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中原军区突围，黄正夏和吴光治夫妇经组织安排化装突围，来到到达哈尔滨。此时是1946年12月31日。
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接见了他们。林枫说，敌人占领长春后，又进占了松花江北岸的桥头堡德惠，大有进攻哈尔滨的态势，你们要将“背包随时打好”，对新四军五师来的同志，中央有意见先集中安排到佳木斯去，仗若打得好，你们就地分配工作；打不好，准备把你们送到苏联去学习，将来再回国搞解放和建设。
1947年1月3日，黄正夏和吴光治接到东北局组织部通知说，不必去佳木斯了，北满，要发动群众土地改革，可就地分配工作了。
两人听说聂洪钧也在哈尔滨，便一起会见拜访。
聂洪钧是大革命时期的老革命，过去即与苏联有过接触。他说，东北局决定他去中苏边境绥芬河建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和苏联做粮食和物资贸易工作。苏联1946年粮食收成不好，需请中国支援，我军大量军事物资及武器装备也需要苏联支援。这是一项临时紧急任务，正好缺乏干部，希望黄正夏他们随他去开辟工作。
因吴光治与聂洪钧很熟悉，两人便同意到他那里工作。于是两人报请东北局批准，去绥芬河办事处报到。
到了绥芬河，众人方知这里形势非常复杂，社会秩序很不安定。聂洪钧与苏方谈判很成功，很快在中苏边境建立了东兴贸易公司。几个月里，各方面进展神速，很多工作便交由留任的办事处及东兴贸易公司接办，聂洪钧调回哈尔滨，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粮食总局局长。
一个月后，黄正夏和吴光治也调回哈尔滨，分配到东北粮食总局，在聂洪钧直接领导下工作。
黄正夏回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粮食总局的工作极度紧张，但各方面推进很顺利，支援战争的成绩很大。
东北划分为六个省，各省很快建立了粮食局，在支援东北解放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中发挥了大作用，粮食储备相当充裕，特别在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中，发挥了“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的作用，在通辽、彰武一带，已调运了充足的军粮，为解放锦州、沈阳及当时几十万大军充分保证了供应。
在解放全东北的前夜，毛主席指示先打锦州，发动辽沈战役。但粮食总局并不知道，大家只知道要把粮食集中到通辽、彰武一带，赶快抢运粮食，猜想可能有仗打，但不清楚中央的意图，只是尽量保证粮食的集结。粮食总局副局长史敏通盘负责，集中抢运。
这时，聂洪钧派黄正夏到内蒙首府乌兰浩特，请乌兰夫调拨粮食。乌兰夫向黄正夏问候了聂洪钧的近况，答应说要多少给多少。当锦州战役打响后．黄正夏他们方才知道。很快，1948年10月全东北解放了。必须说，在聂洪钧统筹组织下，东北总局粮食供应的成绩是很突出的。
在粮食总局工作的同志，大都30多岁，聂洪钧40来岁，黄正夏比较年轻，才26岁。他自觉没有太多实际工作经验，但是聂洪钧对像他这样的青年很重视，很注意培养、锻炼 。
一次辽北省开省政府扩大会议，希望东北局有关部门派人参加，讨论支援前线与后方土地改革工作。黄正夏没想到聂洪钧竟派自己代表总局参加。
辽北省地处长春、四平西边，离战争前沿很近。会议讨论得很热烈，国民党军占领了铁路沿线后，经常向外面抢粮抓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省领导在大家讨论中也要黄正夏发言，黄正夏硬着头皮说：“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先把粮食弄到手，坚壁清野，集结粮食，不给敌人粮食。后方各级政府则要抓紧征收公粮。”
