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元纪》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鄱阳朱公迁，以遗逸征至京师，授翰林直学士，每劝帝亲贤远奸，抑豪强，省冗费，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国家之忧，近在旦夕，帝嘉纳之。当国者恶其切直，不能容，公迁亦力辞；章七上，乃出为金华路学正。

从“遗逸”二字，我们可以推知朱公迁成为负责文学和学术事的翰林直学士，应该是因为他作为遗落在民间的能人被人举荐进入中央政府的。而他作为皇帝的贴身侍从，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有利条件，对皇帝——元顺帝频繁地谏言，希望他能够努力做一个明君，避免朝廷走上历史上已经消失了的那些朝代的老路。对于朱公迁的谏言，元顺帝似乎听进去了，只可惜“当国者”——应该是宰相之人听不顺耳，居然将他赶出了京城，到地方上任职去了。

在这里，史家把朱公迁被贬斥的责任推到“当国者”身上，似乎有些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毛病。

元顺帝蒙古名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在他于1340年扳倒权臣伯颜而亲政的初期，委实表现出了作为明君的些许风范，如勤于政事，任用贤能等；加之其所任用的宰相脱脱的勤勉能干，故而让元朝在一度呈现回光返照的局面。但是，随着脱脱因多病而隐退，以及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以后，中国进入了灾害多发期，黄河决口、饥荒频仍、瘟疫爆发，人民流离失所，甚至就连大都也受到影响，元顺帝的心气日渐低落，怠政与享乐抬头。而朱公迁的谏言中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就应该是当时元顺帝身上存在的或者是国家所存在的。

应该说，对于元顺帝之下的“当国者”来说，对于“圣意”的揣摩还是相当准确的——元顺帝对朱公迁的谏议予以“嘉纳”委实不假，但他是不是真的有心践行，则又是另一回事，就跟历朝历代的皇帝，尤其是那些末代皇帝一样。所以，“当国者恶其切直，不能容”，最终将朱公迁调离中央，看上去“当国者”需承担所有责任，但是，真正的责任人，恐怕还是得归结到元顺帝身上：如果他高度欣赏朱公迁与他的建议，那么，就该推行；如果推行，一段时间过后他看不到“当国者”有何动作，那就该质疑，就该问责，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

简单说，“皇帝总是好的，问题皆是奸臣误国”是我们本土文化里，最有意味的一个命题。之所以如此，可能跟我们将皇帝神秘化与神圣化了有关：他们可是带着光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们说的与做的，无不代表了天意。因此，如果一个朝代出来问题，那么，只能由他下面的人——臣子来承担所有责任。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诸如宋高宗因为宋钦宗、宋徽宗一旦被迎回，将会出现他自家该往哪里放的问题，故而在与金人的对峙中主和而不主战，努力维持现状。但是，“投降派”的帽子，最终却扣在了宰相等人头上。

因此，这里的“当国者”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挺倒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