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大浪淘沙。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中，涌现出无数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青史留名；也出现过许多卑鄙可耻的叛徒，让人唾弃。其中出卖罗亦农的叛徒贺治华，因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至今让人叹息痛恨不已。
贺治华是朱德的前妻、朱敏的生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也是与邓颖超等人义结金兰，我党历史上有名的中央妇委会“八姐妹”之一。
贺治华是如何从一个热血青年走上歧途，最终堕落为叛徒的呢？这不得不从头说起。
开江之最喜结滇军名将
贺治华，原名贺稚番，1901年出生于四川省开江县普安镇宝塔坝罗家堰一个叫贺家包的村子。
贺治华的父亲贺德全自幼敏学善思，13岁就中了秀才，30岁拔贡，被选入国子监作生员，曾被朝廷委派为四川省直隶州雷波外判（今大凉山，未赴任），后又被朝廷授予教谕职务（相当于今县教育局局长）。
清朝灭亡后，贺德全还担任了不到二年的开江县城防司令。贺德全任职期间，勤政廉洁，以身作则，连剃头的钱都是回家自取。
贺德全思想开明，重视子女教育。贺治华的母亲熊晶宇是传统女性，却反对妇女缠足，坚持把贺治华送到新式学堂读书。贺治华自幼聪明好学，16岁时师范毕业，在开江县立女子中学当了一名教师，后来又到眉州女子中学任教。
青年时期的贺治华，正赶上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逐步接受了先进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因为性格开朗，举止大方，模样俊俏，才华出众，贺治华被家乡父老称作“开江之最”，意思是开江最出色的青年女子。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眉州各界纷纷热烈响应。贺治华在声援大会上登台演讲，振臂高呼，提倡民主科学，鼓动革命解放。眉山最高军政长官邓锡侯对贺治华的表现大为赞赏：“内容丰富，令自己感到惭愧”，赢得“眉州第一才女”之名。
这时的贺治华已经十七、八岁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她自视颇高，对小地方的权贵子弟根本不屑一顾，认为配得上自己的只有英雄豪杰才
贺治华的二哥贺厚忠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成为川军里的一名军官。33岁的朱德，当时已是川军少将，先后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朱德跟贺厚忠既是同学，又是好友，还是上下级，经贺厚忠介绍，朱德结识了贺治华。
朱德相貌堂堂，英武气正，身经百战，志向远大，又成熟重全，完全符合贺治华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年轻的贺治华对朱德产生了爱慕之心。
刚刚经历离婚和丧偶的朱德，此时正是单身，对才貌双全的贺治华也一见倾心，两人触碰出了爱情火花。
1920年冬，在云南省盐津县，34岁的朱德和19岁的贺治华，喜结良缘。贺治华成了朱德的第四任妻子。
1922年，朱德对国内军阀的黑暗统治心生厌恶，决定远赴欧洲留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临行前，朱德征求贺治华的意见，贺治华表示愿意陪同朱德前往。
这个时候的贺治华，对朱德的感情是真诚的、炽热的。
1922年10月，周恩来在柏林见到了远道而来的朱德，并于11月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德和贺治华一起在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在朱德的感染下，贺治华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贺志华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把自己的名字从贺稚番改为贺治华，寓意治理中华。
1925年7月，朱德和贺治华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党组织安排朱德夫妇到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
离开德国时，贺治华已经有孕在身。1926年4月18日，贺治华在莫斯科近郊一个农场生下朱德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儿朱敏。
40岁的朱德喜得千金，说不出的高兴，为女儿起了一个小名“四旬”，贺治华嫌土气，重新给女儿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菲菲”。
