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戴笠到西安主持缉查干部训练班毕业仪式，将文强召去西安，汇报了有关赵理君杀人案的会审情况及北渡前的准备工作。
隆冬时节，文强带着军统局配属的华北办事处人员及60名在兰州训练班受训完毕、一心想上阵杀敌报国的青年学员共150余人，在第27军补充团长饶石夫率部掩护下，取道郑州上游汜水渡口，星夜渡过黄河。
渡河后，他们由当地农民带路，冒着严寒，昼伏夜行，顺利通过日军岗楼林立、探照灯和机枪无目标瞎扫乱射的封锁地带，经过武陟县境，平安进入了河南与晋东南交界处，这里就是国民党军太岳军区游击根据地——太行山区域。
太行山，位于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海拔1000米以上，由东北方的拒马河谷迤逦南行，绵延400多公里，直抵晋、豫边境黄河沿岸。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此地已成为中国军民抗击日军的一处重要游击根据地。
对于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游击战，以往宣传得较多的是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游击队。其实，当时国民党军也有相当部分兵力用到了游击战中。
1937年冬，在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就提出：
“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人局促于点线之占领。”
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敌后游击战。
1938年10月底，武汉失陷后，蒋介石在11月25日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又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基本方针。
这次会后，国民党军即有约60个师的兵力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为了培养游击战的指挥人才，南岳军事会议还决定在湖南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兼校长，聘请中共军事将领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和一批八路军干部任教官。
南岳游击干训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所以，南岳军事会议之后，各战区普遍开展了游击战，国民党军从事游击战的鼎盛时期，用于游击战的兵力达100多万。
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先后开辟了豫东、山西、浙西、豫鄂皖边区、海南、冀察、鲁中等游击区。其中，一些游击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楔入敌后的钉子，对日军形成很大威胁。
太行山根据地是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两大游击根据地之一，另一游击根据地在纵贯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的中条山地区，已于1941年5月，在日军发动的中条山会战中失陷。
中条山会战中，从5月初开始，日军用了约一个月时间，出动六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和一个骑兵旅团的强大兵力，向以中条山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卫立煌部26个师约18万人进行包围扫荡。
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到5月15日，国民党军守卫的山隘重地及黄河渡口终于全部被日军攻占。第3军军长唐淮源、第27师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祀等殉国。
据日军事后统计称：
国民党军在此役中“被俘约三万五千名，遗弃尸体约四万二千具” 。
因此，中条山根据地失陷后，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就只剩下了太行山游击根据地。
当时，国、共两党军队在太行山区都建有游击根据地，地域犬牙交错，客观上互为犄角。
日军于1942年5月发动浙赣战役的同时，也对太行山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夏季大扫荡，国、共军队都遭到严重损失。
5月中、下旬，日军以一个师团和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共2.5万人的兵力，分几路向太行山西麓中共方面的太行山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扫荡。
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被包围在南艾铺一带。25日，在日军重兵合击下突围时，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不幸殉国。
