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初，时任国民党少将旅长的罗广文受马识途父亲马玉之委托，在武汉找到马识途。
罗、马两家是同乡，有通家之好。但罗广文少小便离家求学，和马识途并不认识，只是在接到父亲好友马玉之书信后才开始在武汉寻找马识途。终于在一个早晨，罗广文在武汉一处卖煤的破楼里找到了在汽车司机工会担任文书的马识途。
这天早晨，马识途被从梦中吵醒。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一位穿着国民党将校呢制服、身材高大的军人站在自己面前，心里不禁一紧。
面前的军人吃惊地看着马识途说：“你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睡在破办公桌上，连床也没有一张？你这地方好难找，在这么个破楼上，楼上楼下全是黑煤炭灰。”
马识途边听边疑惑着盯着对方。罗广文看出他的迷惑，拿出一封信递给他：“看看你家老太爷给你的信。”接过信一看，马识途明白站在面前的这位少将就是自己小时候见过的罗家大哥。
罗广文以老大哥的口吻开始教训马识途：“你从南京逃出来，到了武汉，也不给家里人写一封信，不晓得你跑到哪里去了，你爹妈急死了。我看你要不是没有钱用，还不想给家里写信吧？”
说完，罗广文不由分说地把马识途拽去了自己在武昌的驻地，规劝他回四川，回到中央大学继续完成学业，不要在外面“胡闹”。可马识途早已下定决心，他趁罗广文下部队之机，留下一封信和给家人买的礼物，不辞而别，继续自己的职业革命。
5月，马识途被组织安排到汉口职工区委会工作。他先后负责在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卷烟厂、彩印厂建立职工夜校。他通过办夜校提高工人觉悟，组织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有组织的罢工。
在一次组织工人罢工时，年轻的马识途犯了入党后的第一个错误。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战的协定。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在武汉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在一次给夜校工人上完课后，几个骨干积极分子和马识途谈起洋老板借抗日之名加重剥削中国工人，工头也借机侮辱女工人，表示要反抗，“把生活给他搁了”。
因为地域方言差异，马识途当时并未完全搞清楚这句话的含义，当得知是罢工的意思后，他建议工人们先不要着急，等他想好后答复他们。
可工人们当晚便自行串联，决定第二天便开始罢工。马识途还没来得及上报，罢工便开始了，国民党当局紧急来电质问中共长江局为何答应了不再组织罢工却出尔反尔，这让党组织非常被动。
钱瑛见到马识途后，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不汇报便擅自行动的行为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很可能会破坏来之不易的统一战线。
马识途知道自己犯了错，表示马上回去让工人停止罢工。钱瑛却冷静地告诉他，这样做会让工人们认为他是“工贼”，以后很难再开展工作，而且这次的导火索也是因为资本家加重剥削所致，工人的热情可鼓不可泄。
钱瑛将自己开展工运的经验介绍给马识途。她让马识途先说服工人复工，再进行谈判，一定要争取罢工的胜利。马识途按照钱瑛的建议，先动员工人复工，而后帮助他们申请仲裁，并加大舆论宣传。最终，工人的合理要求得到了满足。
7月，马识途调任武汉职工组织“蚁社”，担任党支部书记，在群众中继续传播革命火种。在“蚁社”工作期间，他曾通过党组织去邀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职的郭沫若到汉口“蚁社”作报告，郭沫若欣然应允，很快便到“蚁社”为店员职员们发表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抗日讲演。这是马识途与文学大师郭沫若最亲近的一次接触。
不久，党组织通知马识途停止公开露面，切断与所有亲朋好友的社会关系。钱瑛特地找他谈话：要他准备做一名“职业革命家”。
所谓“职业革命家”，是我们党在白区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事这个以革命为职业的同志担负着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他们隐姓埋名，除了从事必要的掩护职业外，不会在任何地方出头露面。做“职业革命家”，必须耐得住寂寞，牢固坚守革命信念，甘愿做无名英雄，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奉献给人民革命事业。
马识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对他工作的安排，开始准备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同年10月，因武汉形势日益危急，马识途随鄂西北省委领导王翰、胡绳、张执一等前往襄樊，加入了李宗仁组织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为发动当地民众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积极做准备。
