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佑七年（公元1063年），王安石对京城里的刑事案件进行督察，结果发现有一个年轻人获得了一只善斗的鹌鹑，同龄人中有人向其索取他没有给，那人最后竟然将他的鹌鹑抢走了。前者大怒，将后者追杀了。据此，开封府将此人判成了死罪，可王安石反驳说：“按照法律，明取、窃取都是偷盗，此人人家不给他而他强行夺走，就是偷盗。追赶并殴打，都属于缉拿偷盗之人，即便是打死了对方也不该问罪。”随后，他并向有关部门便弹劾开封府有关官员判罚不当。（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史》）

对于北宋有关偷盗之人，该以什么样的刑罚进行处置，我们不甚了了，但是，相信开封府里管刑讯司法的官员应该十分清楚，并且可能他们比王安石懂得更多。虽然说王安石的官职在他们之上，做官的时间也很不短了，然而，仅仅乎听过几回猪的叫声的，与养猪之人对猪的了解肯定是存在差距的。

关于王安石对明取和窃取都是偷盗，性质相同的说法，在今天我们的法律体系里，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有问题的：明取，那是抢劫，是重罪；窃取，假如数额不大，那是轻罪。因此怎能一概而论？人家不给，便强行抢夺——抢劫，被抢之人是有权夺回的；并且假如在这过程中，对对方施以了一定的暴力，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谅解。可假如“防卫过当”，致其重伤甚至死亡，那肯定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而在北宋开封府的有关官员那里，或许他们将鹌鹑的主人判成了死罪，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其“防卫过当”。

从后来这件事闹大了，事情被提交审刑院（掌复查大理寺所断案件的机构）、大理寺（类似于今天的最高法院）两部门复审，这两家部门都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是正确的，这样的结果无疑可以说明王安石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他对开封府有关机构的弹劾也是错误的。但是，因为宋仁宗向来对朝廷官员比较宽容，所以，最终他并没有追究王安石的责任，而是对他高抬贵手，赦罪开释了。按照惯例，这时候的王安石应该到“阙门”去拜谢，但王安石却坚持认为：“我没有错，何罪之有！”最后没有去拜谢。

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高，列宁誉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在两度担任宋神宗朝的宰相期间，进行的大规模的改革，也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他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又是不容回避的。为什么他的改革会失败？宋神宗的态度和立场的动摇是一个方面，有太多的朝臣，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名臣如司马光等人的反对也是一个方面。然而，我们不能不说的是，在这过程中，王安石个性上的弱点被无限放大，也是一个方面：执拗，无法接受别人的意见，并据此对自己的改革做出切合实际的调整，以完善新法。

对此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有这样的论述：“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而他对当年发生在开封府的“斗鹑”致人意外死亡一案，也有自己的看法：“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亦即他认为，王安石之所以固执己见，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罢了，而不是他真的掌握了真理。蔡东藩先生这话，或许有些夸张，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说的是，又确实有它一定的道理。或者说一个人不认错不等于他没有错，不认罪不等于他没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