6月初，日军又向中共太行山根据地南部地区进行扫荡。9日，日军将八路军第129师直属队和新1旅一部共2000余人合围在石城、黄花地区，当晚，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部从敌军间隙中巧妙突围。此后，日军又对太行山东麓的国民党军根据地实行扫荡。
6月10日，日军在林县城西北约12公里处的崔底，遭到孙殿英部新5军暂编第3师刘月亭部的顽强抵抗，守军以手榴弹、滚木檑石之类简陋武器阻击敌军五昼夜，双方都有较大伤亡。第40军和第27军为策应新五军，主动出击，直到7月15日才打退日军进攻。
在这次粉碎日军扫荡中，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孙殿英的亲信、师长刘月亭受伤被俘后投降了日伪。
第27军军长范汉杰因在战斗中落荒而逃，溃不成军，被胡宗南将他明升暗降调回西安，改派刘进、李蓬仙接任正副军长。另调胡长青第45师和陈孝强的预备第8师入山。
文强进山后，首先来到第27军驻地——陵川。
陵川县地处南太行，在晋东南之东南，距河南省修武县界110里，东扼冀、鲁山川，南鸟瞰中州平原，历来是兵家必占之地。
为了加强陵川抗日工作，中共太南特委任命李希曾（陵川平川村人）、路宪文（陵川附城村人）、候景域（陵川附城城东村人）等组成新的工委。
同时，在全县设三个区和区工委，利用牺盟会发动群众，针锋相对、面对面和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作讲理斗争。
还利用阎锡山地方势力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将国民党中央的“晋南工作团”赶出了陵川。
国民党陵川县长师人凤的反动政权，是我党建立太南根据地的一大障碍，特委书记李希曾亲临陵川秘密布置，赶走了国民党县长师人凤，使县、区、村政权大都又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
1940年3月，中央军第34集团军司令兼40军军长庞炳勋部、嫡系27军军长范汉杰部和新5军军长孙殿英部抢占陵川。西区的刘戡、陈铁和陇海路驻军临时抽调的6个师,准备东渡黄河随时准备增援陵川。
八路军总部也针锋相对，增调129师新组建的新编第1旅、115师344旅、决死纵队、独立支队、河北民军第4团组成由副总参谋长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的“八路军第2纵队”，准备在陵川和国民党军展开一场厮杀。
因此，赵基梅、陈锡联、陈再道、杨得志、唐天际、韦杰等高级将领率部集聚陵川，司令部设在平城秦寨村（今义汉村）。
毛泽东主席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考虑，防止国共相杀而利日寇侵占中华，以他和王稼祥之名，当月15日急电令朱德、彭德怀：
“万万火急朱彭二同志：蒋卫（指蒋介石、卫立煌，笔者注）已下令庞炳勋范汉杰刘戡陈铁各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从陇海路加调六个师渡河汛情况等密切注意此事之严重性，考虑对蒋卫作必要让步，避免因此破裂两党团结请你们考虑让出陵川河南合涧林县一线的问题”。
根据毛主席指示在我八路军总部、太南特委和军区的安排下，凡在陵川的我党、政、军机关、地方武装、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部撤退到平顺县境内的大山中。
我党、政机关从陵川撤出，史称“太南撤军”。随后，国民党即占领陵川县城，在北关瘟神庙成立“军区设计委员会”，受27军军部直接控制，是一个相当于署一级的军政机构。
在陵川，在军统晋东南站站长乔家才陪同下，文强与新任第27军军长刘进见了面。
刘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刘进也是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比文强年长一岁，以前也曾是CP（中共党员）。
俩人谈话中，文强了解到山上情况确实复杂。
经过半年的整顿，国民党太行山游击根据地仍混乱不堪。当时，仅仅控制着十多个县，国民党军十分仇视八路军，划地为界，严密封锁，如临大敌。
而国民党军内部中，被称作杂牌军的第40军马法五部和新5军孙殿英部又仇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与刘进第27军形同水火，几至不通往来。
名义上这三个军名都归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的指挥，实际上，庞炳勋只管得住他的起家部队第40军。
庞、孙虽然都出自冯玉祥的西北军，但两人交恶已久，互不买账，被人们以古代战国时期著名的孙膑、庞涓之争相比，戏称为“孙庞斗智”。
而第27军是中央军嫡系，对其他两军起着监视和居中缓冲的作用，不过，该军内部也矛盾重重，两个师长胡长青、陈孝强一贯骄横跋扈，眼中只有胡宗南根本没有刘进。
文强到山上后，呈请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批准，将自己所带人马编为战区挺进第八纵队，自任司令，并保荐原军统局少将特务团长，因与宪兵发生冲突而被戴笠开除的杨清植任副司令。
军统局在太行山上的铁道破坏总队1000余人也被编入第八纵队，作为下属一个支队。