他紧接着跟辽北省财政厅长和粮食局长提建议，是否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号召一番。几位领导便让黄正夏写，黄正夏就写了《力争半月内完成粮食征收任务》。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经省领导批准，作为《辽北日报》社论发表，号召力量很大。前线各地立即行动，完成征收任务。
辽北省长朱隶文专门找黄正夏谈话，希望他留在辽北省工作，他没有表态。回到总局后，也只是通报了出差开会的一般情况。
没过多久，聂洪钧知道了辽北省会议的具体内容，专门邀请东北财委分管粮食总局的徐副部长一起听黄正夏汇报辽北省粮食工作安排的情况，对黄正夏进行了鼓励。后来辽北省写报告想调动黄正夏，但粮食总局未同意。这让黄正夏体会到聂洪钧对青年干部的爱护和培养。
粮食工作任务很多，但东北局希望所有部局都能支援干部参加土改。聂洪钧对黄正夏说，参加土改是向农民学习、锻炼自己的好机会，问他愿不愿意去。黄正夏说，当然愿意。
黄正夏参加的是土改巡视小组，组长是东北局民运部部长李大章。东北局组织部开了几次座谈会，挑选巡视小组干部，结果挑选了10个干部参加，有漫画家华君武、儿童文学家严文井、大连市委书记宋黎、县委书记谭云鹤，老革命徐冰。黄正夏不知道为什么选上自己。座谈时他只发表过一个意见，说土改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发动贫雇农，但一定要巩固地团结中农，才有利于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恶霸。
李大章是曾和周恩来、陈毅等一同去法国勤工俭学，人很随和。在小组里，大家无话不谈，都很随便。临出发时，李大章告诫大家，到下面巡视工作，主要是学习，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什么都看，主要看各省推荐的较好的典型，好的经验可以推广，有问题的可向领导提出建议，我们个人不要直接插手。
第一站到嫩江省齐齐哈尔市附近的绥化县考察，大家感觉的确很不错，群众发动很充分。后来巡视组到了北安省，在克山县住了几天。克山县距离哈尔滨约500公里。巡视组先听县委书记汇报，接着到土改现场观察了解农民分配土地、分配浮财和到城镇处理工商业的实际情况。
大家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向李大章汇报并分析情况。省市的领导有时也参加巡视小组的汇报会。
在汇报中，黄正夏提到一个中农的意见。中农说他们四家合伙买了一头驴，分下他一支驴腿，他们愿意拿出这头驴交给贫雇农共同使用。黄正夏说，像这样的农民，只有一条驴腿，又是直接的生产劳动农民，恐怕连上中农也够不上，很可能是下中农，如果农忙时还卖工，甚至是贫农。但他现在心里很害怕，怕把他定为富农。如果不能巩固地团结中农，就可能被坏分子钻空子。
黄正夏还提到有一个可能被定为富农的农民。他有半坡山地，农忙时请个半拉子工帮帮忙，但他全家都下地干活。他说他很拥护土改，但总有人说他是富农。这个人全家都是劳动的，赚了点钱买了点坡地，算不上是富农，最多可定为富裕中农，不应该成为打倒的对象。就算是一般的富农，也要与地主恶霸有区别。
黄正夏还说，“从我参加土改的情况看，总的形势是很好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和地主恶霸有瓜葛的人纷纷交待揭发，不过要特别注意认真按中央政策规定划分阶级成分。有人提出要到城里把地主、富农多余的财产一律拿回来分配，恐怕对发展工商业不利。”
黄正夏汇报后，巡视小组的同志议论开了。有的同志赞扬说他从实际出发，敢讲真话；有的同志说，在一个大运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用不着惊慌失措；有的同志则含蓄批评他立场有问题，替地主富农说话。
李大章非常注意听，多次点头说，总的形势是很好的，既要发展大好形势，出的问题也应该严肃注意。参加听黄正夏他们汇报的北安省委的同志一直没有表态。
第二天报纸就发表社论，评论了黄巡视小组的内部讨论，说有些人是“小脚女人走路”，“对这、对那都看不顺眼”，“看不到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有些人像是唐吉诃德式的英雄，要和风车作战，不知道这些人想把农村土改运动引向何方”。
