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1年），负责谏院工作的司马光向皇帝提出了一道谏议：他从前看到宋仁宗在世的时候，闲来无事，经常将文武大臣、使臣、备选的官员等，“召之使前，亲加访问”。宋仁宗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让“下情上通，无所壅蔽”，二是为了“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但是他发现宋英宗眼下与士大夫很少接触，“民间情伪未甚尽知”；因此，他建议宋英宗下令侍从近臣每天一人呆在资善堂中轮流值班，晚上则住宿在崇文院里，以随时准备皇帝宣召。如此这般，一定可以“开广聪明，裨益大政”。（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史》）

司马

光是当初屡次向宋仁宗提出立储之建议，让宋英宗能够以宗室子弟身份立嗣，最终继承皇位成为皇帝的大臣之一；而他当初之所以向宋仁宗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他深深知道，如果储君的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那么，觊觎龙椅的人就会一天不死心，进而给国家带来潜在的危险与动荡——也可以说，司马光在很多时候，是着眼于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当做他作为谏官的第一要务的。

在宋英宗继位之后，作为他的近臣的司马光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宋英宗与朝廷的文武大臣以及其他性质的官员们的接触太少了。为什么会这样？或许与宋英宗身体欠佳有关：在登基后最初的几年里，宋英宗频繁地生病，而且一旦发起病起来胡言乱语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更别提上朝处理政事之类了。有鉴于此，韩琦、富弼等大臣甚至不得不请出皇太后垂帘听政，以解决“家无主扫帚舞”的问题。当然，与此同时也应该与宋英宗在被立为皇子之前，在地方上做官，与宋仁宗距离较远，因此，不太清楚该怎么做皇帝，以及宋仁宗身前的类似的做法有什么意义。

宋英宗对这些不甚了了，可他司马光却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相当思考与发言权的。所以，这时候他挺身而出，把宋仁宗当年这一好的做法，介绍给了宋英宗，希望他向宋仁宗学习。而他这一建议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帝王之人，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识人与用人。识人与用人，通过吏部等有关部门进行选拨和考核固然是常规做法，但对于皇帝自身来说，假如能够更多与文武官员等接触、交流等等，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认识与了解一个人的。与此同时，在这样的交流中，也必定会对于官场、社会与民间的情况，多一些了解，进而在政策的制定方面更有发言权，少犯“盲人骑瞎马”一类的错误。

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对于司马光这一十分正确的谏议以及同时提出的另一些谏议，宋英宗未能采纳。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光觉得自己在谏院的工作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请求外补——到地方上去任职。对此，宋英宗没有同意：“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谏职，未须求出。”据此，司马光对担任谏职彻底失望了，于一年后再次提出了辞去谏职的请求。这次，宋英宗同意了，但保留了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皇帝的顾问官）一职。而司马光也因此获得了大把的时间以及人事、财政等方面极大的便利，开始了他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的工作。

可以说，司马光作为宋英宗的谏官他的工作不太如意，可在修史、为后代皇帝打造“镜子”，以另类方式谏议方面，他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是不是有点“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