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博吾（1900—1996），原名文，字博吾，别署“栗里后人”“白湖散人”，斋号 “简朴斋”“三破斋”等，江西彭泽人。
在20世纪的书画家中，陶博吾命运的坎坷、生活的辛酸颇令人唏嘘。1931年从上海昌明艺专毕业时，他正当意气风发的而立之年，效先祖陶潜遗风，隐居彭泽，在诗书画的陪伴中追寻“桃源”之梦。但是惬意的时光不到十年，就因日寇侵华而中断。从1938年到1949年，陶博吾在战争烽火中流亡、迁徙。建国后不到10年，被开除公职。1963年，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每周去派出所参加政治学习、打扫街道。文革爆发后的1966年9月，遭红卫兵抄家。1970年，与老伴一同下放农村。除此之外，他还经历过一些刻骨铭心的情感创伤。一直到“文革”结束，陶博吾才苦尽甘来，境遇得到改善，回到南昌，恢复创作。他幸运地获得了接近百岁的高寿，但是晚年的他已经视力不足，号为“瞽叟”。
陶博吾兼善诗书画，不过，他的诗词、绘画方面的创作情形与价值定位，需要相关领域分别作出判断，本文仅关注其书法。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就陶博吾主要从事的篆书与行书创作而言，风格基本一贯，个性十分突出。他似乎毫不畏惧传统的绳约，也不在乎他人的观感，他选择任性挥洒。这里的“性”正是他的自我，一个在数十年东颠西仆中尝尽酸甜苦辣的苦难心灵，倔强、固执、凄清、沉重。在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书法热中，他的书法赢得了专家和公众的双重喜爱。他的线条有沉重的挥运与果敢的折转，他的结体有欹斜的形状与凝重的姿态，他的书法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紧促的布局与铿锵的节奏。这一切凝聚了他的个性，也展示了他的才情。在当时人们对书法传统的学习研究还没有进入到一个纵深的时刻，人们轻而易举地将他供奉到了大师的行列。
但是，艺术史是一个反复改写的苛刻过程。今天，重新审视陶博吾书法，深感其中的遗憾触目可见。试分述如下。
关于篆书。陶博吾非常推崇吴昌硕的石鼓文，当年入读以弘扬吴昌硕艺术为职任的上海昌明艺专时，吴昌硕已经逝世两年，不获亲炙，陶博吾深以为憾。陶博吾致力于篆书创作，寓有发扬光大吴昌硕艺术的宏愿。后来，陶博吾的篆书变化出自己的一套模式，强调力量，追求欹斜，夸张顿挫，但是线条的圆劲感与连续性不足，单字结构过于疏离端庄正大的篆书基本法则，其效果远远不及吴昌硕的流畅、浑厚、端庄、饱满。如果指责陶博吾的篆书近乎“野狐禅”，恐怕过于苛重；如果说陶博吾的篆书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大胆实验，却并不过分。
关于行书，则陶博吾的大部分存留作品都在及格线以下。孙过庭所说的“任笔为体”，正是陶博吾这样的情形。虽然其清癯、扭动的结体还负载着一种不俗的姿态，但是那些扁薄粗糙、刻露生硬、强行折转的运笔则实在乏善可陈。虽不是他的行书中最薄劣的作品，但也仍然经不起持久的鉴赏。艺术创造当然不排斥自由挥洒，但是只有天才卓异或者穷通百家之人才有资格和可能进入这样的境域，天才卓异之人虽千万人不一遇也，穷通百家之人则非数十年辛勤耕耘而不能到，陶博吾均非其人。陶博吾酷爱诗词，长期吟哦，对诗词创作有切身的体会与深入的思考。北宋梅尧臣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陶博吾特殊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特殊的内心世界，他的心中无疑蕴蓄了属于他个人的不尽之“意”，但是，“意新”尚需“语工”，“斯为善也”，诗词如此，书法亦然，如果缺乏对书法语言的精心锤炼，就没有希望抵达书法的理想彼岸。
陶博吾属于科班出生的艺术家。在南京与上海的艺专学习经历成为他一生艺术的凭借，奠定了他同时进行的诗书画创作的良好基础。但是这种经历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仍然不足以负载全部艺术理想。中国传统艺术博大精深，需要从事者长期沉潜、耐心切磋，但是他矢志艺术、长期积累以求厚积薄发的愿景却因为命运逼迫而屡屡中辍。壮年时代遭遇战争烽火，晚年遭遇“文革”动乱，让他屡遭蹭蹬。陶博吾在1984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我的学书经过和体会》，诚实告白：“我今年八十四岁，对书法也下过一点功夫，享受过一些趣味，但是也经过一些挫折，表现过极端软弱。
“文革”时，自红卫兵把我珍藏的碑帖、画册以及经史子集销毁以后，接着又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整整十四年，不但没有写过一幅墨笔字，连一枝墨笔都没有见到过。很多人在改造中完成许多著作，而我却表现得如此消极，回想至此，悔恨如何！”陶博吾于1978年底携老伴重返南昌定居，当他得以重整纸墨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年将垂暮的老翁。此时，陶博吾已无可奈何，他已经无力弥补基本功方面的欠缺，他只能选择“任笔为体”，凭借早年的笔墨经验、长期砥砺的诗词修养、坎坷生活赋予的奇逸情怀来直抒胸臆。这当然是令人扼腕叹息的。陶博吾中年时代的题画诗有道：“年来历尽风霜苦，欲再凌空知已难”，不幸成为他晚年艺术创作境地的预谶。
在陶博吾的书法遗作中，有少数作品相对来说离传统较近、离他的个性较远，技术控制相对严格。这些作品不是他最具代表性风格的作品，但是它们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这种情况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崛起以来对艺术家“个性”的过度崇拜与过度依赖。“个性”真的那么重要么？什么样的“个性”表现才可能汇入艺术史的巨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