朱德放弃了在国内的高官厚禄，远赴欧洲自费留学，社会地位和收入明显下降，物质生活远不如以往，完全没有原来的舒适惬意。留学生活也比较艰辛，这让出身优渥的贺治华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落差。
贺治华年轻时尚，思想开放，渴望浪漫的爱情。朱德为人憨厚认真，贺治华嫌他因循古板，不会浪漫，不懂得体贴人，夫妻感情开始出现裂痕。
1926年5月，党中央决定让朱德回国，去做四川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
考虑到国内动荡的形势，朱德决定让贺治华和朱敏暂居苏联，朱德给她们留下了充足的生活费，还嘱咐其他同志帮忙照顾，告诉贺治华等国内局势稳定，就把她们母女接回国内团圆。
移情别恋贪图奢靡生活
朱德回国后，贺治华继续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系学习。
当时，有很多来自中国的革命青年在东方大学留学，成绩优秀的何家兴就是其中之一。何家兴跟贺治华是四川老乡，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心。贺治华崇尚所谓“革命的罗曼蒂克”，追求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独守空房内心空虚的贺治华与浪漫多情的何家兴日久生情，两人很快就同居在了一起。
贺治华背叛了与朱德的婚姻，她让妹妹把女儿朱敏带回成都，交给自己母亲照料，公然与何家兴同居在一起。并断绝了与朱德的婚姻关系，和年轻的何家兴结了婚。
1928年初，贺治华、何家兴在莫斯科结束学业，组织上安排两人回国工作。
何家兴是留苏归国的高材生，贺治华精通英、德、俄等多国语言，组织上很器重他们，安排何家兴当了罗亦农的秘书，还租用上海英租界内的一栋洋房给他们夫妇居住，待遇可以说非常优厚。
回国工作后，贺治华担任了中共中央妇委委员，与邓颖超、蔡畅、杨之华等人义结金兰成了“中央妇委八姐妹”。
上海，东亚最繁华的大都会，有“东方巴黎”之称，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轻歌曼舞，但这些对达官权贵而言的。对于共产党来说，则是一片白色恐怖。
与德国、苏联的和平安逸截然不同。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共产党人随时都可能面临着被逮捕、杀头的危险，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经受不住物质诱惑、生死考验，很容易意志动摇。
何家兴、贺治华的梦想和冲动很快被眼前的残酷现实击碎，革命热情开始消退，思想开始异化。
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和对奢靡生活的追逐，逃避白色恐怖带来的巨大压力，用物质生活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何家兴、贺治华不顾组织纪律，频繁出入酒吧、舞厅，彻夜不归，沉溺在上海滩的纸醉金迷中欲罢不能，淡忘了初心和使命，彻底蜕变为贪图享乐、消极悲观的伪革命主义者。
在莫斯科留学期间，罗亦农就是何家兴和贺治华的上级，对他们照顾有加；回到国内，对两人违反党纪、生活堕落的行为，罗亦农多次提出严肃、尖锐的批评。贺治华夫妇表面上应承，背后却依旧我行我素，还对罗亦农心存芥蒂，怀恨在心。
当时，何家兴和贺治华的工资和罗亦农等中央领导人一个标准，每月有二十多元，足以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但是这些钱却远远无法满足两人花天酒地的挥霍。两人每月入不敷出，但奢靡享乐的生活已经让他们成瘾。
看到国民党悬赏抓捕共产党领导人的广告，两人决定铤而走险，妄想用赏金继续他们奢侈生活。
叛变革命出卖领导同志
1928年4月14日晚，贺治华精心打扮来到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找到在舞厅结识的舞伴，对贺治华非常欣赏的高职英国巡捕洛克。
贺治华知道洛克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反共上深度合作。为了达到目的，贺志华对洛克说：自己手里掌握着一批共产党领导人的姓名和地址，还有350多人的共产党员名单，只要国民党方面能出2万美金（一说5万美金）和两本出国护照，她就和盘托出。
洛克听后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贺志华，但因为其所要赏金太多，贺志华空口无凭，希望她能证明情报的真实性。
贺治华当即表示，你们跟我去抓罗亦农，就知道我所说的绝非虚言。
1928年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来到上海英租界内戈登路望德里何家兴、贺治华夫妇住的洋楼，这里是中共中央秘密据点。罗亦农直接上了二楼，他要在这里与山东省委书记吴鬃，还有邓小平商讨工作。