马识途在到达襄樊后，很快被鄂西北省委派到枣阳担任县工委书记。组织要求他一方面要做好枣阳农村党组织的清理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日军打过来后，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正是在这里，马识途差一点被自己的同志活埋。
当马识途在枣北询问地下党同志如何在枣南寻找地下党的线索时，一个叫王克的同志介绍说有一个姓张的党员在平林店做小学教员，他们曾见过一面，只知道人家称呼他为老张，名字却不知道。通过他，可以找到一个外号“歪把式”的年轻人。
带着这唯一的线索，马识途只身前往平林店。
到达平林店后，他住在一个小客栈。刚住下，他就向这里的伙计打听那位张姓教员。伙计告诉他这里不止一个张教员，有一个岁数大的，最近去山南了；还有一个岁数小的，不知他要找的是哪一个。
经验不足的马识途略加思索便说：“我找小张老师。”他并不知道这个小张老师已背叛革命。随后还以王克的名义给这位小张教员写了一封信，让伙计带给他。不一会儿，伙计回来告诉他小张老师不在。
马识途又打听了“歪把式”的情况，伙计说他认识这个人。很快，“歪把式”就来到客栈见了马识途。在聊天中，马识途开门见山地告诉“歪把式”，自己是经枣北王克介绍来找小张老师的，因小张不在便想通过“歪把式”了解并接上当地地下党。
这引起了“歪把式”的警惕，他告诉马识途，自己是第一个来找小张老师的。考虑到小张不在，“歪把式”邀请马识途过几天随自己到山里去给大家讲讲现在抗日的情况。
到了村里，给“歪把式”组织的年轻人们讲抗日时，马识途的演讲有些刻板：“现在是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阶级矛盾退居到第二位上去了，我们要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向敌人展开决死的斗争……”
这些教科书般的说教让村民们听得很是不耐烦，马识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接下来讲的更加让村民们反感：“所以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组织成一条战线，我们和国民党已经合作了，他们答应不再打我们……”
这套讲话竟让村民们愤怒了。几年前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对他们进行了残酷镇压，杀害了大批革命村民，他们与国民党有着血海深仇，故而认为马识途所讲的抗日合作简直是“混账话”，觉得马识途应是那位叛徒“小张教员”派来的。
一部分村民吹灭桐油灯，趁机殴打马识途，并高声叫嚷着要将他“活埋”。幸亏有一个叫苏老爹的德高望重的村民十分冷静，他观察着马识途和当时的会议形式，认为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赶忙说服了“歪把式”，劝住了愤怒的村民，沉着地保护了马识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过了几天，老张教员赶了回来。他及时带来了上级组织的通知，解除了村民对马识途的误会。
很快，马识途在枣南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工作。不久，他又追随陶铸前往随县与国民党商议合作抗日事宜。在这个间隙，马识途以《鄂北日报》记者名义前往随县战场进行了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战地采访。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亲临抗日前线。在那里，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
当马识途到达前线战壕时，守在那里的士兵非常高兴，因为很少有记者敢深入一线战场。这时，马识途遇到了日军发动的一场轰炸，四处都是炮弹，马识途和战士们一样在战壕里低下头缩紧身子。他看到战士们满头满身都是尘土，有的身体几乎被埋了一半，可他们只是站起来抖了一抖，又抱着枪坐在坑道里，等着敌人稍后将发起的地面进攻。
在采访中，士兵告诉马识途，日军首先要用飞机把前线各段都轰炸完了，再用炮兵轰击前线阵地，并且把炮火延伸到后面老远去。有时还要和我军的炮兵对攻一阵。
在这里，马识途看到一个被遗弃在战场上的锈迹斑斑的日军钢盔，里面长出一朵怒放的野花，这个画面让马识途印象深刻，这朵野花展示出战争中生命的顽强。在前线，马识途还看到一个士兵用废炮弹壳做花盆，在里面放上泥土，种上美丽的花儿。这个场景，马识途一生都铭记着。
1938年，对于年轻的马识途而言，注定是难以忘记的。因为在那一年，他拥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他开启了自己“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也是在那一年，他走到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最前沿。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革命战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