李大章让大家看了这篇社论，说：“这是在批判我们的讨论。”，他深沉地说：“批判也无所谓，我们并没有大的毛病，没关系，不必去理会。”
大约一星期后，《晋绥日报》发表了任弼时的文章。文章指出要高度注意农村土改的新动向，注意巩固地团结中农，要区别地主与富农，一定不能侵犯工商业，一定要遏制乱打乱杀。任弼时同志的文章代表中央，文章很有分量。毛主席看过并批示“尽快发表”。
以后李大章凡讨论土改问题都让黄正夏去参加会议，并想调他去东北局民运部。
多年后黄正夏遇到申建，他在东北时是聂洪钧的秘书。两人说起往事，申建说，聂洪钧为了解他在东北土改时的传言，还专门请曾传六副部长到克山县调查核实。申建还说，你劝农村土改干部释放的那个小商人，确实不是地主富农，也没有劣迹，但那个人已经吓坏了，没多久就病死了。
这些情况黄正夏当时都不知道。聂洪钧对同志的关心和培养实在让他感动。
当同志们工作有进展和进步时，他总是肯定和鼓励。即使有失误，他也是很和蔼地指出。
有一年，黄正夏到合江省佳木斯市出差。佳木斯的仓库已经堆满，粮食放不下，很多堆散在露天，于是想把粮食调到哈尔滨的粮仓集中。黄正夏说，回去以后跟总局领导汇报，再马上通知他们运来。
但他没想到，佳木斯的同志听了他这话，在他还没有回到哈尔滨，也没有向总局打电话汇报的时候，就起运了粮食，使总局很被动。聂洪钧很平和地向黄正夏指出，你答应了人家，应该打电话回来，我们好有所准备，这虽然是细节，以后要注意前后衔接。言语中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黄正夏很感动也很自责。
在粮食总局召开的多次干部会议上，聂洪钧总注意倾听大家的发言，征询大家对总局的意见。这给黄正夏很深印象。
不久，全东北解放，全国也即将解放。1949年5月，黄正夏跟粮食总局白水田处长一起南下，到了河南省开封。开封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黄正夏听说李先念在这里，便约了五位原新四军五师的同志去看这位老师长。
大家先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并提及中原局可能将他们这些东北来的同志分配到江西工作。李先念说，你们都留下，湖北将全部解放，要有大发展，还有支援南方的解放任务。大家当然都赞成回湖北。李先念马上打电话联系中原局组织部，说这五个同志都分配到湖北。
黄正夏又打听到聂洪钧也在开封，就和白水田立即去见了他。聂洪钧说，好啊，我也回湖北，跟着一起走吧。几人坐了一夜火车。因火车只能通到京汉铁路河南省漯河站，又改换汽车，经舞阳、方城、唐河、枣阳、随县、花园到武昌。
5月16日武汉解放，黄正夏他们在5月20日到达。黄正夏被分配到省委办公室秘书处，白水田分配到浠水县当县长。到湖北后，黄正夏跟聂洪钧接触不太多。聂洪钧在省政府工作，是第一副主席。
湖北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机关都不大，关系很融洽。有时在省委开会，有时在李先念住所，有时在省政府开会，有的会黄正夏也参加了。全省集中力量，按照中央部署“三套锣鼓一起打”，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同时进行。
聂洪钧同志和李先念、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均相处很好，意见互相尊重，工作雷厉风行，湖北各方面工作也很快走向正轨。
不久，聂洪钧同志调到中南局财委，以后又转国务院粮食部工作。黄正夏每到北京出差时总去看望他。
聂洪钧在晚年，有时也和黄正夏他们促膝谈心，谈他个人过去在工作中的挫折和失误。他总是说，一个人总要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的事业要勤勤恳恳，要奋发图强，虚心向基层群众学习，为人民服务。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千万不能“小人得志，如癞狗生毛。”
这对黄正夏他们这些青年一代来说，是发自肺腑的忠告。
1966年8月，聂洪钧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