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昌，1901年出生，湖北监利县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924年，入读武昌荆南中学，董必武的影响下，受到党的教育。1926年北伐开始后，陈克昌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2月，原中共蒲圻县临时县委书记刘迪生被捕叛变，省委调陈克昌任中共蒲圻县临时县委书记。不久，陈克昌被捕，押于蒲圻监狱。1930年初秋，经鄂南党组织设法营救，陈克昌出狱。

陈克昌出狱后，省委决定调他担任湘鄂西联县政府交通科长兼洪湖游击队队长。陈克昌来到湘鄂西苏区，看到百十人的游击队，只有十几支步枪，其余都是梭标、大刀、鸟枪、冲担、菜刀、鱼叉等武器。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一天，洪湖苏区负责人周逸群找到陈克昌，谈起缺少武器弹药的事。

“由于军阀混战，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大为削弱，中央指示我们借机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可惜缺少枪支弹药啊！”周逸群说。

“缺枪少弹，我去买。可以先到沙市买些军火，说不定能开辟一条军火线呢。”陈克昌说。

“克昌，想不到你还想当个军火商呢。”

“让我试试看吧。”

陈克昌带上侦察员孟勤，先在联县政府举办的特别训练班学习了土匪暗语和动作。准备就绪后，一天清晨，东方刚现鱼肚白，他们乘船到了沙市。在沙市童家花园茶厅，陈克昌一边喝茶，一边等待时机，因为这里常有国民党军官来卖军火。

不一会，来了两个国民党军官。陈克昌迎上前去，高举拇指（土匪动作）说道：“二位长官，请到这边喝一杯。”两个国民党军官靠近他的桌子坐了下来。

“实不瞒老兄，我们在洪湖撑棚子（搞抢劫）()，想向老兄借几条牲口（枪），不知肯相助否？”陈克昌说。

“牲口倒是有，看小弟出什么价啰。”

“价钱嘛，好说，好说。”

两个国民党军官要钱心急，同意偷卖几条“牲口”。

陈克昌用1500块光洋买得8支手枪，12条步枪，一箱子弹。周逸群将这批枪支弹药及时武装了红九师警卫团。

1930年末至1931年初，蒋介石用3万兵力，向洪湖苏区大举围攻。洪湖苏区军民粉碎了第一、二次”围剿”，但由于缺乏枪支弹药，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又调兵遣将，准备以二、三十个团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要战胜数倍于己的敌人，苏区军民急需枪支弹药。

这时，陈克昌出任湘鄂西兵工厂政委。他深知枪支弹药的重要，除抓紧组织生产长短枪、手榴弹、军用锹和子弹补充部队外，还向上级提出再辟一条军火线。根据地负责人同意了他的请求。　　1931年初春的一天，陈克昌头戴礼帽，身着长褂，手持文明棍，化装成大阔商，从监利白螺上船，顺江而下。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他闯过了敌人几道关口，来到了九省通衙的汉口。

一天晚上，陈克昌通过地下党员许斌的关系，与汉口商会理事戴成会晤。戴成热情接待了陈克昌。

“听说先生是沔阳戴家场的人，我们是同乡呢。先生贵姓呀？”戴成说。

“鄙人免贵姓郑名东山，沔阳戴家场人，有幸见到戴先生，高攀了！”陈克昌答道。

“郑先生经营那些货色呀？”

“不怕戴先生见笑，我原来往返于云、贵之间，经营烟土生意，现政府查办很严，路上又不好走，生意难做，经人介绍，鄙人想在本地经营些军火，虽说有风险，但油水大得很啦！”

“郑先生经营军火，倒是有利可图，可不知运往何处，有何条件？”

“我有一个同行住沙市，与贺龙的部队有关系，他想用大米、黄豆和棉花在汉口换一些军火，据说戴先生在这方面有门路，故前来拜访，请多多关照。”

“这种生意利润颇丰，枪支、弹药也比较好买，但大米、黄豆和棉花共产党不准出境啦。”

“谷物、棉花由我负责运至汉口石码头，枪支弹药请戴先生多想些办法。”

戴成自言自语地说：“汉阳黄陵矾有我的人，就是三羊码头驻扎了一个营，对来往船员、行人盘查甚紧。”于是，他叫人把管帐的王先生请来。戴成问：“王先生，汉阳三羊码头驻军营长你可认识？”王答：“我不仅认识，关系好得很哩。”

