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新四军五师党委决定乘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华中敌各据点兵力相对减少之际，加紧开辟川（汉川）汉（阳）沔（阳），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十五旅。
川汉沔地区，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为武汉西部屏障。开辟这块地区，既可北控汉水，南扼长江，威逼武汉，又可为下一步开展湘鄂西游击战争建立桥头堡，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敌人在这一地区的大小据点星罗棋布，部分由日寇驻守，大部由伪定国军近万人分驻，各据点互相策应。而且这一带湖港沟渠纵横，极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要在这样一个地方打开局面，任务相当艰巨。
五师首长和十五旅党委决定，派旅政治部主任张执一率四十四团的三个连和一个手枪队，远涉襄河，深入敌区，全面摸清敌伪情况，以便正确选择打击对象、制订作战方案。
早在1940年，张执一奉命策动伪军杨经曲部时，曾在汉阳活动过．与当地的党组织、群众和部分地方士绅都有过联系。此次可谓轻车熟路，有不少方便之处。
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张执一带着十几个便衣队员几乎跑遍了汉阳敌人据点周围的所有村落，搜集了大量有关敌伪军详细部署、工事、武器配备以及敌伪之间、伪军之间种种矛盾的材料，还从伪军和统战对象那里搞到了襄南一带的军事地图和伪一师发给各团在十天内使用的军事口令。
调查表明，日寇由于兵力不足，在这一带驻军很少，主要依靠伪定国军守备。定国军军长刘国钧，下辖两个师和一个直属教导团。
伪一师汪步青部，辖三个团约五千多人，盘踞在汉阳侏儒山、桐山头、永安堡、消泗沟、九沟、周家帮和沔阳西流河、双河口、彭家场及汉川的南河渡一带。该师在九沟设有兵工厂，能制造步枪，为定国军中实力最大者。
伪二师李太平部随军部驻沔阳的沙湖、彭家场一带。此外，尚有小股伪军熊剑东、王维哲等部，皆二、三百人，随日寇盘踞在汉阳之黄陵矶、蔡甸、大集场和汉川之系马口等据点内。
伪定国军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各派都想吃掉对方来扩充自己的实力，都想单独取宠日寇，因而，各师、团都有很大的独立性。就是师、团内部，矛盾也很大。外来的国民党特务和地方实力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很激烈。
汪步青手下有个团长叫何定华，原系三青团汉川县分团长。此人为了扩充实力，搞了个新兵队。汪步青同意从兵工厂拨给他两挺机枪和一百多条步枪。此事为另一团长苏振东探知，抢先一步派了一个连赶至兵工厂，硬把那批枪支抢走。双方为此闹得几乎火拼。
日寇对这批非正统的伪军采用利用、限制的政策，敌伪间的矛盾也很深。日寇怕伪军步杨经曲后尘反正，伪军则怕日寇“过河拆桥”。日伪双方各怀鬼胎，都有防备。汪步青甚至在背向武汉的一线修筑工事，以防日寇突然翻脸。
此时，在汉阳一带群众中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汪步青为了扩大伪军，准备把十八岁到四十岁的青壮年全部捉去与日寇换枪械。群众惶惶不安，反汪的呼声最高。
针对上述情况，旅党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利用敌伪内部矛盾，首先消灭汪步青的伪一师。在军事行动之前，首先向伪军发动政治攻势，并辅以小部队游击活动。在政治瓦解工作的基础上，适时的给以军事打击。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斗中以多胜少，把数倍于我的敌人，一口一口吃掉。
汪步青原为国民党八十二军的一个营长。国民党溃退时，他乘机搞了一批枪支，收集了一批被打散的国民党士兵，在其家乡汪家场一带招兵买马，当起了土匪。后来势力一天天扩大，国民党六战区收编了他们，并派来了一个姓黄的当副司令。
