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
1938年2月中旬，马识途从汤池赶到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的驻地，这时他还叫马千木。
年初，在董必武的介绍下，从南京撤退到武汉的马千木和刘蕙馨等人前往湖北黄安七里坪，参加由方毅组织的党训班，接受游击战培训。在这里，他们系统学习了“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等专题。
在培训班，他们结识了韦君宜，并聆听了叶剑英等人的授课。2月初，在培训班结业前，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特地来到七里坪培训班了解学员情况。
不久，马千木、刘蕙馨从七里坪党训班结业，奉命带队前往孝感应城，参加陶铸创办的汤池训练班（农村合作训练班）。到达汤池后，陶铸告诉马千木，钱瑛来信点名叫他赶赴武汉从事工人工作，入党手续到武汉后由钱瑛负责办理。
回到武汉，在湖北省委组织部所在地，马千木见到了钱瑛。一见面，马千木就将陶铸的介绍信交给钱瑛。钱瑛看过信后，对他说：“坐吧。你以后不要叫我什么钱部长，大家都叫我钱大姐，你也叫我钱大姐吧。我以后就叫你老马。”其实马千木才23岁。
其后几天，马千木一直在等待组织分配工作。
2月18日，马千木在武汉看到中国空军英勇地与日本空军激战，激动之余他写下了特写《武汉第一次空战》，而后被武汉《新华日报》发表。不料文章发表的第二天，钱瑛找到马千木，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你是属于党的秘密工作的部分了，因此在报上，特别是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对你是不适宜的。”
其后，钱瑛还要求马千木不得与做公开工作的同志有任何来往。这次批评，让他对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让他在以后的地下工作中十分注意保密要求。
一天早晨，钱瑛来到马千木住处，对他谈了入党问题。她说在她去七里坪视察时，党训班负责人方毅就曾向她汇报了马千木的入党情况。
钱瑛告诉马千木，在举行入党仪式前，他要先填写一张入党申请表。马千木很快将表填好。钱瑛审读时，有些不解：“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的是马识途。”
马千木郑重地说：“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钱瑛笑着回应道：“原来是这样。”随即，在介绍人一栏写上了名字。
之后，她说，因为1937年底马识途在南京中央大学求学期间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南京学联，经过一年多的考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所以他的预备期免去。入党仪式举行后，他便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入党仪式简单、庄严。马识途面对着一张印在书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和一张马克思著作上的马克思照片，左手拿着誓词，右手握拳高举，跟着钱瑛一字一句地宣读誓词。
誓言宣读完毕，钱瑛握住马识途的手：“老马，祝贺你成为我们的同志。”听到钱瑛这么说，马识途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当天，在给恋人刘蕙馨的信中，他说“我的理想的日子到来了”。
入党后，钱瑛交给马识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武汉的汽车司机工人中发展一名新党员，这个人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同时驾驶技术十分精良。钱瑛告诉他，最近国民党刚给周副主席配备了一部小车，组织要求必须换一个可靠的我党司机。这是一个紧迫任务，组织要求马识途必须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
马识途很惊讶，怎么党内竟不能找到一个可靠的汽车司机，来给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开车呢？虽有疑惑，但他还是坚决接受了任务。上级党组织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是对他的极大信任。但对此毫无经验，时间又这样紧迫，不免有些忐忑。
钱瑛一边鼓励他，一边耐心地把自己做工人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他。她教马识途如何去做群众工作，如何去识别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如何从交朋友开始和他谈抗日、谈理想，与他交心，关心他的生活、思想和学习，和他一起读进步书刊，谈心得体会。
最后，钱瑛说：“我把你的党组织关系转到领导武汉工人工作的武汉职工区委书记王致中那里。他是一个上海老工人，坐过牢，对于工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以后就由他和你联系。你以后有空时，到这里来找我这个大姐，我也欢迎。”
马识途很快与王致中取得联系。第一次碰头，两人就研究如何打入武汉市汽车司机工会。马识途必须先在那里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在汽车司机中开展工作。几经周折，通过进步分子廖大姐的关系，钱瑛与武汉市汽车司机工会理事长谈妥，由他把马识途介绍到工会去当文书。
进入工会后，马识途了解到，许多司机都是给国民党高级官员或大富商开车的，还有的司机是用汽车跑单帮赚钱的个体老板。他感觉很难在这些司机里发现真正思想进步的工人。
有一天，一位青年司机到工会来玩，马识途主动和他闲聊起来。这位年轻司机说他过去是为一个大商人开车的，不久前从上海到武汉来，现在正为一个大官开车。恰巧这天，一个工会副理事长来办公室，当着这位年轻人的面吹嘘他在国民党党部如何如何，很是洋洋得意。这名青年一听就说：“你少卖你那些梨膏糖吧。”这句话，引起了马识途的注意。
过了几天，这位年轻人又来工会看报纸。他看了一会儿，不满意地对马识途说：“怎么这里就只有《中央日报》《扫荡报》？听说新出有《新华日报》，为什么不订来看看？”
马识途说：“那个‘卖梨膏糖’的不叫订，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你要看，我这里倒有几张，你可以拿去。”他把放在抽屉里的几张《新华日报》借给他看，顺便还问了一下这位年轻人的姓名。
年轻人要走时，马识途问：“你住在哪里？你把你的住址写给我，我可以把我看过的《新华日报》送给你。”年轻人把姓名、住址写了下来。他叫祝华。看到他写的字，马识途感觉他文化水平应该不低。
过了两天，马识途给祝华送去报纸，同时还带了几本上海出的《中国怎么降到半殖民地的》这一类小册子。进他家后，马识途注意到他竟然有一个书架，上面有一些新出版的小说。马识途主动和他谈到自己也很喜欢文学，想借他书架上的小说回去看。祝华欣然同意。两人很自然地谈起了文学。
从这以后，他们常有来往。有一回，马识途把祝华写的一篇文章送到一个进步刊物发表。当祝华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印了出来，高兴得不得了，他反反复复地看。
还有一次，当祝华听说《新华日报》的记者邀请马识途到珞珈山去参加一个文化人聚会时，马上提出：这路很远，我可以用小车送你过去。显然，祝华自己也很想去参加聚会。当马识途把祝华介绍给众人，并说他是一个汽车司机时，大家对他都很热情，祝华也非常高兴。
在回来的路上，他兴奋地和马识途说个不停。马识途看到祝华对与进步文人结交颇有兴趣，就介绍他和《新华日报》的记者张程认识。
在对祝华有了一定了解后，马识途便大胆地和他谈人生理想与追求，谈工人阶级的革命使命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历史任务，还进一步和他谈到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实现。
在与祝华的交往中，马识途对他的家庭和历史情况也做了清楚的了解，最后认定祝华是一个为人朴实、喜欢学习、追求进步的工人。祝华的政治觉悟提高比较快，他主动地向马识途表露自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马识途向王致中报告了祝华的情况，随后王致中装着不经意地在工会和祝华碰面、交谈。因为都是上海来的工人，两人一见如故。在谈话中，老王对祝华有了实地了解。当马识途报告祝华入党的想法后，他马上批准，并叫马识途为他办理入党手续。
不久，马识途在祝华家里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
祝华入党后的第三天，马识途奉命通知他到长江局报到，并告诉他，他的工作是为周恩来同志开车。马识途对他讲：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严肃的任务，你一定要仔细小心。祝华没想到党组织对他这个新党员竟是如此信任，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从此以后，祝华一直跟在周恩来身边，转战南北，为保卫周恩来的人身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