戴成对陈克昌说：“郑先生，我们都是生意人，只管赚钱，不问政治的呀。”

陈克昌说；“当然，当然。”

不久，100担谷，500担黄豆，50担棉花由陈克昌运抵武汉，随之20支长枪，一批驳壳枪，2万发子弹顺利运出三羊码头。

与此同时，入侵洪湖苏区的川军四师新二旅两个团直逼陈沱口，企图夺取陈沱口再进犯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周老嘴。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接到情报心急如焚。忽然，警卫团政委郑绍文推门进来：“报告夏书记，陈克昌的军火已由长江进入洪湖。”“好！速派人去取。”夏曦的眉头舒展开来。

省委警卫团和军校学生立即武装起来，迅速开往陈沱口阻击敌人。战斗整整打了7天7夜，敌人丢下大遍尸体，仓惶溃逃。陈克昌运送的军火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贺龙握住陈克昌的手说：“克昌，要不是你及时运来那些真家伙，分局、省委、省苏机关早就搬家口罗！”

为了工作方便，陈克昌与妻子谢新安搬进了一所较高级的旅店，还时常参加一些商界举办的舞会和宴会。这时的陈克昌在武汉商界，“生意”做得颇有点名气了。 　　

在一次宴会上，陈克昌认识了武汉交警总队军械处杨处长。杨处长得知陈克昌做军火生意，愿意廉价偷卖些军火，陈克昌也预付了—些光洋。

买到军火看来问题不大，但如何将将这批货运出交警总队大门是个问题。夜里，谢新安翻来复去睡不着，突然，他推醒陈克昌，低声说：“克昌，办法有了!” 　　

第二天，谢新安化装成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上身穿着殷兰士林褂子，下穿朱红裤，两耳戴着金环，手腕上戴着银镯子。这一打扮，活脱一个乡下妙龄少女。 　　

他挑着两个黄色编有红花的盖箱篮子。一个箱篮子装100个鸡蛋、10斤油面，2瓶酒；一个箱篮子装20斤糯米，4只大母鸡和8件小孩衣料，朝交警总队大门走去。 　　

“站住，干什么的？”敌哨兵问道。 　　

“老总，我姐夫是你们军械处的杨处长，我姐姐生了小孩，送满月礼去。”谢新安低声说。 　　

“上面有令，谁都要检查。” 　　

敌哨兵查了一番，挥了挥手说：“对不起，请进吧!” 　　

谢新安来到杨处长住处，将情况作了说明，杨处长将短枪、子弹装进盖箱篮子，由谢新安挑着，派两个警卫护送着走出交警总队大门。谢新安就这样常来常往，将购买的短枪和子弹运了出来。 　　

还有4支长枪和两挺机枪无法运出。一天，陈克昌租了辆帆布双轮拉车，自己头戴破草帽，身穿工作服，打扮成一个车夫，拉着谢新安到杨处长家走亲戚。

待到傍晚时分，陈克昌迅速将4支长枪和两挺机枪放在双轮车靠背后，由谢新安坐在里面掩护。快到岗哨门口，谢新安故意探出头来大声喊道：“车夫，快点，天都黑了，我还有好远的路要赶呢。”陈克昌连连回答：“是，是！”一溜小跑，混出了交警总队大门。 　　

1931年12月11日，在湘鄂西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陈克昌当选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交通部长。次年1月22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共湘鄂西省委，陈克昌当选为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 　　

1932年5月，湘鄂西地区开始了“肃反”运动，陈克昌被诬为“改组派”，蒙冤受难。

陈克昌

新中国成立后，陈克昌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65年4月28日，董必武写信给陈克昌的长子陈长青，表达他对陈克昌烈士的缅怀之情。信中说：“你父亲为革命牺牲，人民政府在北京设有革命纪念碑，纪念百年来为革命牺牲的人民，你父亲自在其列……”

在北京中央档案馆里，还有一封写于60年前的信：“据克昌兄说此地有熟识妥当的线索可以买得子弹，且有现货十二万发，如果有把握无问题能办到，即在此地办，请中央以最大限度的力量来进行购买子弹事。”

这是1932年3月21日湘鄂西特委急需军火写给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信。信中所说的克昌兄就是陈克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