这个姓黄的来了不久，汪步青突然率部投降了日寇。姓黄的也成了伪军的副司令。随即汪步青得到日寇允许，进驻汉阳侏儒山、永安堡、曲口、水洪口、三羊头、消泗沟、九沟一带。
知情人说，汪步青投敌如此之快，姓黄的起了催生婆的作用。事后汪步青多次对其亲信无耻吹嘘：“你们跟着我，没有个失败的！汪公（汪精卫）得势，有我汪某一份；蒋公（蒋介石）得势，也有我汪某一份，放心大胆干吧！”这个自供，道破了国民党“曲线救国”论的实质。
汪投敌后，获得日寇信任，日寇把护卫武汉西郊的重任都交给了他。1940年春，我豫鄂挺进纵队一部，在李先念司令员亲自率领下，曾一度深入侏儒山地区活动，希望争取汪逆反正抗日。但汪逆不仅不理会，竟勾结日寇向我发起进攻。我军当即给予有力打击，直捣侏儒山，毙其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生俘二十余人，给当地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次，15旅党委派张执一主任再赴汉阳，领导当地党组织，在军事行动前，对汪逆开展强大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
张执一到汉阳后，带信给汪步青，敦促其反正抗日，并提出，只要他不再认贼作父，残害同胞，我军可以既往不咎。但汪一面敷衍，说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曲线救国”，一面赶修工事，准备与我军顽抗到底。
我方发动了伪军家属和与伪军有亲戚关系的群众，向伪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到处散发传单，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告诫伪军不给敌人当炮灰，赶紧拖枪反正。由于五师在1940年打击汪部时已树下了军威，因而宣传效果很好。
驻裴家山的新兵队听到宣传后，托人向我地下党打听：“新四军来了我们怎么办？”方告之，最好是拖枪跑，万一跑不了，被逼他们抵抗新四军时，子弹朝天打，并在枪头拴块白布条，听候缴枪，这样就可避免被新四军打死。
在后来的战斗中，新兵队大多数人果然照办。裴家山里外有四层工事，由于新兵队没有抵抗，新四军没花多大力就拿下了。
广大群众也在积极行动，为我军进军侏儒山作好准备。这个地区各湖港渡口的渔船渡船都编了号，随时可供我军使用；离据点较远的村庄都组织了担架队、搬运队，随时可供我军调遣；据点附近的群众也不甘落后，不断报告伪军的一举一动，还秘密组织了公路破坏队，一旦我军打响，就准备把公路挖成几十段，阻止日寇从蔡甸增援。
永安堡附近的群众还干了一件有趣的事：伪军抓了一批民夫到九真山修碉楼，民夫们在我地方党领导下，偷偷地把稻草、木屑填在碉楼墙脚里。碉楼修成，外面看很威武，但还没等我军攻打，一夜北风就吹塌了。
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得伪军从上到下个个惶惶不安。伪军开始三五成群地携械投向我军。15旅抓住时机，揭开了消灭汪步青伪军的序幕战。
我军要打侏儒山一带的风声越来越紧，汪步青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面向主子呼救，一面强迫群众为他们日夜放哨，并规定：所有民哨，一旦发现情况，白天鸣锣为号，晚上点火为号，立即向据点告急，发现情况不报者杀。
新四军利用了他这一点，组织群众天天晚上点火告急，晚上还派出小部队在伪据点附近放上几枪。
这样一来，一处点火，各处都跟着点火，一点火就是几十里，闹得伪军一夜数惊，不能成眠。这样一连闹了四、五天，据点里的伪军开始有些麻痹了。就在这时，15旅44团两个连和天汉支队两个连，从汉阳的索河、肖家集出发，分两路向侏儒山发动了袭击。
12月7日深夜，我两支小部队由几个便衣队员带路，冒着刺骨的北风，一支去南河渡打援，一支直插侏儒山东南的伪三团团部。
奔向侏儒山的，部队，在渡河时抓住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经审问，此人姓侯，是伪三团团长汪波扬（汪步青家的老四）的侦察副官。从他口中我方迸一步证实：由于民哨闹腾了几天没有发生情况，伪军中从上到下都有些松懈。
