兴兴。

那时通信工程学院有两位苏联顾问，他们得知国防部长到学院视察工 作，这是大事，很希望受到彭德怀的接见。

学院领导与王诤部长报告后， 彭老总说：我这次来和他们没有关系，不要见了。

这时苏联顾问已经站在 房门外边等候接见，领导十分为难。劝说多了，惹得彭老总生气，事情更 不好办。因为解放战争年代，我与彭老总接触机会较多。这次随首长出 差，彭老总把我认出来了，还问我现在干什么工作?

看到这种尴尬场景， 便想自己年纪小、职位低，碰个钉子也没关系，便与他的秘书一起主动到 老总面前帮助求情，说苏联顾问就在门口站着，如果不见，场面难堪，学 院领导十分为难。

彭老总听后勉强答应：“那就见吧”,走到门口，与站在那里的两位顾问握了握手，也没说话，就过去了。

军委领导亲临视察，对学院是件大事。为此，学院组织全体人员希望 与彭德怀合影留念。向他报告后，彭老总却不大愿意，噘着嘴巴说：我的 脸长得像个猪八戒，很难看，有什么好照的!

逗得大家想笑又不敢大笑， 学院领导指着操场说：全院人员已排好队，就等首长了。彭老总通情达 理，只好点头同意，走到队列前面向同志们招手致意，坐下后还回身与几 位同志握握手，照了一张合影。

这次跟随彭德怀出差，时间不长，属于一般性视察，没有研究重要课题，但是给我的印象很深，教益颇多。

彭老总是解放军的副总司令，战功 显赫，被毛主席赞扬为“彭大将军”。解放战争年代，我在西北野战军司 令部电台工作，从撤出延安到解放西北，战斗中经常跟随彭老总在前方指 挥所执行任务，对他的革命精神与指挥风格有很多亲身感受，特别是对他 艰苦朴素、关爱战士的许多美德印象尤深。这次出差，新中国已然成立， 条件大不相同，但是彭老总的精神风貌一如既往，仿佛又受到了一次革命 传统教育。

优良作风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 保证。培养作风，嘴巴讲得好听，形式搞得好看，都不能取得预期效果。 只有领导干部心口如一，以身作则，在长期实践中言传身教，发挥模范作 用，取得群众的充分信任，真诚爱戴，自觉拥护，才能造就一种良好 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