此时，整个太行山区的国民党军队号称有20万人，可豫北连年大旱，这么多的军队驻扎山间，军食民食均无法解决。
国民政府的法币控制地方太小，加上恶性通货膨胀，零钞停发，大钞要起码以二元五元为单位，直至以关金代替，在山区无法使用，敌伪钞票反而通行无阻，因而民怨沸腾，视国民党军为灾祸。
此情此景，第27军军长刘进视若罔闻，还趁机利用他的亲信秘书张瑞南，在其控制的十余县搜刮民财，抢掠党参、皮张之类土特产，为阎锡山系的官员所不满，托词民意，向洛阳、西安、重庆控告。
刘进对此又恨又怕，抱怨胡宗南将他推到了一个烂刺堆里。见文强到来，刘进担心文强又会将不利于他的情况向西安、重庆报告，只得在文强面前，做出满口效忠党国的官样文章。
文强在陵川停留了三四天，与刘进和乔家才都约定了密电码，才到孙殿英驻地——林县临淇镇。
自从在重庆接受到前往太行山的任务后，历时十个月，文强这时才真正到达目的地。
从重庆出发以来，文强对与孙殿英的会面一直怀着神秘而又兴奋的好奇心。
孙殿英本名孙魁元，殿英是他的字号，反被人们当作了正名称呼。他是河南永城人，这年50多岁。
孙殿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人流氓土匪出身，做过豫西有名的封建会道门“庙会道”的道长，起家于军阀混战之中。
他在华北五省私造“殿英牌”毒品，私造军火、印制伪钞，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1928年，驻防河北蓟县时，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墓葬珍宝，更是轰动一时，无人不知。到了1933年，他率部参加热河抗战，又博得了“抗日英雄”的美名。
孙殿英江湖出身，生性反复无常，根本不讲什么政治原则，一切以对自己有利为出发点，经常脚踏两只船甚至三只船。
参加热河抗战后，他曾聘请共产党人宣侠父当他的秘书长，率部移驻青海途中，得知蒋介石密令马鸿逵将其消灭，因此滞留包头，为了联合陕北红军和西北军杨虎城部以求自保，又曾聘请共产党人南汉宸当过他的“高等顾问”。
孙殿英可以同时与国民党广东反蒋派的代表、汪精卫改组派的代表、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的代表甚至伪满皇帝溥仪的代表挂钩拉关系。所以，国民党中央对他一直存有戒心。
那天上午，文强被孙殿英的副官带到了一个小院。
走进院门，只见一个瘦高个子的老人正背对着门，站在院内一堵照壁前，抬头看着墙上挂的一柄红绸裹着的宝剑，口里在讲着什么。
副官告诉文强，那就是孙殿英。在孙殿英左右两边站着几个长袍大褂的彪形大汉，正俯首低眉地在听讲。
副官对文强说：
“孙大爷正在讲道。请稍等一会儿。他已知道高参要来，今天一起床，就要我们准备茶点水果招待你呀！”
这时，孙殿英扭头瞥见了文强，赶紧叫弟子们退下，抢步上前，那张因幼时患天花而留下了一些麻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十分热情地挽住文强的手道：
“高参老弟，昨晚就听说你要来。我今天一早就等着欢迎你。雨农是我的把兄弟，你来了，就跟雨农来了一样。以后仰仗的地方还多着呢！”
随后，孙殿英将文强请进一个大厅堂，在一张红漆大桌前坐下。上方屏风前有一长条案，其上摆着一张嵌在镜框里的蒋介石半身放大照片。
孙殿英向文强热情介绍：
镜框左边横摊着的，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影印件，右边摆着的，是一部岳飞手书《出师表》石刻拓本。
后来文强才知道，凡是蒋介石派来的国民党要人，孙殿英都要摆出这些东西来，以示炫耀。
他还听说，那封影印信，是孙部一个副师长靖任秋在重庆受训结业时，蒋介石让他带给孙殿英的。虽然靖任秋已因共产党嫌疑而被捕入狱，但孙殿英仍以此信为无上光荣。
孙殿英唯恐文强没有注意到那封信，特地在讲话中提起说：
“一年前，有人在洛阳告发我的副军长邢肇棠、副师长靖任秋等人都是共产党。当时，庞炳勋庞老总趁机找我的麻烦，说我养了共产党想造反。甚至说李锡九老先生也是共产党——李老先生可是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呢！
我是个老粗，哪里分得出青红皂白？只好将靖任秋扣押起来。邢肇棠听到风声，先带着副官、勤务兵一起逃走了。
直到于今，庞老总还说是我有意放走的。天晓得，我孙老殿一生不做这样的事！三尺土上有神明。欺骗长官是要遭雷火烧、五雷殛的。
李锡九老先生现在洛阳，住在七里河我的办事处里，要人有人，什么时候也不会跑。他究竟属何党派，我是分不清的……
可恨的是调到重庆受过训的靖任秋，委员长是何等爱护他，从我保存的这封信上就可以看出来。人心难测，谁料到他会是共产党？真是该死的东西！
……这次高参老弟到山上来，很好。如果发现部队中有杂七杂八不顺眼的东西，该杀该剐，只要你说一句，我就照办。
还希望会着庞老总时，或是去信洛阳、重庆时，为我好言一句。我孙老殿决不再做狗屁倒灶的事！”
孙殿英哇里哇啦说完这一大通话，两眼盯着文强，眼皮像猴子一般不停地眨动着。
文强知道他是在观察自己的神态，想摸自己的心思，便顺着他的话，把蒋介石如何重视太行山敌后根据地，戴笠如何看重其与孙殿英的关系等等好听的话说了一遍，并说道：
“今后，山上有什么困难，都请实言相告。如有用得着的地方，小弟愿供驱策。”
孙殿英听了这些话，十分高兴，当晚就摆了盛宴为文强洗尘。他对文强的称呼从“高参老弟”改成了“老弟”，把文强当成了自家人。
这以后，文强与他几乎是隔日一见。孙殿英给“庙会道”的徒众们讲道，再也不避文强。还在他军部附近选了一处地主庄园，作为文强的办事处。
为了办事方便，这时，文强对外不称军统局华北办事处，而称军委会高参办事处。