汪老四又把小老婆接回了团部，一些小头目也跟着上侏儒街欢乐去了，警戒松懈，只有到团部唯一通路的木桥上放有班哨，其他都是些单哨和民哨。团部隔壁虽驻有机炮连和警卫连，但“头头”都上了街，不会有多大抵抗力。
部队继续摸黑向侏儒山方向穿插。经过沿途的民哨时，部队都向民哨作了交待：等我军打响后再点火告急。
临近侏儒山，部队运动得更隐蔽，一连摸了两道伪哨，迅速靠近了通向伪三团团部的唯一通道——小木桥，隐约可见桥上哨兵在吸烟。部队停了下来，由便衣队员先行通过。便衣队们行至离桥不远，伪军大声：“站住，口令！”
“打破！”便衣队员边答边走。
“不准拢来，特别口令！”伪军把枪拴扮得咔咔响，似乎有所怀疑。
便衣队负责人老傅依然大模大样带队往桥上走，粗声粗气地回答了特别口令：“恶劣环境’！吼叫么家伙？老子们是侯副官的人！”说话间，已快步抢到伪军面前。伪军一脸茫然地作了俘虏。
后续部队随之飞速冲过桥，分兵三路，左路去解决警卫连，右路去解决机炮连．中路直取团部。
战斗进行得异常顺利。我军冲进伪警卫连和机炮连的驻地，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只是中路在接近伪军团部门口，被门哨发现了。门哨鸣枪报警，伪军慌乱地从床上爬起来准备迎战。但已经迟了，我军机枪早已封锁了大门和窗口。敌人战无依托，逃无归路，乖乖举手投降。
十分钟后，战斗结束了。除汪老四闻枪声翻墙逃脱，其余的伪军，包括汪老四的小老婆在内，全部作了我军俘虏。
这时，方圆几十里枪声大作，报警的火光闪闪，侏儒街上乱作一团。进攻侏儒山的部队当即分出两个班带着缴获品，押着俘虏，从湖里乘船退出战斗，其他人马趁势冲向侏儒街。
街上汪步青的伪军正在集合，部队摸黑又狠揍了伪军一顿。撤出战斗时，一个伪军官提着枪懵里懵懂地向我部队跑来，大声地问：“出了什么事？”我战士答：“没有什么事，过来当俘虏吧！”缴枪以后一问，原来这家伙就是汪老四的警卫连长。新四军砸了他负责警卫的团部，他还闹不清出了什么事。
此次战斗，新四军俘虏了伪三团军需主任以下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三挺、驳壳枪七支、步枪百余支。我军无一伤亡。
汪步青挨打后，很不服气，次日纠集其部下配合蔡甸、黄陵矶、大集场三据点的日寇，共两百余人，分三路向我嵩阳乡进行报复性“扫荡”。敌伪刚出动，群众已经送来了信。我军得信后，主力部队主动撤离了嵩阳乡，留下一个连在山上与敌人周旋，伺机打死了日寇一名中队长和三名鬼子兵。一场气势汹汹的“扫荡”就此收了场。
我方将被俘的伪三团一百多人带到湖区根据地，经过一番民族气节的教育，这些俘虏除一部分要求参加我军外，其他的都陆续释放了。
释放汪老四的小老婆时，负责看管俘虏的那个连还唱了出“空城计”。黄昏后，他们把全连的重武器和缴获的一些打坏了的重武器擦得光闪闪的集中排在大道上，引她在黑夜中从枪炮中穿过去。
她走过一段，战士们又连忙把那些武器从后面搬到前面重新布置开来，再引她从武器中穿过。这样一面走，一面摆，一连摆了好几里路。结果，給她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象：这里驻有千军万马。
这女人回去后就对汪老四和一些军官太太们大肆宣扬：“呀，我把眼都看花啦，两个腿的枪，三个腿的枪，碗口粗的炮，一摆就是好几里路，过来过去的兵马，象穿梭一样，哪里有个么数！我们这些豆腐兵呀，趁早莫跟人家打！……”
其他被释放的伪军官兵回去后，也有意无意地宣传了我军抗日主张和宽大政策。
这一来，我军的政治影响在伪军中迅速扩大，伪军士气更加低落。不少人暗中向被释放的俘虏打听，新四军来了用什么办法才能免死？有的甚至研究了用什么姿式缴枪，才不致引起新四军的误会。“新四军不杀人，只要你坦白”的政策，在伪军中迅速传开。
趁这时机，我方进一步加强了据点周围地下党的活动，向伪军大量散发“反正通行证”。结果，一些伪军中的副官、参谋、连长、排长等，不断率小股部队反正来归。有个跑过来的伪军班长说，他们连长曾在一次训话时说：“今后遇到新四军，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随便打枪！谁要是乱打枪引来了新四军，我就对他不客气……”
汪老四的伪三团，就这样基本上被我军放回去的几十个俘虏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