因为错过时间，晚到的邓小平，在不远处目睹了罗亦农和吴鬃被英国巡捕抓住带走。而邓小平侥幸逃过一劫。
英租界巡捕房很快将罗亦农引渡给国民党当局。被捕仅仅六天后，罗亦农就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
何家兴夫妻在罗亦农被捕后，还跑到党组织的另一处秘密联络点，说罗亦农被捕了，请大家迅速转移。
此时，邓小平也将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特科开会，通报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陈赓等人根据现场情况，断定贺治华和何家兴就是叛徒。但周恩来本着谨慎的原则，认真地说：“我也做过这种判断，但这件事关系到何家兴和贺治华两人的政治生命，不是一件小事。”
最后，周恩来指示陈赓去办两件事：一是通过内线查明真相，叛徒到底是谁；二是立即将何家兴、贺治华转移到安全地方，严加监视，但不要惊动两人。
陈赓启动了打入国民党调查科的我党高级特工中共党员杨登瀛，他时任英、法两国租界巡捕房顾问，让他想方设法查清叛徒，并营救罗亦农。
因为国民党特务防范严密，行动过快，导致罗亦农营救失败。但是杨登瀛很快就查明叛徒就是何家兴和贺治华，他还打听到贺治华夫妇手中还握有350名共产党人名单没有交给巡捕房，如不尽快铲除何家兴、贺治华，后患无穷。
为了避免叛徒给组织造成更大危害，周恩来决定由陈赓带领中央特科行动组（俗称“打狗队”），尽快惩治叛徒，保护党组织。
4月25日清晨，上海南京路与浙江路交叉路口，一队迎亲队伍停在了一个小旅馆门前。借着杂乱人群的掩护，一组锄奸队员迅速冲上了小旅馆的二楼。在嘈杂的鼓乐声和震耳的鞭炮声掩盖下，数声枪响过后，何家兴被当场击毙，贺治华也躺在血泊之中。
闻声赶来的巡警发现贺治华还活着，很快将她送进了医院。
这次锄奸行动避免了叛徒给党组织造成更大损失。唯一的遗憾是，贺治华只是被打伤面部和嘴角，瞎了一只眼，没有当场死亡，过后经过抢救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
中央特科曾准备再次潜入医院解决掉贺治华，但由于国民党特务防守森严，很难再找到下手机会，鉴于350人的党员名单已经夺回，以贺治华的地位，掌握不到党内的其他重要机密，难以继续作恶，便没有对她继续锄奸。
作恶多端最终众叛亲离
中央特科锄奸过后，贺治华突然销声匿迹了，官方记录里再也没有找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在一些非官方资料中，贺治华的结局有着不同的说法。
《邓颖超回忆录》记载，贺治华出院后就回到了四川开江老家，嫁给当地一个退役返乡的国民党军官，生了两个女儿。1938年，一帮土匪强占贺治华的房屋，争斗中贺治华被枪杀。
这与贺治华的妹妹贺敬挥说法有吻合之处。按照贺敬挥回忆，贺治华返回四川之后，因其心中有鬼、做贼心虚，不要说前往成都与妹妹、母亲相聚团圆，就连开江县城她都不敢逗留居住，最终挑选了贺家祖宅作为安身之所。
在1939年时，开江当地一伙土匪为了开设赌场，相中了贺治华家的祖宅。他们悍然冲进贺治华的家中，将贺治华杀害，强行霸占了其祖宅。
还有个说法是，国民党特务追查到贺治华家，贺治华拿不出那份共产党员名单，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将其枪杀。
根据朱敏回忆，自1928年之后，贺治华从未回过成都，她是被外婆熊氏养大的。在她14岁时，外婆告诉朱敏，她的母亲已离开人世。朱敏14岁时是1940年，也就是说贺治华没有活过1940年。
当然，上述说法都是一家之言，没有得到官方证实。随着时间越来越久远，当事人均已离世，关于贺治华后来的经历和最终结局，恐怕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了。
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朱敏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母亲贺治华的怨恨：
“我常常怨恨母亲：她为什么不要我？不抚养我？不给我母爱？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弃我而去，甚至叛离了我的爹爹，是为了追求与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一点上，我作为女儿，是不能原谅她的。”
对比党的历史上其他叛徒，贺治华夫妇没有被敌人逮捕，也没有遭受严刑拷打，更没有经历生死考验，她仅是为了维持奢靡享乐，单纯为了贪图金钱，就背叛了党组织，出卖了革命同志，无疑更让人痛恨。
不管贺治华最后结局是什么，她都是罪有应得，因为路是她自己选的。她本可以像杨开慧、邓颖超、蔡畅那样，成为杰出的革命家，被人民所敬仰和铭记。但她最后却堕落为可耻的叛徒，最终众叛亲离，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完全是咎由自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